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会瞧不起这个结论：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追求自由难道不是人的天性吗？李贽那个时代的人看不到自由的价值，只是因为那时的儒家反动透顶，禁锢人性。李贽只不过反观自己的内心，就像发现人都有私心一样，发现自由的可贵，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了不起。
因为自由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确。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合作。群居与合作必然会给每个成员带来一些约束。只要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除了独裁者本人外，其他人不可能主张绝对的自由，必然要和这个社会有妥协。我们平时讲的“自由”，其实是在讲应该妥协什么、应该跟谁妥协的问题。
所以“自由”并不是天生、无条件就正确的，假如你坚持这么认为的话，别人只要说一句：“别人也有杀你的自由吗？”你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好东西，这观念是从近代的西方来的。可西方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崇尚自由。在中世纪，西方人还普遍信仰基督教。而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人是上帝的羔羊，要听命于上帝，那哪来的自由呢？所以在西方，自由原本并不是绝对的正确。直到近代搞资本主义，亚当·斯密论证自由贸易可以扩大全社会的财富，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慢慢的，人们才普遍相信自由是个好东西。
就算这样，还是没法从理论上证明自由的至高无上，所以最后还是要说“天赋”人权：说这些东西都是老天爷给的，你不能跟我辩论。
我们今天觉得自由是个好东西，觉得三纲五常反人类，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现代人的社会制度和人权观念。但我们没有能力去说服古人接受这个观念。因为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不一样，在那个制度下，儒家的逻辑也没错。儒家的逻辑是，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安分守己，恪守本分，这个社会才不会“乱”。
这种逻辑在今天其实依然成立。比如学校里规定，学生要听老师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质疑：闻道有先后，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人平等，学生为什么就要听老师的？人无完人，老师就一定绝对正确吗？
事实上，学校制定这种规定的唯一理由就是：不听老师的话教学秩序就会“乱”。和礼教的出发点一模一样。
这么看来，李贽能在一片儒家礼教中喊出自由，是非常可贵的了。
在李贽身前一千六百年，以及在他身后三百年，儒家制度都在中华大地上运转良好、收效显著，凡是拒绝使用儒家制度的政权无不吃了大亏。在李贽的时代，礼法制度简直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谁能认为中国人还需要更多的自由？
李贽的社会梦想是，人们能“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这两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人拥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这虽然和“三纲五常”不同，但以我们今天的立场看，也不算有多叛逆，不也是在扬善弃恶么？
然而在那个时候，儒家礼教和全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真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儿子就可以不听父亲的命令，下级官员不听上级的命令，臣子不听君主的命令。巨大的帝国就可能会瞬间崩溃。所以李贽的自由观表面上看只是个人怎么生活的问题，是个小事。其实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
如果任由李贽宣扬他的观点，礼教就会被破坏，国家也就完蛋了。
李贽晚年剃发为僧，这在中国古代原本是文人最为稳妥的出路。但就在他76岁高龄的时候，以言论罪被逮捕入狱，所有的作品被全部销毁。
当时的皇帝为万历帝朱翊钧。他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朝中大臣已经冷战了十几年，对大部分政事都不闻不问。
