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宋词风格流派的系统分类。词学家詹安泰在20世纪60年代曾试图从宋词的艺术风格进行归纳而划分流派，共分为八派：一、真率明朗，以柳永为代表，沈唐、李甲、孔夷、孔处度、晁元礼、曹组为嫡派；二、高旷清雄，以苏轼为代表，包括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等；三、婉约清新，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包括赵令畤、谢逸、赵长卿、吕渭老；四、奇艳俊秀，以张先、贺铸为代表，属于此派的有王观、李、李之仪、周紫芝；五、典丽精工，以周邦彦为代表，包括万俟咏、晁端礼、徐伸、田为；六、豪迈奔放，以辛弃疾为代表，包括陈亮、陆游、刘过、刘克庄；七、骚雅清劲，以姜夔为代表，可以归入的有史达祖、高观国、周密、王沂孙和张炎；八、密丽险涩，以吴文英为代表，此一路的有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詹安泰《宋词散论》第52-6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样将两宋词人分属八种风格之中，固然由此可以进行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但却将风格的概念混同于流派。“风格”是作家作品构成的艺术体系所体现出的艺术精神风貌。“流派”是同时代作家群所构成的文学史的实体。它们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风格流派”这个集合概念是非常不科学的：“流派”可以包括“风格”在内，而“风格”却不能与“流派”等同。因此这八种“风格流派”实为风格种类并非文学流派。
（四）其他的各种流派划分。正因为宋词无显著的流派，却给了现代词学家划分流派以很大的自由，所以出自各种概念的流派划分无奇不有。20世纪30年代薛砺若将北宋词人分为五大词派，即浅斟低唱的柳三变、横放杰出的苏轼、集婉约之成的秦观、艳冶派的贺铸、潇洒派的毛滂；关于南宋词则分为风雅派和辛派词人（薛砺若《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0年。）。20世纪80年代张涤云将宋词分为四大流派：一、婉约派，包括江西派、市井派、奇艳派、正宗派、大晟词派；二、豪放派，包括苏派、中兴词派、辛派；三、雅正派，包括姜派和吴派；四、闲逸派，包括旷逸词派和雅逸词派（张涤云《宋词的四大流派》，《语文导报》1987年12期。）。吴世昌虽然以为“北宋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但却又认为“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吴世昌《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这些分类缺乏科学性，表现出随意的态度，而且所使用的“艳冶”、“潇洒”、“市井”、“中兴”、“闲逸”、“愤怒”、“忠义”等概念是不确切的。
新时期以来，“宋词研究中的某种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已经受到人们普遍的抵制，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宋词风格流派问题已成为人们一致的要求”（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第48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的确如此。如果以现代文艺理论来看待宋词流派问题，是否属于将现代观念强加于古人呢？显然不是。现代文艺理论是可以合理地阐释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宋人已具有了颇为自觉的文学流派意识，他们关于江西诗派的评论和拟制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所体现的共同创作宗旨和创作理论，都已符合现代意义的文学流派概念。宋代词人和词论家关于宋词虽有“体”和群体风格概念，却并不随意地区别流派，表现了他们并不滥用文学流派的概念，而是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宋代词人无流派意识，宋词并未形成流派，这是文学史上的事实。我们现在若舍弃关于文学流派的理论规范，而采取按词人们大致的倾向与风格异同来相对地给宋词划分流派，这样必然是没有“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宋词风格流派问题”。所以现代有些词学家的种种拟构与划分皆受到怀疑与否定，难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当代宋词研究如何去接近研究对象的真实呢？这是我们应当冷静深思的。
三
宋词流派划分缺乏文学史实的依据，但宋词风格分析则是很必需的，因它可使我们深入认识宋词艺术特征，揭示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宋代词人尊重词为艳科的特性，承袭自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传统风格，但在北宋中期由苏轼自觉的改革而在词坛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北宋熙宁八年（1075）冬，苏轼在密州（山东诸城）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使用了一系列雄壮宏伟的意象，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表现出粗犷悍鸷的艺术作风，所以“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自诩“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东坡续集》卷五，《与鲜于子骏书》）。这表明他已脱离传统的羁绊，走上自觉改革词体的道路，陆续创作出此种风格的作品。元丰五年（1082），苏轼四十七岁时在黄州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标志其新创艺术风格的成熟。所以当时人即将苏轼与柳词的艺术风格作了形象的描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录》）苏轼词与秦观词风格的相异也是极明显的。陈说：
