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掌握了真理，那么儒家经典对我来说意义就不大了，不过是我思想的注释而已[42]。
除了把世界的本质解释为儒家道德外，心学和禅宗几乎都一模一样。
那么，理学和心学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儒家道德能在古代畅行，是因为它的那套价值观最适合在古代统治庞大的农业帝国。只有倡导儒家思想，古代社会才能稳定，人民才不容易造反。这和理学、心学费了大劲证明的结论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你没从哲学上证明儒家思想是真理，不也不影响统治者倡导儒家道德吗？就算没有理学家，儿子该孝顺爹不还是爹孝顺吗？老百姓该三从四德不还是得三从四德吗？
那你们这些理学和心学家，不就是弄个思想游戏关起门来自己哄自己玩吗？
不是的。
关键是，一切道德律令，它们最基础的部分都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比如我们说人人平等是对的，如果有个人非梗着脖子说：“我就觉得人人应该不平等！我就喜欢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怕我被当成弱者杀掉我也心甘情愿！”
我们又该怎么反驳呢？
我们都说无私比自私好，如果有个人非说：“我就觉得自私更好。人人自私的世界更真诚！谁讲无私谁虚伪！”
我们又该怎么反驳呢？
辩论到最后，都会变成互相抬杠，辩论不下去。
所以任何一种道德的最基础的部分，一定是一些先天的、不容置疑的独断论。我们只有约定好共同遵守这个独断论，我们才能愉快的交谈下去，如果不遵守，只能互相骂大街，看谁拳头大了。
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开头说人人都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原话是怎么说呢？它是说，这些权利是“造物主”给的。说白了，就是上帝给的、神给的，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它拒绝跟你讨论，它就说这东西是天然正确的。
再比如近代欧洲人讲人人平等，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说人人平等之类的权利，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直译叫做“自然权利”。
意思是，这个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的，谁也甭跟我在这辩论。
“自然权利”我们翻译过来，习惯叫“天赋人权”。这个翻译也很棒。
我们中国人说到天经地义的事物，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说这是“天理”，“来自上天的道理”。这个“天”和欧洲人口中的“自然”一样，都是一种超越人类存在的事物——人类消失了，自然还在、老天还在——是个不容置疑的东西。
西方的“自然权利”，正好对应我们的“老天爷赋人权”。
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遇到特别不公正的事情，会大喊“天理何在？”意思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道德，是“天理”啊，是从天而来的，拥有不可置疑的正确性。你不遵守这个道德，你就是坏，还有什么好讨论的？直接指责你“为什么不遵守天理？”就够了。
一切道德观，最后都需要一个不可置疑的、独断的“天理”。
儒家也是一样。
刚才我们说，到了宋朝，儒家学者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想要为儒家理论找到一套形而上学的基础。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辩论，尤其是经过和那些善辩的佛教徒辩论，儒家学者意识到，他们最关心的道德问题如果辩论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先天的、不可置疑的正确”的问题。
只有证明了儒家道德属于终极真理后[43]，这些人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儒家忠孝道德也就是永恒存在，不可质疑的了。
所以朱熹才敢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44]王阳明才说，儒家道德“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45]既然儒家道德是终极真理，那当然是在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里都是正确的了。
听完这一套后你可能会有点崩溃：
你们儒家一开始不就认为自己的那套道德规范是天经地义的吗？你现在不就是更严谨地证明了一遍吗？除了你底气更足一点外，又有什么用呢？
有用。
从大的角度说，理学和心学等于给知识分子找了一个人生的出路。
传统儒家的人生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就是辅佐圣王，平治天下。但是，要做到这种境界的人，几十年里也出不了一个。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在这条路上走不了两步就趴下了。
那该怎么办呢？
传统儒家的说法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您在家里好好呆着，好好遵守儒家道德，多做点好事。
这固然也是一条出路，但毕竟属于退而求其次——从一言兴邦到回家读书，总归是降了级别的。
因此，古代的读书人到了不得志的时候，到了晚年，总要投奔佛道，因为那里面给不得志的读书人留了一片精神家园。像韩愈那么极端反佛的人，晚年被朝廷贬斥，结果也是和僧人当了好朋友。
人生必须有这么一个需要，没办法。
有了理学和心学就好了，理学和心学和终极目的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领悟终极真理，“治国平天下”是领悟了真理的副产品。所以对于理学家和心学家来说，不管能不能当官，都不妨碍我在修行的路上一路前进。就算被朝廷赶回家了，那也不过是我在修行路上的一个小转折而已。
每个人都有机会格物致知成大圣人，这是理学给知识分子们留下的精神出路。
理学不光是提供了人生出路，在解决具体的道德问题的时候，理学也有用。
因为各种道德问题，一旦到了最根子上，你做出来的道德判断都不来自于理性的道德律令，而是来自于人的冲动本能。
举个例子。
我们假设回到朱熹那个年代，也就是所有人都认同孝道的年代，我们做这么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父亲没有饭吃了，我们需要偷东西给父亲吃，这件事在儒家看来，是道德的吗？
你可能觉得是道德的，实在没办法了嘛。
那么再假设，现在是在大饥荒的时候，父亲没有饭吃了，我们需要杀一个人才能抢到饭给父亲，那能杀么？
如果需要杀别人全家呢？
如果必须要杀一个小孩呢？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通过不断调整道德天平两边的砝码，来让这个天平非常平衡。一旦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陷入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靠一条一条的道德律令，靠理性去分辨对错的。
只能靠直觉。这个直觉，就被理学和心学家总结为“理”和“良知”。
所以我们常说，一件事对不对呢？“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要“扪心自问”。真正的道德问题都是别人没法替你回答的。
就比如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说你应该遵守儒家道德，不应该有不必要的欲望。
那朱熹为什么不实实在在地说“吃饭只能吃饱，不能追求美食”，或者“男女之事只能用来生育，不能追求乐趣”呢？
因为这中间就有无数难以取舍的情况，你靠一条一条的道德律令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我一顿饭吃一块肉算不算人欲？吃两块呢？吃两块上面再撒点糖呢？朱熹自己还作诗说“春光真好不如出去玩”呢，那您这出去玩是算是孔子赞赏的那种“洗完澡唱着歌回家”的高雅情调呢？还算是荒废时光不学无术呢？