但李贽这么一个远在天边，不过是说了几句话的老和尚，却得到了朱翊钧的特别关注。久不问政事的皇帝亲自下令逮捕李贽。在朱翊钧统治的四十余年里，鲜有文字狱。因而皇帝对此案的重视尤为突出。
李贽在狱中借着剃头的机会夺剃刀割喉自杀。割得不够深，折腾到第二天才气绝身亡。
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何心隐也以言论罪的名义被逮捕，被人杀死在狱中。颜钧以盗卖官船的罪名发配充军。
至于他们的著作被禁，那就更不用说了。
【五】
朝廷的反应虽然强烈，却不能算是过激。泰州学派的理论，的确可以动摇帝国的根本。
明末文人卫泳对于隐居，有一番自己的理论。他说，就像嵇康喜欢在音乐中隐居，陶渊明喜欢在菊花中隐居一样，真正的英雄豪杰可以在女色中隐居。因为一见到美丽的姑娘，人的名利心就都淡了[71]。
这很像是禅宗“手把猪头，口诵净戒”的修行方式。对于儒家社会来说，这观点是灾难性的。
明朝末年，社会上掀起一股狂狷之风。很多传统儒家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事情，突然在社会上兴盛起来。
比如儒生张献翼和张孝资这两个猛人，“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72]
——这俩人专门翻书，查出所有古人不守规矩的事，然后挨个模仿。纯粹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故意跟礼教反着干。
这行为放到现在看，也是属于朋克级别的吧？
这还只是个别现象，我们再去看那些普遍现象。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食欲性欲最强烈，要放纵，首当其冲就是男女关系。
李贽所处的年代前后，《如意君传》、《痴婆子传》、《隋炀帝艳史》等大量色情小说蓬勃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金瓶梅》，甚至有人怀疑《金瓶梅》就是李贽所写。这类小说基本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作，大量色情小说的出现，说明市场上有大量的人热衷于读这类书。
看黄书还属于私下的行为，公开宣扬色情就更激进了。
当时的儒生袁宏道竟然说，色情小说“其胜三坟五典，秦碑汉篆何啻万万”[73]。说色情小说比传统经典好一万倍，这何止是大逆不道！
袁宏道还公开宣扬享乐主义，毫不避讳肉体享乐。他说：“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宾客满席，男女交舄……二快活也。”[74]
放在五十年前，这能论上一个“反革命宣淫罪”。
明末不仅嫖妓之风大盛，而且嫖妓逐渐有登上大雅之堂的趋势。文人不仅要玩儿妞，还要玩出各种文雅的花样来。
比如有人搞暧昧Party，组织一帮年轻男女混坐在一起，大家调调小情，说说小话[75]。还有人搞选秀活动，召集一群文人名妓，给妓女评“状元”[76]。还有过生日的时候公开“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还拉王公贵族一起来玩[77]。
如果说喝酒嫖妓还只是个人爱好的话，那么下面的事情就更严重了。
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士大夫喜欢奇装异服[78]。有以王阳明命名的“阳明衣”、“阳明巾”，有非汉族的衣服[79]、还有人穿女人的服饰[80]。同时，也有妇女穿男人衣服的[81]。
这不仅仅是审美上的选择，因为这些人不仅喜欢穿，而且还要专门穿成这样招摇过市[82]。还不仅仅是衣服，还有戴彩色胡子的[83]，有和妓女一起骑驴的[84]，有带着一大群妓女出来招摇的[85]。甚至在局部地区形成了时尚，整个地区的男子都争先恐后地穿女人的衣服[86]。
当时有看不惯的人仿照张俞的《蚕妇》作诗说：
“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87]
在我们今天看来，穿件怪点的衣服没什么的，顶多是个审美问题。
但在儒家社会，服装可远远不是审美那么简单。
我们说过，儒家最看重“礼”。而“礼”的前提是“名”，就是先要确认每个人的身份。你不先确认谁是君、谁是臣，又怎么能实行“君为臣纲”呢？所以子路问孔子，施政最重要的是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88]而服装就有显示人身份的作用。所以颜渊向孔子问治国之道的时候，孔子又回答：“服周之冕”[89]，孔子认为穿什么衣服也是治国的基础。
不能说穿衣服这件事太教条。像我们今天的西服，舒适和实用性都不如运动服，但是在进行商务会谈的时候，人们都要穿西服。穿西服本身没有实际用处，其价值仅仅在于代表了一种社交礼仪。现代社会如此，更不用说古代了。我们都知道，在古代，龙袍只有皇帝能穿，别人乱穿就要杀头。每个级别的官员也都有各自的官服。
儒家对平民的穿着也有严格的规定。
汉族管少数民族叫“披发左衽”。什么叫“左衽”呢？“衽”是衣襟，“左衽”就是右边的衣襟压着左边的衣襟，也就是衣襟开向左边。汉人的头发是要梳起来的，衣襟应该是左边压着右边的。而少数民族“披发左衽”，不梳头发，衣襟也压反了，就因为这么点穿着上的小事，儒家认为这就是属于野蛮人了。
