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敦煌文书研究的学者，如姜亮夫、贺昌群、任二北、蒋礼鸿、周绍良、唐长孺、饶宗颐、周一良、潘重规、黄文弼、宿白、潘絜兹、谢稚柳、常书鸿、段文杰、姜伯勤、张锡厚、项楚、刘进宝、白滨、贺世哲、王永兴、张广达、左景权、苏莹辉、许国霖、刘复、傅芸子、史岩、史苇湘、高国藩、樊锦诗、马德、刘玉权、郑炳林、杜斗诚、齐成俊、李秉成、伏俊连、刘进宝等等。中国敦煌学者各从自己专业出发，使研究的范围得以拓展，使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他们面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发现的学问，肩负起神圣而崇高的学术使命，克服种种困难，苦心孤诣，终于改变了陈寅恪在三十年代所说的“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作者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较独少”的落后局面。
三 敦煌学在当代中国
◎敦煌学的内涵
自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里提出“敦煌学”，渐渐得到了学者的响应。四十年代董作宾说：“敦煌石室写本经卷，与汉简、殷契，同为近数十年新兴之学问，自发现至于今，皆尚在整理研究之途程，石室经卷，且已自成其‘敦煌学’也。”（董作宾：《敦煌纪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年。）五十年代向达说：“石室书以佛经为多，其余四部诸集亦复不少。四十年来以此二万卷新材料之发现，经史之考证，宗教史之研究，俱因而突焕异彩。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95页。）九十年代饶宗颐说：“‘敦煌学’一名，最初由陈寅恪提出。由于中古史第一手真确资料在敦煌石窟中出现巨量写本和图绘，加上西域若干已死的古文书原本久为人所遗亡，一旦呈现于世，如放异彩，令人耳目一新。”（饶宗颐：《敦煌研究业绩小结及其发展方向》，见《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第66页，中华书局，1995年。）关于“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学者们的意见颇为分歧，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
一、敦煌研究。周一良关于“敦煌学”这个名称，他说：“它可以溯源到陈寅恪先生为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所写序文，以后国内外颇为流行起来。……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学科性吧。”（引自《敦煌遗书论文集》。）
二、敦煌文书学。左景权以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资料为研究对象，以为称“敦煌文书学”最为恰当。此学研究的范围是：经史子集及释典道书，公私文书，书法、图绘及其他杂
件；文书的诸种形式。（左景权：《敦煌文书学发凡》，《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
三、敦煌学。林家平等认为：“敦煌学是‘因地名学’。敦煌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特定的时空概念规定了敦煌学的特殊内涵。敦煌学赖以成立的基础不外乎敦煌地区遗留下来的文物文献资料。……敦煌学的概念内涵应有三个层次：第一，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第二，对这些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第三，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所谓“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是包括古敦煌郡境内（敦煌和安西）发现的各种文书经卷及敦煌千佛洞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小千佛洞等地的各种出土文物。（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以上三种意见是颇具代表性的，但一般所理解的敦煌学是包括敦煌文书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
当陈寅恪提出“敦煌学”时，他是基于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新材料”，它即是此学研究的对象。他以为一个时代的学者利用“新材料”以研究学术问题，即是顺应了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当然，这样理解“学术潮流”概念是狭隘的与偏颇的，因为某些学者利用了新材料，但其研究方法与指导思想俱是陈旧的，则不可能体现新学术潮流。陈寅恪谈到日本及欧洲的学者研究“敦煌学”，“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即是说学者们从各人的学科专业对“新材料”加以研究都取得了成就。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古文
字学家、文学史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对“新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学术风气。显然，陈寅恪理解的“敦煌学”是由敦煌文书所引起的一种新学问，在学术界形成了研究敦煌文书的一种风气。这“敦煌学”同“汉学”、“东方学”等一样，并非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中的一门学科，而是泛指关于一个地区或一种材料的学术研究。科学分类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在性质上是同一的，由各个部分形成系统，系统中存在合理的结构，具有学科的理论规范。“敦煌学”并不具备一个学科的条件。学者们关于敦煌文书的编目、校勘、整理，这属于文献学；关于敦煌文书中佛经、道经、摩尼教经等的研究，这属于宗教学；关于敦煌文书中涉及史事的研究，这属于历史学；关于敦煌文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这属于文学；关于敦煌文书中社会经济资料的研究，这属于社会学；关于敦煌文书中俗语、词语和文字的研究，这属于语言学。这些“治学范围”相异的学者，绝不可能杂糅在一个特殊的学科里。所以敦煌文书，正如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文献一样是被各学科所使用，而其本身却不具备成立学科的条件。如果我们仔细体味董作宾、向达和饶宗颐关于“敦煌学”的叙述语气，他们实则对个人的见解有所保留，仅是顺从“约定俗成”的趋势而已。因此，“敦煌学”的真正含义应是“敦煌文书研究”。我们谈到“敦煌学”时，仅是将它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新发现的学问之一来理解，并不视它为一个学科。
◎敦煌学——世界性的学问
敦煌在中国，敦煌文书研究是世界性的。中国学术界为敦煌文书研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24年北京学者发起成立了敦煌经籍辑存会，会址设在历史博物馆，旨在抢救和编辑敦煌文书。
1934年中国教育部派遣王重民到法国和英国考察流散的敦煌卷子。
1935年北平图书馆派遣向达到法国和英国寻访和抄录敦煌卷子。
1942年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河西走廊考察石窟文物。向达在考察后写了《论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在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日发表。他主张将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贺昌群读了此文非常激动，立即写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发表于《大公报》1943年1月7日。当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之时，他建议：
在政府未解决统一管理之前，我们以为目下对于敦煌千佛洞的当务之急，应由政府（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迅速指定纯粹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馆负保管之责，保管费当另由政府酌拨。此事之实现愈早，千佛洞之劫运或犹可挽救于万一。总之，千佛洞的应归国有管理，当已不成问题。我们万分希望政府与社会人士早日促其实现，岂仅是学术界之幸而已！（《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101页。）
1944年初中国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书研究结合起来，使敦煌研究的范围扩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将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1983年全国首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甘肃兰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季羡林、唐长孺、王朝闻、常任侠、洪毅然、傅振伦、刘铭恕等老一辈学者，而主力军则是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年专家，同时也有一批后起之秀。会议就敦煌文书、敦煌石窟、丝路史地等进行学术讨论。
1984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关于研究院的方针和任务说：
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已经在甘肃省建立起来，并将在兰州建立院本部和生活基地。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方针和总任务是六个字——保护、研究、发扬。具体地说，就是对敦煌文物积极地探讨科学的保护方法，确保敦煌文物的安全；深入开展以石窟为中心的敦煌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努力促进敦煌艺术的推陈出新，创造社会主义的新艺术；严格实行限制性的石窟开放，认真搞好旅游服务工作。要促进敦煌文物及其研究成果丰富人们的历史文化知识，让人们得到艺术上的审美享受，从而激励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的方针和任务》，《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1988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瑞典、挪威等国的学者，以及台湾的学者。季羡林为会议论文集作序云：
在我们这里，狭隘的民族情感已经让位于大公无私的学术活动的国际合作精神。这对于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时代不断前进，希望在于未来。我们这一批老一代的学人，看到我们这一学科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能不得到极大的安慰吗？看到国与国之间的青年学者这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精神，能不得到极大的安慰吗？（引自《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2页，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年。）
自八十年代以来，北京图书馆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分别举办讲习班或设置敦煌学课程，使中国的敦煌研究不断培养出新生力量，出现可喜的新的研究局面。
中国的学者已经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