我们要想解释这个世界，我们就去找产生这个世界的源头，我们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后面就只靠逻辑推理，就能建立整个学术大厦了。
比如牛顿力学，就建立在最基本的几条定理上，世间所有的物理现象，我们就靠这几条定理一路推理出来。
所以近代科学的思维是，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我们首先思考产生它的原因。通过这个原因，把这件事其中的“因果关系”找出来。找出了因果关系，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事物的本质。
比如我们看见鸟儿在春天求偶交配。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去思考“鸟儿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比如答案是：“鸟儿在春天交配，是因为春天食物很多，利于幼崽成活。在远古时代，也曾经有不在春天交配的鸟儿，但是它们都在大自然的残酷竞争中死掉了。所以今天活下来的鸟儿都有一段基因，一到自然温度上涨到一定度数后，就开始刺激鸟儿发情、交配。”
有了这么一番解释，科学家们就认为，已经解释了“鸟儿在春天交配”这件事的本质了。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也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律，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中国的传统思维不同。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东西，包括人的行为举止，人的社会活动，都和大自然都遵守同一个终极规律。这个规律人类是不能抗拒的，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律，你就会受到惩罚[12]。
比如，一个中国传统学者观察到鸟儿在春天求偶，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只鸟儿“应该”在春天求偶繁殖，如果它不这么做，它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不能正常养育后代。
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家看来，我们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自然规律后，就等于知道了我们“可以”干什么。
而在中国传统学者看来，我们只能顺应自然规律。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自然规律后，就等于知道了我们“应该”干什么。
所以在朱熹这里，研究出了“理”，最后得出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道德律令。
那么，怎么能研究出这个“理”呢？
人也于万物，每个人的心中，也都有“理”[13]。但是，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相同的“理”，为什么人和人的外在表现都不同呢？这世上为什么还有好人坏人、哲人庸人呢？
这是因为，虽然每个人心中的“理”都相同，但是“气”却不同。“气”是有清有浊的。清的就是圣人，浊的就是庸人。修行的目的，就是把气由浊变清。朱熹用灯笼来做比喻。说“理”就是烛火发出的光亮，“气”是灯笼纸。灯笼纸越浑浊，灯就越昏暗。最好的情况是灯笼纸整个都没有了，那就是最明亮的了[14]。
我们看，这里和佛教的染净说是非常像的。
朱熹又认为，所谓浊的“气”，主要是人的那些违反道德的欲望。是这些欲望把“理”给遮掩了。
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做一个比喻：
“理”相当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观。比如姐夫看见小姨子漂亮，但是在小姨子面前循规守矩。朱熹认为，这是姐夫内心深处的“理”在起作用，他相信礼教大防，不能轻薄小姨子。
如果浊气占上风了，姐夫被欲望蒙蔽，热血上涌，心想俗话说得好，小姨子是姐夫的小棉袄。一冲动，“叭”亲一口。完！按照儒家礼教，这姐夫就成了丧心病狂的罪犯。这浊气把他心中的“理”给遮掩了。
所以程朱理学说“存天理，灭人欲”。
要想让我们认识“理”、符合“理”，就必须把浊气消灭掉。
我们后来常用“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批判程朱理学禁锢人性。这个批判有不准确的地方：程朱要灭的“人欲”，不是人类的一切欲望，而是那些违反儒家制度的欲望。姐夫不能喜欢小姨子，但夫妻亲近不仅允许，而且是必须的。因为传宗接代符合儒家的“理”。
朱熹曾作诗说：
川原红绿一时新，
暮雨朝晴更可人。
书册埋头无了日，
不如抛却去寻春。
他说，看，外面的春光多美好啊，看什么书啊，扔了书出去玩吧！他显然不是一个死板的道德变态。
当然，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看，儒家礼教还是禁锢人性了。
但是，光摒弃浊气还不够。
禁欲是消极的行为，顶多让人不违反礼教，但不能指导人主动做什么。
比如说孔子那样的儒家圣人。孔子不仅仅是不纵欲，他还有智慧，留下了《论语》等儒家经典来指导别人。