衣服开襟到底是朝左还是朝右，放到今天咱们绝不会注意。但在儒家看来，却是个大事。儒家文献中记录了很多儒生为了遵守服饰礼节而做的夸张事。
汉朝的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90]，为了表示对嫂子的尊敬，不戴帽子就不进屋。
孔子的弟子子路和人打仗，被别人割断了系帽子用的带子。子路说，君子宁可死也得戴帽子。于是停下来系帽子，就被人杀死了[91]。
儒家文人把穿什么样的衣服，简直提高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92]。《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里，都有关于服装样式的详细规定[93]。《礼记·王制》甚至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故意穿错衣服的人，可以直接处死。
每个儒家王朝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也都要事无巨细的规定官员和百姓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明帝国建立的时候，朱元璋就几次三番下诏，详细规定百姓应该梳什么样的头型、穿什么样的衣服[94]、戴什么样的帽子[95]。甚至于连妇女、丫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规定[96]。
服装的目的是“正名”，在各种名分中，最基础的是男女的性别身份[97]。所以儒家经典把穿异性的服装看作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古人又认为，人们穿奇装异服，是有灾祸的征兆[98]。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里说，有妇女戴着男人的饰物，国家因此乱套[99]，说男女衣服混穿是政局混乱的原因。
这种价值观，百姓也是认同的。
典型的例子，是清军入关时的“剃头令”。清军并不是在占领汉地的同时就强制剃头的。而是在基本平定天下，四海臣服的时候，才宣布强制剃头。但是在“剃头令”颁布以后，各地都出现了汉人造反的情况，有些地区甚至死伤惨重。按常理来说这不正常：清军来的时候你都投降了，跪也跪了，爷爷也叫了，怎么一让你剃头你又玩命了呢？
这就是说，中国古人认为衣冠服饰甚至比国家兴亡还重要。明人看清人那一小圈头发那一小撮辫子（所谓“金钱鼠尾头”，头上留的头发只有铜钱大，辫子如同老鼠的尾巴，清宫戏里常见的阴阳头是清朝后期才有的），觉得只有形同禽兽的野蛮人才打扮成那样子。明人觉得，你占领了我的土地没关系。只要我还保持着汉人的文化，那我就还是文明人。可是要我也打扮成野蛮人的样子，那我也就变成野蛮人了。穿着女真人的衣服，“即与牛马何异？”[100]，觉得这和畜生都没有区别了。所以这事儿宁死也不能干。
我们从这个背景上来看，明末士大夫们穿着女人衣服招摇过市，甚至穿少数民族的“戎服”，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了。儒生李乐见到有人穿着鲜艳的丝绸衣服，立刻“惊心骇目”，感叹“此乱象也”。
这种感觉，大概和六十年代居委会中年女主任穿越到今天看见满街都是染发露背穿鼻环的“非主流”差不多，估计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了：
“这他妈是要亡国吧？”
当然亡不了。
我们不能夸大泰州学派对儒家社会的颠覆力量。
在上文中，我们刻意从泰州学派的言论中挑出了叛逆的部分。假如继续寻找的话，甚至还会发现王艮提出过用选举制代替科举制的民主观念。何心隐搞过接近社会主义的团体“聚和堂”。罗汝芳讲课面向广大工农子弟。这么看来，泰州学派简直就是民主先锋了。
但其实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去看，泰州学派讲的仍旧是很保守的儒学，还是在歌颂孔孟，还是在讲仁义道德。他们虽然已经嗅到了自由的味道，但是和现代社会的自由观念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一言兴邦”很多时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幻想。如果没有欧洲重视私有权的社会传统，没有贵族和王室分庭抗礼的社会环境，没有商人阶级的崛起，再多的卢梭也不可能掀起法国大革命。我们上述明末的开放景象，根本原因并非出自泰州学派的倡导，而是因为当时商业的发达，商人的影响力大到可以威胁儒家秩序[101]。所以，我们不能夸大禅宗和泰州学派的作用——比如假设清军要是没有入关，泰州学派会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资本主义革命。这恐怕只是历史爱好者的一厢情愿。不过，禅宗的确通过理学、心学和泰州学派，彻底改变了儒学的学术轨迹。就像狂禅把佛教带入了一个尴尬境地一样，泰州学派也把儒学带入了和初衷南辕北辙的困境。这意外的结果，是当初一心想振兴儒学的朱熹肯定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