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孙和其他许多宋末词人一样经历了南宋王朝灭亡的重大历史变故。南宋的灭亡，其中包含着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南宋度宗皇帝的软弱昏庸、贾似道的专权误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采取坐以待毙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人民群众抗敌救国斗争的压制，都大大加速了南宋政权的覆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许多歌舞酣醉、沉迷湖山的词人觉醒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认真的思考，于是爱国主义便成了创作中首要的主题。南宋的灭亡对汉族人民来说则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灭亡，而将忍受空前的民族压迫的深重灾难。所以这个时代词人们表达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都是悲痛消极的亡国哀音。一些婉约词人如陈允平、王沂孙、周密、陈恕可、唐珏、仇远、张炎等，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就更为消极低沉、幽隐曲折了，仅仅是一种黍离之感与桑梓之悲。在元帝国统治者的铁蹄下，野蛮、落后、残暴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人类文明面临浩劫，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长夜漫漫。词人们看不见人民的力量，也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和希望，他们的歌声之低沉是时代使然。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唱得高昂些呢？王沂孙等词人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情感，耻于屈志新朝，甘过穷愁悲苦的遗民生涯，走上消极反抗的道路，由此接近了人民群众。他们的词以精湛的艺术、优美的形象，委婉而缠绵地表现了对故国的眷念，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汉民族的尊严和气节。王沂孙等宋遗民词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仅仅是我国文学爱国传统的长河中一股涓涓细流。从它将见到我们民族曾有过的灾难，尤其是将见到我们民族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坚韧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又号玉笥山人；会稽（浙江绍兴）人。友人张炎在悼词里称其“能文工词，琢语峭拔”（《琐窗寒·序》）。友人周密说：“王圣与尝缉《对苑》一书，甚精。凡十余册，止于三字，如‘狮子橘’、‘凤儿花’、‘飘花’、‘斗叶’之类。”（《志雅堂杂钞》卷一，《学海类编》本）《宋诗纪事》卷八十存录其诗一首。其词集名《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今存词六十四首。王沂孙能诗能文，而且非常博学，但在宋末元初却以词最为知名。宋遗民咏物寄意的词集《乐府补题》便是以王沂孙的作品为压卷的。当其下世后，张炎甚至悲叹说：“自中仙去后，词笺赋笔，便无清致。”（《琐窗寒》）由此可见他在当时词坛的影响了。自清代以来，王沂孙的词受到特殊的重视，如陈廷焯说：“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陈氏还认为“词有碧山，而词乃尊”（《白雨斋词话》卷二）。但是关于这位宋季大词人生平事迹的文献资料却极为稀少，以致目前词学界对其生卒年及仕历仅有大致的推测，而且意见较为分歧，尚待进一步考索。
