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字知几，资阳人。生于大观二年（1108），绍兴末任太学博士。词集有《方舟词》。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生于靖康元年（1126），卒于绍熙四年（1193）。词集有《石湖词》。
周必大，字子充，庐陵人。生于靖康元年（1126），卒于嘉泰四年（1204）。词集有《平园近体乐府》。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生于建炎四年（1130），卒于庆元六年（1200）。词集有《晦庵词》。
毛，字平仲，信安人。词集有《樵隐词》。
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生于绍兴十年（1140），卒于开禧三年（1207）。词集有《稼轩词》。
刘光祖，字德修，简州人。生于绍兴十二年（1142），卒于嘉定十五年（1222）。词集有《鹤林词》。
石孝友，字次仲，南昌人。乾道二年（1166）进士。词集有《金谷遗音》。
曾觌，字纯父，开封人。生于大观三年（1109），卒于淳熙七年（1180）。词集有《海野词》。
陈亮，字同父，永康人。生于绍兴十三年（1143），卒于绍熙五年（1194）。词集有《龙川词》。
杨炎正，号济翁，庐陵人。生于绍兴十五年（1145）。词集有《西樵语业》。
张镃，字功父，杭州人。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词集有《玉照堂词》。
刘过，字改之，襄阳人。生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卒于开禧二年（1206）。词集有《龙洲词》。
韩淲，字仲止，居上饶。生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卒于嘉定十七年（1224）。词集有《涧泉诗余》。
程珌，字怀古，休宁人。生于隆兴二年（1164），卒于淳祐二年（1242）。词集有《洛水词》。
姜夔，字尧章，鄱阳人。生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卒于嘉定十四年（1221）。词集有《白石词》。
张辑，字宗瑞，鄱阳人。词集有《东泽绮语》。
程垓，字正伯，眉山人。词集有《书舟词》。
卢祖皋，字申之，永嘉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词集有《蒲江词》。
魏了翁，字华父，蒲江人。生于淳熙五年（1178），卒于嘉熙元年（1237）。词集有《鹤山长短句》。
刘克庄，字潜夫，蒲田人。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卒于咸淳五年（1269）。词集有《后村别调》。
史达祖，字邦卿，开封人。词集有《梅溪词》。
高观国，字宾王，山阴人。词集有《竹屋痴语》。
洪启夔，字舜俞，於潜人。端平三年（1236）卒。词集有《平斋词》。
吴潜，字毅夫，宁国人。生于庆元元年（1195），卒于景定三年（1262）。词集有《履斋诗余》。
赵以夫，字用父，居长乐。生于淳熙十六年（1189），卒于宝祐四年（1256）。词集有《虚斋乐府》。
赵闻礼，字立之，临濮人。词集有《钓月轩词》，编有词选集《阳春白雪》。
冯取洽，字熙之，延平人。词集有《双溪词》。
吴文英，字君特，四明人。生于开禧三年（1207），卒于咸淳五年（1269）。词集有《梦窗词》。
黄升，字叔暘，建安人。词集有《散花庵词》，编有词选集《花庵词选》。
杨缵，字继翁，严陵人。词见《绝妙好词》。
张枢，字斗南，杭州人。词见《绝妙好词》。
以上词人基本上可以按其创作倾向分为两大作家群，即以辛弃疾为核心的词人和接受姜夔影响的词人。
辛弃疾与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等词人，继承和发展了苏轼和南宋初年爱国词人的创作倾向，使词的社会效应加强与扩大，抒写被压抑的爱国热情；同时增加了以文为词的表现手段，使豪放词更为粗犷扬厉，恣肆奔放。辛弃疾成为这一词人群体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以杰出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感受，令那些诋毁和鄙视豪放词的人不能不感到惊奇和叹服。他与同时代的陆游、陈亮、刘过有亲密的交游，对他们的创作有显著的影响。
学习辛词最有成就，而且将以文为词和以议论为词的倾向发展到极致的是刘克庄。风格接近辛词的还有杨炎正、魏了翁、吴潜等词人。从南宋初年张元幹、张孝祥到辛弃疾词人群体，我们可以见到一种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艺术风格。因此可以说明宋词的两大类型风格——无论说它们是婉约与豪放，或本色与变调——确是存在的。
自从周邦彦建立法度以来，其创作倾向对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词成了一种规范而为南宋词人接受，这严重地桎梏了词的艺术创新。姜夔在创作上摆脱了周词的束缚，对词的艺术作了新的探索。他所建立的一种新的规范对同时的词人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都产生了影响，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像辛弃疾等词人那样密切。这是由于姜夔的江湖游士的寄人篱下的社会地位，使他没有力量团结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词人结成一个群体。虽然如此，由于姜夔词的高度艺术成就和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其词风曾在南宋中期风靡数十年之久，形成与辛词平分词坛的局面。