这个《论语》中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能不能也像孔子那样拥有伟大的思想呢？
朱熹认为，孔子伟大，是因为孔子了解了“理”。
因为“理”是终极真理，所以根据孔子思想总结出的《论语》成为了传世的伟大著作。
如果我们也了解了“理”，我们就可以像孔子那样为这个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就能成为儒家的“圣人”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了解“理”呢？
因为“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所以我们通过研究身边的小事物，就可以发现“理”。朱熹管我们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和思考、去发现其中蕴含的终极真理的过程，叫做“格物”[15]。
“理”存在于万物中。那么，我们只格一个物，是不是可以发现终极真理呢？
可以的。
这里就和自然科学不同了。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观察很多很多的客观现象，然后去想想有没有什么统一的道理可以概括所有的现象。这个统一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科学定律。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个事物，就不能得到有用的科学定律，或者说，只有极小的概率才能蒙上。
但是朱熹认为，通过研究单一的物体来发现“理”是可以的。
我们对朱熹的格物说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朱熹是在号召人们格掉天下所有的事物，格来格去永远也格不完[16]。
其实不是这样。朱熹的意思是，格物如同用功学习，既然一切事物都可以格，那么平时见到什么就应该格什么，这样才能抓紧一切时间用功[17]。但格物不一定非要格掉所有事物。既然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终极真理，那么理论上，你只要能“穷尽”一个事物的“理”，你就能“可推而无不通也”，你就可以获得终极真理了[18]。
当然，所谓“穷尽”，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就像普通人不能轻易成为圣人一样，普通人也很难随随便便通过一件事物就能发现终极真理[19]。
好在每一个事物都拥有“理”，那么我们就不用非在一个事物上格[20]，我们可以随便格，当然最好是先从儒家的道德准则开始格起[21]，但也可以见到什么都格[22]，待人接物也可以格[23]，日常生活也可以格[24]，能格一点儿是一点儿[25]，觉得什么容易就格什么[26]。
格到什么时候呢？
格到有一天，你就突然间发现自己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世间的一切道理，你就完成目标了[27]。
前面说过，“认为世间万物中蕴含相同的规律，研究万物可以发现这一规律”的思路，和物理学的思路是一样的。
朱熹说，学者去研究天为什么能那么高、地为什么那么厚、鬼神为什么时隐时现、高山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格物”[28]。那么假如我们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讲究证据、讲究量化的方法——去格这些东西，那最后格出来的，就会是物理定律了。
可惜无论是在佛教前辈还是朱熹生活的时代，人们不了解科学的方法论。缺少了亚里士多德、培根、伽利略和哥白尼的铺垫，佛教前辈和朱熹再天才，他们去研究大自然也研究不出牛顿定律来[29]。
他们研究出什么呢？
佛教认为，人类最终能领悟到的，是“万法性空”的佛性。
而朱熹认为最后能领悟到的，是诠释儒家道德的“理”。具体来说，就是“天地万物自有运行的规律”，比如阴阳的规律，五行的规律，自然万物“诞生、成长、衰败、毁灭”的规律。
你可能有个疑惑：
之前我们说了，善和恶是理性概念，而“佛性”是超越理性的，所以“佛性”是应该超越善恶的。根据这个逻辑，狂禅还得出了“可以违反戒律”的结论。
那“理”也是超越理性概念的啊。那么，非理性的“理”，是怎么产生理性的道德观的呢？
理学的解释是，“理”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符合“理”的规律，那就是善的，违反了这套规律，就是恶的[30]。所以我们儒家不是强行编了一套道德规范去教育人类，我们是揭示了世界运转的本质规律，我奉劝你还是遵守这套规律比较好。
这就是儒家道德的本体论证明。
以上这些内容您没有看明白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理学：
理学的“理”就是佛学“佛性”、道家“道”的大致翻版。“理”是终极真理，遍布于所有事物中，不能用理性语言直接描述。我们想要认识到“理”，可以从万事万物中慢慢领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领悟到“理”，也就是领悟到世间万物的真理了。
经过了佛学的学习后，我们不难发现理学有大量和佛学类似的地方。
比如前面朱熹用“月照万川”的例子，就很像华严宗的“因陀罗网”宝珠互相相映的比喻。再比如，朱熹认为在理论上格一个事物就能发现万物的终极真理，这也很像华严宗的“一即一切”。