最早专文考证王沂孙生卒年的是近世词学家夏敬观先生。他以为“碧山殁于辛卯前，其年岁当在六十以外，七十以内”（夏敬观《王碧山年岁考》，《同声月刊》第二卷十号，南京出版，1942年。）。则其生年约在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约卒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此后尚有三说：一、约生于南宋淳祐八年（1248），卒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二、约生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卒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生于南宋嘉熙四年（1240），卒于元至大三年（1310）（见吴则虞《词人王沂孙事迹考略》，《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59年；常国武《王沂孙孙出仕及生卒年岁问题的探索》，《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1962年；杨海明《王沂孙生卒年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3期。）。比较起来，据夏敬观之说较能恰当地解释王沂孙的交游、仕历等情形。当然，这牵涉到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解释。王沂孙有《一萼红·丙午春赤城山中题花光卷》，宋元之际的丙午为宋淳祐六年（1246），一为元大德十年（1306）。从现存有关文献来看，没有王沂孙在至元中期以后的任何线索可寻，这“丙午”不可能是至元以后的了。刘克庄《花光梅题跋》云：“余亦有梅癖者，然善画不如花光。”又云：“此卷就和靖八诗各摘二字，为梅传神，为和靖笺诗，花光得意之作者。”（《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七）花光即释仲仁，衡阳花光山长老，擅画梅花、山水。士大夫极重之，为北宋中期人。王沂孙“丙午赤城山中题花光卷”亦与刘克庄题跋约略同时，此丙午当是宋淳祐六年。此年周密年仅十五岁，则王沂孙必然年长于周密。但王沂孙《淡黄柳》词序有云：“甲戌冬，别周公谨丈于孤山中。”既然称周密为“丈”，是否他年长于王沂孙呢？查《花外集》词题与周密有关的共六处，称“周公谨”、“周草窗”或“草窗”共五处，仅《淡黄柳》序称“丈”。丈在古时为对长辈的尊称，又是对老人的通称。王沂孙只是偶尔称周密为丈，是属于友人之间文字往返时的戏笔。王沂孙《三姝媚·次周公谨故京送别韵》有云：“别久逢稀，谩相看华发，共成销黯。”此词与上词都作于宋亡之后，两人都是华发的老人了，故有时戏称丈是可能的，尤其因为“南宋人称‘丈’根本不能据以断定年辈的高低”（见常国武《读〈花外集〉卮言》，《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3期。）。关于王沂孙卒年的下限，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词学界都依据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粤雅丛书》本）“辛卯十二月初六日（胡）天放降仙。……又问王中仙今何在？云在冥司幽滞未化”的记载，断定“王中仙”即王沂孙，他当于辛卯（至元二十八年）前下世。“王中仙”各本皆作“后王”或“王中企”，而引作“王中仙”者可能属偶误或有意制造证据，不足为据。但辛卯之后却无王沂孙的任何行迹可寻，因有可采用卒于此年之说。据照王沂孙生于宋嘉定十五年，约卒于至元二十八年之说，则宋亡时约五十七岁，长周密十岁，长张炎二十六岁；其“丙午春赤城山中题花光卷”时约二十四岁，宋亡后尚生活了十二年。
王沂孙在宋时曾否入仕，这一直是为词学界所忽视了的问题。清初朱彝尊在《乐府补题序》里介绍了几位宋遗民，介绍王沂孙云：“王圣与氏先叔夏卒，叔夏为题集绎其词，殆尝仕宋为翰林。”（《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张炎字叔夏，为王沂孙的友人，作有《洞仙歌·观王沂孙花外词集有感》，又作《琐窗寒》悼之。朱彝尊谓王沂孙“尝仕宋为翰林”，这必定是有依据的，可惜已不得其详。从现存文献来看，仅有王沂孙的友人周密的《踏莎行·题中仙词卷》（《草窗词》卷下）与此有关，或者它就是朱氏的依据。词云：
结客千金，醉春双玉。旧游宫柳藏仙屋。白头吟老茂陵西，清平梦远沉香北。玉笛天津，锦囊昌谷。春红转眼成秋绿。重翻花外侍儿歌，休听酒边供奉曲。
此词作于宋亡后，作者为友人词卷题辞时，流露出繁华如梦，春红成秋绿的深沉感叹，其中也暗示了友人王沂孙的身世。“结客”、“醉春”、“仙屋”是描述当年王沂孙的富贵气象和豪情逸致。“白头吟老茂陵西”，用汉代司马相如晚年“聘茂陵女为妾”（《西京杂记》卷三）的故事，以喻其“位高金多聘私室”。“清平梦远沉香北”，用唐代李白于天宝二年待诏翰林，奉诏作《清平调》三首（见《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松窗录》），其中写杨贵妃娇态有“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之句，以喻王沂孙似昔日李白之殊荣。“重翻花外”指今日阅读王沂孙的《花外集》；“休听酒边供奉曲”，意谓昔日其奉诏之作在宋亡后不忍听到了。据此可推测王沂孙确曾在宋时待诏翰林而且奉诏作过一些“供奉曲”的；但今传之《花外集》已无这类作品，当时作者结集时未收录。