稍后的词人吴文英也提倡雅词，但他在艺术表现方面却与姜夔相异。梦窗词多用事典，设色秾艳，富于幻想，结构绵密。它是对自姜夔以来南宋婉约词的否定，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特色。吴文英在词坛上的影响代替了姜夔，而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常州词派理论家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为初学者指示途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这种学词途径并不正确，但他却见到了稼轩与梦窗两家在南宋中期词史上的意义；所以认为通过学习它们而求得创作风格的丰富和悟得艺术表现的变通。从辛弃疾到刘克庄，从姜夔到吴文英，正体现了南宋词向两个极端的方向探索着词体艺术的发展与创新。
六
自南宋咸淳元年（1265）至祥兴二年（1279）的十五年间，以及南宋灭亡后的二十余年，宋词走完了最后一段里程。在这社会动荡、江山易代之际，汉民族又好似耻辱历史的重演。从公元1210年起，北方的勃兴的蒙古族开始侵金，1234年蒙古与宋联合灭金。1257年蒙古军背盟南侵，分别向长江中下游的鄂州、潭州和四川进发。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临安，俘恭帝及太后、宗室等北去。这次宋王朝完全覆灭了，未能再建一个汉民族的政权。在南方，文天祥招募义军继续抵抗元军，力图保存宋王朝的一脉。1278年文天祥兵败被俘。1279年，宋祥兴二年，元军进攻厓山，宋将张世杰殉难，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宋亡。元代替宋金统治中国是以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压迫为特点的。它使原有的汉族高度的文明和发达的经济出现全面的倒退。这个时代，经历民族国家灭亡的历史剧变的词人们，再次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主要的词人有：
文及翁，字时学，绵州人。宝祐元年（1253）进士。有词见《花草粹编》。
邓剡，字光荐，庐陵人。生于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大德七年（1303）。词有辑本《中斋词》。
周密，字公谨，流寓吴兴。生于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大德二年（1298）。词集有《草窗词》。
刘辰翁，字会孟，庐陵人。生于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大德元年（1297）。词集有《须溪词》。
文天祥，初名云孙，吉水人。生于端平三年（1236），卒于至元十九年（1282）。词集有《文山乐府》。
陈允平，字君衡，明州人。词集有《日湖渔唱》和《西麓继周集》。
王沂孙，字圣与，会稽人。词集有《碧山乐府》。
张炎，字叔夏，杭州人。生于淳祐八年（1248），卒于元延祐四年（1317）。词集有《山中白云词》，著有《词源》。
何梦桂，字岩叟，淳安人。咸淳元年（1265）省试第一。词集有《潜斋词》。
仇远，字仁近，钱塘人。生于淳祐七年（1247），卒于元泰定三年（1326）。词集有《无弦琴谱》。
蒋捷，字胜欲，义兴人。德祐进士。词集有《竹山词》。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词集有《水云词》。
词人们以悲痛的、愤激的、感叹的、凄苦的声调，以批判的、曲折的、含蓄的表现方法，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寄托他们的爱国思想情感。
刘辰翁与蒋捷本来都曾受辛词的影响，可是他们再也写不出气势雄伟、声情悲壮的作品了。另一些遗民如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他们的调子就更加低沉，词意也更为深蕴曲折，的确像寒蝉的哀鸣。
在这个时期里，王沂孙和张炎的艺术成就最高，而且他们对后世词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与其他一些词人的咏物唱和集《乐府补题》，标志了宋词的终结。在宋词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我们又见到词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而且由此使宋词有了一个光辉而圆满的结局。可以设想：如果宋王朝再延续数十年或百年，词体仍可以继续发展的。然而，词毕竟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学，又必然随着汉民族国家的消亡而趋于没落了。江山易代与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在文学领域里如此鲜明地表现为词曲代兴，我们能说文学与时代文化精神无关吗？
宋词流派及风格问题