这无数的道德问题，由谁来分辨呢？
如果你回答说，让前辈大儒替你分辨，那前辈大儒又是根据什么分辨的呢？
最后，只能是追问自己内心的“理”和“良心”[46]。
听上去没问题吧？
可是，你有没有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既然终极真理就在自己的心中，既然外在的经文、说教都不重要。那么道不道德岂不就是自己说了算？
王阳明大胆地说：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47]
又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48]
又作诗说：“个个人心有仲尼。”[49]
假如我的心灵就是万物的主宰了，那道德在哪[50]？
假如我就能代表孔孟，那儒学在哪？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51]呢？
这最后的突破将由泰州学派完成。
【四】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第一次拜访王阳明的一段小事，可以作为该学派的一个写照。
王艮在见到王阳明之前，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学者。两人见面之后，进行了一番非常机智的对话，王艮对王阳明崇拜得五体投地，说您实在是太厉害了！立刻决定拜师。
结果到了第二天，王艮又找到王阳明说：不对，我昨天回去琢磨了琢磨，你说的话还有问题。我这师父拜得太轻率了，咱俩还得再聊聊[52]！
两人第一天的见面，既充满机智又惺惺相惜，原本是难得的文人佳话，将来能常常拿出来跟晚辈们讲的。无论从文人做派还是从传统礼节上来说，王艮第二天的行为都大煞风景。然而王艮只以真理为重，别的什么也不在乎。而王阳明还就欣赏他这一点，赞赏说：
“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予所甚乐也。”
——有疑问就问，不盲从，我就喜欢你这样！
也只有这种肯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学者，才可能真正推进学术的发展。
不过，在学过了禅宗的我们看来，激进的泰州学派也不过是重走了一遍禅宗的老路而已。
从王阳明那里，就能到处看到禅宗的痕迹[53]。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饥来吃饭倦来眠”外还有很多。我们再说几个。
王阳明作诗说：“心性何形得有尘。”[54]
很容易联想到慧能的：“从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王阳明还作诗说：“万化根源总在心。”[55]
慧能则说：“万法尽在自心。”[56]
慧能还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说有两个僧人看见幡被风吹动，两个人一个人说是“风动”，一个人说是“幡动”。慧能见了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心动”[57]。
之所以之前没介绍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虽然被很多人故弄玄虚的引来引去，实际上道理极为简单，就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和唯识宗的万法唯识没太大区别，也推不出什么新鲜的道理来。
王阳明说一切真理都在自己的内心，用不着从身外去求，也很容易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所以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
有学生质疑他，树上的花在山中自己开自己落，难道不是独立于人的内心而存在的吗？
王阳明回答说：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58]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总被引用，但其实很浅显的话。
这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推论：
当我们不去观测外物的时候，这个外物对我来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叫“同归于寂”。
等我观测到外物了，这个外物才是存在的，所以叫“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个存在的根源不在于客观世界，而在于人的主观世界，所以这个花“不在你的心外”。
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59]。
就是很直白的主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话的观点不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阳明的这段话就像是接在慧能的后面说的。俩人一前一后，说的是一件事。
泰州学派也一样在大量的重复禅宗。
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60]，“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61]。这也是在重复禅宗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泰州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贽晚年出家为僧，自然更热衷佛学，他说：“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62]
这已经是直接在说禅宗理论了。
那么泰州学派到底是怎么沿用禅宗的呢？
心学有点像慧能，虽然抛弃了全部外在的经文、教理。但还是羞羞答答的，没有彻底否定教理。
泰州学派则像狂禅，把外物否定更彻底：这世上只有我自己的内心是权威，其余的都不重要。
王艮说：“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万物。”[63]
何心隐说：“惟天惟地，而不有人，则不有天地矣。”[64]
他们都说整个宇宙里，就人最大，是整个世界的本质。这话口气很大，不过还没有指名道姓的骂孔孟。
相比之下，李贽的这句话就厉害了。
他说：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用处，用不着孔子屁股后面走[65]。孔孟之类的圣人说的话，那是他们的话，不是我发自内心的话。重复别人的话，没意思[66]！
那什么是发自自己内心的话呢？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说“仁”这种精神是人天生的，所以人才会“孝”，所以才能推而广之到“忠”。
然而李贽觉得孟子这套不全对。李贽认为，自私也是人的天性[67]。
“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68]
——圣人他们也得有私心！
而那些内心有着私心却不敢承认，嘴上只说“存天理，灭人欲”的儒生，在李贽看来就是虚伪的了。
李贽的学生说李贽“平生痛恶伪学”。
李贽进入讲堂，看到人们衣冠整齐的讲经，就说：还不如找几个歌女一起唱歌作乐呢！见到学生带着妓女玩，李贽笑着说：总比和那些迂腐的儒生作伴强多啦[69]！
中国古人，有崇拜前辈学者的传统。但是在学术历史上，只有能突破前人、能质疑前辈的学者，才可能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李贽说：
“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70]
真正的大学问家都思想独立，以传统观念看来，自然也容易成为离经叛道的狂狷之徒了。
这些话当然都惊世骇俗，但还不是最厉害的。
假如每个人的内心比外界说教更权威，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自由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