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4年，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两次在敦煌考古，后来将实地考察的收获写成《西征小记》和《莫高、榆林二窟杂考》解决了河西及敦煌许多历史、地理和石窟艺术方面的学术问题。1944年向达发表了《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是根据敦煌文书并结合实地考察解决了敦煌县属县寿昌的建置沿革与历史地理考实，有助于了解沙州归义军政权在属县的情形。1948年发表的《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纠正了罗振玉考证的疏漏与失误之处，使张义潮收复沙州及归义军的许多疑难问题得以解决。
从文化的视角来对待敦煌文书，向达认为：“那时中国文化同西域文化在敦煌一带融合交流的情况因而著名。”这揭示了敦煌学的学术意义，即在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域（包括中亚）的文化交融所创造的一个古代文明，让它在人类文化史上重新现出光辉。敦煌学者应该这样做文化阐释的。
◎敦煌文献学家王重民
从海外寻访被劫去的敦煌文书是三十年代中国敦煌学者的一种崇高的学术愿望。文献学家王重民于1934年秋以教育部考察图书教育官员被派遣到欧洲（王重民，字有三，河北高县人，1903年生。父亲是一位秀才。他于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在北平市图书馆工作。1928年被聘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年以教育部考察图书教育官员到巴黎国家图书馆。1939年至1947年寓居美国。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又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1957年去世。关于敦煌学的著述有《敦煌古籍叙录》《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论文集》等。），主要考察流散于国外的中国图书。在欧洲的五年间，他从巴黎和伦敦抄录和拍摄了大量资料，其中敦煌文书是他特别留意的对象。王重民记述他1935年从巴黎将赴伦敦之前与伯希和相见的情形：
余赴英伦之前三日，往谒伯希和，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伯希和韪之（以为是对的）。余又曰：“罗振玉考订敦煌群书，约在二三十年前，以今观之，容有未备，亟应及时重订。然想其个人抑或已有所补苴与改正矣。”伯希和不非余说，且曰：“罗氏既未身到流沙（敦煌），且未遍阅所出残
卷，固应尔尔。然余在敦煌工作时，在千佛洞百余窟中，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为影相所不能摄者，均有手录清稿，尤为重要。藏庋箧笥，亦将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书室，取来两个木匣，长尺许，宽六寸许，高寸许，满贮手稿。余亟展观，有赞、有铭、有叙、有题款，上起北魏大统（535），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西夏、蒙古亦间有之。铭赞序跋，多关史事，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衔可考，且阖家老幼，一齐俱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世族之阴氏、索氏、慕容氏、邓氏等，所关甚钜，史籍既已放失，写本文件又复不全，以今日此诚为惟一宝贵史料矣。
王重民所见即伯希和抄录的《敦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现在法国计划出版的《伯希和考古丛刊》编为第11卷，尚未出版。当时王重民表示愿意给予帮助，但终于未果。他记下此事试图表明：
此项史料，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下，因并及之，想亦国内注意敦煌学者所欲知也。但关于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
王重民到了英国伦敦立即寻访敦煌文书。他记述了寻访的情形：
先是斯坦因劫去敦煌经卷七千卷，既称归大不列颠博物馆之东方部保管，即由该部主任翟理斯（Lionei GileS）整理编目，闻将脱稿，拟即付印。余至伦敦之次日，即投刺往谒。而翟氏适因假期到乡间小住，因先转赴剑桥，阅大学图书馆汉文藏书，获太平天国官书十一种，为前人所未睹。三十一日过午，返至伦敦，抵寓舍，见翟理斯遗书，欢迎参观，甚喜。稍进午餐，即赴大不列颠博物馆。
至见翟氏稍谈片刻，乃导余参观藏经室，室在公事房隔壁。先登第二楼，满室均贮敦煌经卷。其陈列方式，用书架先绕四壁一周，中间复并列二排，恰成一隶书之“目”字形。架上遍置长方盒，盒有隔，成为上下二层，每盒长可二尺，宽约尺半，骈置经卷于其中。盖其宽适为经卷之长度，而其长又适可骈列之经卷二十至三十也。则每盒视卷子之粗细，容四、五十卷六、七十卷不等。盒面施以绿漆，颇秀雅。又导至第一楼，半贮经卷，半贮刻本华文书。经卷之保藏方法，一如第二楼，闻第三楼专储华文书。
在第二楼第一楼参观时，翟氏辄开藏经盒，俾余详观其装潢方法。凡经卷之完整者，另加厚纸作托叶，以保存其原状，其破损者，则重为装裱，而于卷端余出素纸一段以代托叶，盖即古人之所谓玉池也。其原为书本式者，抑或间加硬皮。方法妥善。
与藏经室相对之书库，为日文书藏。未入观，即回公事房，观其所编目录。
目录为卡片式，每卷一卡片，先著录号码，次书名，次撰人姓氏，又次为考按。其有应特别注意之点，统于按语中说明之；尤重要者，则为互见片，盖目录之中。而有索引之意存焉。余所见加考按，往往卡片之一面不能容，辄又接书于背面，闻即将印行以供参考。（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第1页-2页，中华书局，1984年。以下引此著皆不再注明。）
这使我们了解敦煌卷子为海外收藏的情形。英国对敦煌卷子的
保管是精心的，对残卷亦做了修补裱装工作。翟理斯关于敦煌卷子的编目工作体现了很高的文献学水平，附录了题记，做了校勘说明；这都为中国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用，给予研究者很大的便利。
王重民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编辑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著的《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和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是研治敦煌学的必备工具书；他整理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和编辑的《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是研究敦煌文学的重要资料。此外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亦是极有创见的。他于1935年发表的《金山国坠事拾零》从敦煌文献的片断资料里寻到沙州归义军张氏后期由张承奉自立为金山国的线索，由此做了详细的考证，使这一段史实得以清晰。他的长篇论文《敦煌变文研究》系统地介绍了敦煌变文写本状况，考察了“变文”的名义，论述了其发展过程，考证了讲唱变文的仪式与方法。现在我们见到的《敦煌变文集》所收作品的形式和名称均是多样的，王重民解释说：
我疑猜变文名称的起源，是随着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而来的，如《降魔变》、《地狱变》之类。画在墙壁上的称为变相，用讲唱形式写出的便称变文，而自从有了变文之称，也就把讲经文叫某某经变或某某经变文了。敦煌所出的一百九十来个变文写本，虽说没有带来一个这样的名词，但我们相信这样的名词是曾经被使用过的。现在研究变文的学者们，常常把没有原题的讲经文称为某某经变文，我认为虽说没有根据，也不是不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今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王重民的意见有其合理的性质。关于敦煌变文的意义，王重民说：
变文的产生，是汲取了古代民间文学各种创造体裁的结晶，而发展成为更艺术、更美丽、更善于表达歌唱自己思想的工具。自从有了变文，人民大众得以更好的使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创造自己所喜闻乐道的故事。所以变文是地道的人民文学。
他对变文的评价是极高的，第一次揭示了其文学意义。关于敦煌曲子词的意义，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里说：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恰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温庭筠），比肩端己（韦庆）。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烟，一齐拜圣颜”等句，则真正唱出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的爱国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
这也极高地肯定了敦煌曲子词的文学价值。敦煌学家周一良为《敦煌遗书论文集》作序时评价王重民的学术成就说：
他的工作是高水平的；在今后若干年里，他的研究成果将始终是可以信赖的。
此评价在我们现在看来仍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