宋沿唐制设有翰林学士院，职掌起草诏旨，又在外侍省下设翰林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王沂孙“仕宋为翰林”，很可能是以备内廷顾问的文学之士，因为在其《花外集》里许多的咏物词都是拟托宫人的语气对旧宫廷生活的痛苦追忆。例如：“自真妃舞罢，谪仙赋后，繁华梦，如流水”（《水龙吟·牡丹》）；“翠云遥拥环妃，夜深按彻霓裳舞。铅华净洗，涓涓出浴，盈盈解语。太液荒寒，海山依约，断魂何许”（《水龙吟·白莲》）；“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齐天乐·蝉》）；“国香到此谁怜……空想咸阳，故宫落月”（《庆宫春·水仙花》）；“拥倾国，纤腰皓齿，笑倚迷楼。空令五湖夜月，也羞照三十六宫秋”（《青房并蒂莲》）。王沂孙对宫廷生活的回忆，这与同时的其他词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是颇为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作者特殊的生活经验是有关的。王沂孙在《三姝媚·次周公谨故京送别》里抒写亡国后的凄苦情绪时曾说：“袖乌纱，解愁人，惟有断歌幽婉。”朝廷品官的服饰才是“袖乌纱”。作者缅怀昔时的尊荣，而以为今日惟有悲歌可以解愁了。张炎在王沂孙下世后的悼亡词里追叙其入元后归隐时是“角巾还第”（《洞仙歌》）用《晋书·羊祜传》“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第”即府第，古代贵族士大夫的住宅。王沂孙归隐时，其故乡尚有旧时的府第。张炎叙述王沂孙于故里下世说：“怅玉笥埋云，锦袍归水。”玉笥山在会稽东南，王沂孙曾号玉笥山人，其葬地在玉笥山下。“锦袍归水”亦谓其去世，以“锦袍”代人。锦袍为绣花丝织长袍，乃古代贵族之服。刘克庄《沁园春·同前》有“我梦见君，戴飞霞冠，著宫锦袍”。乃谓友著官服官帽。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称旨，唐玄宗赐予宫锦袍（杜甫《寄李十二白》）。这可为王沂孙仕于宋之佐证。由于王沂孙在南宋时有过一段贵幸的生活，所以入元后其作品特多故国之思。其同时的友人如陈允平、周密、张炎、戴表元等也都是宋廷旧臣。他们入元后以遗民自居而甘老江湖的。
宋亡后，王沂孙隐居故乡会稽，往返于杭州与绍兴之间，与周密、陈允平、张炎、仇远等宋遗民交游酬唱，参加了宋遗民咏物寄意的《乐府补题》的唱和活动。《乐府补题》一卷，元以来诸家皆不著录，清初朱彝尊得到旧抄本，康熙中始刊行传于世。此集无序跋，无年月，为宋遗民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李居仁、张炎、仇远等十三人咏物唱和词集。咏物题为《天香》赋龙涎香、《水龙吟》赋白莲、《摸鱼儿》赋莼、《齐天乐》赋蝉、《桂枝香》赋蟹，共五题。各题唱和的地点是不同的，参加唱和者的多少也不一致，可见并非一时一地之作。王沂孙参加了前四题的唱和，是其中较为主要的人物。这个咏物词集从参加的作者、唱和的方式与作品的倾向性来看，它是宋遗民一种秘密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集社——词社的活动，因而其咏物是有政治寓意的。朱彝尊《乐府补题序》云：
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度诸君子在当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岁月，惜今皆逸矣。（《曝书亭集》卷三十六）由于咏物词这种较为曲折的虚处寄意的方式，我们很难揣知作者的真实意旨，也易于去穿凿附会，因而《乐府补题》的主旨及各题的具体寓意，迄今仍难以探明。清代中叶常州词派以寄托论词，词论家们渐渐将《乐府补题》的某些作品与南宋六陵盗发事件联系起来。近世词学家夏承焘著《乐府补题考》以为“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第376-3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元兵入南宋都城临安两年之后，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在浙江会稽发生了一件震动江南、凌辱汉民族的暴行：江南释教总管杨琏真加帅徒众掘发南宋诸帝及后妃之陵墓，弃帝后尸骨于野外并盗窃陵内宝物。宋遗民义士唐珏、林景熙等人暗地设法收敛帝后骨骸，分别瘗于兰亭山南，以冬青树为标志，年年哭祭。这在诗歌创作里成为一时的重要题材，林景熙的《冬青花》、唐珏的《冬青行》和《梦中作》、谢翱的《冬青树引别玉潜》等都直接赋咏六陵之事。但在词里却未接触这个重大题材，如果就《乐府补题》各词作具体分析，寻绎每首词的词意，则很难发现与六陵事的联系，尤其是在元代没有任何文献提供它们与之有关的线索。因此收入《乐府补题》中的王沂孙咏物词，它们虽有寓意，却非暗写南宋六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