禅宗里还有一句名言：
“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31]
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真理的完整体现，这和理学也很像。
关于理学和禅宗的相近之处，还可以注意朱熹的这句话。他说，悟出“理”的过程，“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其始固须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个事不可欲速，‘欲速则不达’，须是慢慢做去。”[32]
这正是禅宗对顿悟的阐述：千万不能刻意。而这个一点点格物，最终格出真理的做法，分明就是神秀的“时时勤拂拭”。
理学和佛学不同的地方在于，佛教认为包括世俗生活在内的所有理性知识都是妄想，都应该破除。儒家不同，儒家认为存在一个非理性的终极真理，但不意味着这终极真理之外的世俗世界就是必须抛弃的坏东西，天地万物是真实存在的，世俗生活是有意义的。它们不停地运动，就是“理”这个本质规律的体现。
所以，禅宗用来破除理性概念的公案、棒喝、呵祖骂佛，对理学来说就过分了。理学不需要这么极端的破除理性，它还是要留下这个世界和儒家道德，作为最后的底线。
作为一心振兴儒学的学者，朱熹很排斥佛教。然而从他的理学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受到禅宗的影响[33]。
以我们学过的禅宗去评价理学，那理学相当于禅宗的不彻底版。这样的理学，既拥有了佛学的哲学体系，阐述了终极真理的奥妙，又符合儒学并非看破一切的入世观，也避免了慧能之后毫无规则的公案、惊世骇俗的呵祖骂佛。
听上去蛮不错的。
如果我们以佛学发展史为坐标衡量理学，那么理学是沿着中观般若一路走，走到慧能之前，到了神秀那里就突然止步了。
可是，真停的住吗？
这里的关键是，慧能的“去尘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杜撰，它是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结果。凭什么理学说停在哪里，就能停在哪里呢？
【三】
和朱熹同一个时代，有一个叫做陆九渊的书生，提出了和朱熹相近又不太相同的形而上学，称为“心学”。陆九渊反对朱熹的格物，认为真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用不着去格外物[34]。因为学术上的分歧，朱熹和陆九渊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史称“鹅湖之会”。当时两个人谁也没说服谁。不久，理学成为了宋帝国的官方学说，名扬天下。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一个被后人常称为“王阳明”的儒生决心要按照朱熹的理论，认真去格一个竹子。他一连格了七天，心力交瘁，为此大病一场，却什么也没格出来。
王阳明从此对理学产生怀疑，投入到心学的门下，最终把心学发扬光大。
我们用佛学的话翻译一下，就是说：
王阳明跨越了朱熹不敢迈过的界限，一步跨到慧能那里了。
理学和慧能的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慧能认为人心和佛性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即心即佛”，不需要修行就可以领悟佛性。而理学认为，虽然“理”无处不在、不可言说，但要追求到理，还需要长时间地研究客观世界，也就是格物。
但是，既然“理”这个终极真理无处不在，那么也应该体现在人心里。如果“理”是超越空间、时间的，那么我们的心就应该拥有全部的终极真理，而不仅仅是部分真理。
所以王阳明说：“心即理也。”[35]我的本心就是“理”，本心的外面并不存在更多的真理[36]。
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外物去寻找真理呢[37]？
所以王阳明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38]
——我们只从自己的内心中去追求终极真理就够了。
接下来的推理，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禅宗理论的复习课：
既然我们的内心就是终极真理，那么我们对终极真理的领悟过程，也应该类似于禅宗的顿悟。就像陆九渊说的：“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39]
既然终极真理不需要特别追求，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包括格物在内任何刻意地修行方式。
所以王阳明作诗说：
“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40]
你看，这完全就是禅宗“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翻版，心学和禅学理论之近，王阳明连话都懒得改了。
既然终极真理就在我的内心之中，不需要从外物中追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外在于我们的儒家经典呢？
这和慧能认为不需要依赖佛家经典是一个道理。
所以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