自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以来，词学界尝试以新文学的观点重新分析宋词流派，但因宋词与宋诗比较而有其特殊性，以致尽管发表了六十余篇专题的论文（见林玫仪主编《词学论著总目》第一册第68-74页，台湾省“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而这一问题并未获得较为满意的解决。宋词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流派？将宋词划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是否恰当？其他关于宋词风格流派的种种划分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应当怎样从历史的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这非常有必要对它作一个清理与回顾。
一
文学流派概念在宋代诗人中已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意识，使宋诗在发展过程中流派纷呈，此起彼伏，争奇斗胜，不断实现艺术创新。这是宋代诗人面对他们之前的唐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不得不如此选择。他们只能在求奇求新中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否则便会导致自身特色的丧失。所以在宋诗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西昆派、革新派、江西派、四灵派和江湖派。当然，关于宋诗派别也曾有更细致的划分，也有某些争议，但关于几个主要诗派的存在则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宋诗的文学流派具有很典型的特征，故能经受现代文艺理论的检验。宋词的情形异于宋诗，我们绝不能就风格流派而将这两种同时异体的文学作简单的比附。如果我们摈弃传统的词学观念去考察宋词，将不难见到宋代词人并无流派意识，宋词发展过程中也未出现一个真正的流派。这与词为艳科的体性和词体特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中期以来，配合新燕乐的长短句体歌词开始流行，此种新体文学样式乃是用于绮筵宴乐之间供歌妓演唱的。五代后蜀词人欧阳炯在《〈花间集〉序》里最初以华丽的文学语言表明词为艳科的性质，形成传统词体观念的基础。词体在宋代以小唱的方式而为市民群众所喜爱，上层社会成员也习惯于在花间尊前浅斟低唱，遣兴娱宾，以满足审美的需要和感官的愉悦。无论在瓦舍酒楼或官府豪门，小唱都可起到消遣娱乐的作用。小唱的听众基本上是男性，于是娇美的歌妓、香艳的题材内容、通俗的演唱，在当时便最能满足男性的审美需要。因此，词人的创作与歌妓的演唱都围绕着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爱情。今存宋人词话如《时贤本事曲子集》《古今词话》和《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它们记载的本事大都是关于词人与歌妓的恋情，证实了词之为艳科乃是宋人牢固的观念。由于词的体性和创作对象的特殊，遂使此种文学样式见斥于正统文学而被目为“小道”或“小技”。文人偶尔染指于词体仅因娱乐消遣、聊抒绮怀而已。词人作词是遵循“词家体例”的，即使到南宋末年，词为艳科的传统仍然保存着。张炎说：“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沈义父说：“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又有直为情赋曲者，尤宜宛转回互可也。”（《乐府指迷》）“词家体例”即是词人们应谨遵的词的体性规范。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去树立宗派的旗帜，结为同盟，掀起某种新文学思潮，倡导某种新颖的风格，企盼重大的社会效应。宋代词人所面临的长短句形式的歌词，它虽经唐末五代的发展，但尚未建立范式，不必像宋诗作者那样去从唐诗里找到风格的渊源而形成某种独特的艺术面目。他们有很大的创作自由，不受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任意抒写花间尊前的感受，表现个体生命的真实；于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促进了词体文学的繁荣，建立了词体文学的范式。清词能形成鲜明的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即因其是在词体范式建立之后，犹如唐诗之后的宋诗一样，不得不在刻意的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服从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词学家胡云翼关于宋词流派问题即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他说：
宋词人作词是很随意的，有时高兴做白话词，有时高兴做古典词；有时候很豪放，有时候很婉约；没有一定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