议者曰：少游诗似曲，东坡曲似诗。盖东坡平日耿介直谅，故其为文似其为人。歌《赤壁》之词，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歌《哨遍》之词，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俗士则酣寐而不闻。少游情意妩媚，见于歌词则秾艳纤丽，类多烟粉味，至今脍炙人口，宁不有愧于东坡耶！（《燕喜词叙》）
自苏轼以后，宋词中确实出现了异于传统作风的词，并且形成一种潮流；它在南宋经过张元幹、张孝祥和辛弃疾等词人的推波助澜而为“豪气词”。后世词论家很恰当地将苏辛等“豪气词”视为宋词中的异军，称为“别调”，以与传统词风相区别。这较确切地见出了宋词发展过程的基本趋势。宋词中的这种“别调”的主要特点是在题材方面改变了倚红偎翠、滴粉搓酥的艳科性质，而选择了较广阔的社会性内容；在意象方面舍弃了风花雪月、脂粉香泽之类香软的东西，而使用了弓刀铁马、乱石惊涛之类的恢宏辞语；在表达形式方面则不顾词的体性，而是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明代张在考察词体文学的格律之后，将宋词风格类型区分为豪放与婉约两大类，而且以“婉约”为正体，视“豪放”为别调。这是完全符合宋词实际情况的。他使用这两个概念是着眼于风格的含义，特别解释说：“婉约者欲其情辞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现代词学家有认为以此二者概括宋词两类风格是于义不当的，因为“‘豪放’之说不知起于何时。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登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为‘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白‘豪放不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至于‘婉约’一语则最早见于《国语·吴语》‘婉约其词’。意谓卑顺其辞。古代女子以卑顺为德，故借为女子教育的一种方式。”（引自《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第126-12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这两个词语的语源与本义大致是这样的，但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词义往往发生很大的变化，因而必须考察语言的特定环境才可能理解其真实含义。比如“豪放”在晚唐司空图的《诗品》里已经指一种风格了，而“婉约”则早见于晋人陆机的《文赋》，亦指风格而言。宋代苏轼曾在文艺批评中使用“豪放”一词，如《书吴道子画》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答陈季常》的“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许在《彦周诗话》说僧人洪觉范“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少游”。可见宋人已将“豪放”与“婉约”用于词评了。张以之说明宋词风格类别是有传统风格理论为依据的。自此之后论宋词者已经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两个概念了。它们是否可作为两个独立而又并列的风格范畴呢？有词学家认为：“‘豪放’是指创作主体的人格类型、情感模式，而‘婉约’是指作品本体外在的表达方式……‘豪放’是风格的‘心理特征’要素，而‘婉约’则是风格中的‘语言表现形态’。由此更清楚地看出‘豪放’与‘婉约’是整体风格中的两个侧面，两个因素，两种构成成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并列的风格范畴。”（引自王兆鹏《对宋词研究中“婉约”、“豪放”两分法的反思》，《枣庄师专学报》1990年1期。）这虽然承认了豪放与婉约属于风格范畴，但视为某种风格的两个侧面，即豪放乃主体的心态意度，婉约乃表述方式。当然，按照二者的语源本义可作如此发挥的。然而我们可从《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和《诗品》的传统风格分类中找出这两个概念的渊源，而且表明二者是独立的并列的。宋人即有类似的使用了，他们已将“豪放”、“雄杰”与“婉约”、“婉丽”、“婉曲”作为两组相对的概念。如果单纯从语源的视角抽象地来辨析某概念特殊的内涵，势必陷入一种概念的迷误。张使用“豪放”与“婉约”概念时，对它们的具体含义作了规定，其规定仅指出每一概念的某种属性。因为是将二者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的，其规定便具有互补的特点，例如“婉约”指“辞情蕴藉”，与之相对的“豪放”则语意直露；“豪放”指“气象恢宏”，与之相对的“婉约”则境界狭小。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张的概括是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后世词学家有的故意曲解，将风格意义的“体”，窜改为文学流派的“派”，以致引起种种争议。我们还是遵循张本意来理解他关于宋词风格类型的概括，称具有豪放风格的作品为豪放词，具有婉约风格的作品为婉约词，这样将更符合宋词的真实。（参见谢桃坊《中国词学史》第99-106页，巴蜀书社，1993年。）在词学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用“豪放”与“婉约”论词是贴切词体文学的体性，若用于其他诸体文学则不甚适宜。这应是很特殊的文学批评现象。
以“豪放”和“婉约”论词，有助于把握和分析某位词人或某些风格相近的词人群体的主要艺术倾向。当然绝不能因此而无视或否定词人的独创风格；对一位词人基本风格类型的判断，与对其独创风格的评价，这之间是不会有矛盾的。如果我们认为宋词的发展表现为以美感为基本形式的两大艺术倾向并演为多种风格，出现百花竞艳的繁盛景象，则有关某一词人的个人风格及其时代风格的关系也就易于识别了。
20世纪80年代杨海明在《唐宋词风格论》里提出建立唐宋词风格学，以为：
批判地继承前代词论中有关风格问题的理论遗产，为建设新型的唐宋词风格学而努力。这是开创古典文学（唐宋词学）研究的新局面的需要，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努力完成它。（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第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总之，风格的研究仅是现代词学课题之一，尚待开拓更为宽广的道路和更为多样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