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来彼得堡三个月以后，他们把我送进了女子寄宿中学。我刚来到陌生人中间，心里有说不出的愁闷！这里的一切枯燥无味，——女教师喜欢唠叨，女同学爱取笑别人，而我却是个野孩子。这里管得可真严哪！样样事情都有规定的时间，大家吃一样的伙食，教师个个令人讨厌，——这一切在开头的时候折磨得我好苦。我在学校里连觉也睡不着。在那漫长的、冷清的寒夜里，我常常通宵哭泣。晚上，大家温习功课，我坐下来念会话或生词，身子不敢动一动，可是心里尽想到家里那个窝儿，想到爸爸，想到妈妈，想到我的老保姆，想到老保姆讲的故事……唉，真叫人发愁！就连家里一件最普通的小事情，回忆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想啊想的，想到要是此刻待在家里该有多好！我就待在我们的小房间里，坐在茶炊旁边，跟家里人在一起，那么温暖，舒适，亲切。我真想现在亲亲热热地紧紧搂住我的妈妈！想啊想的，伤心得轻声呜咽，眼泪往肚子里咽，生词就印不进脑子里去了。第二天的功课没有准备好，我通夜梦见老师、女校长和同学们，我通夜在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第二天一问三不知。他们罚我跪着，只发给我一盘菜。我真难受，真苦闷。一开头，同学们都取笑我，欺侮我；我回答老师提问，她们就打岔；我们排队去吃饭或喝茶，她们就拧我；她们还无缘无故地跑到女教师那儿去告我的状。可是，等到星期六晚上老保姆来领我回家的时候，我简直像登上了天堂。我总是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搂住我的老婆婆。她替我穿衣服，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在回家的路上，她总赶不上我，而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讲个不停。我回到家里，那才高兴呢。我紧紧地拥抱家里人，仿佛已经分别了十年。我们说东道西，讲也讲不完。我见到人就打招呼。我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我和爸爸开始谈正经，谈学习，谈我们的教师，谈法文，谈洛蒙德的语法，——我们都那么快活，那么称心。我现在一想起这些时刻，还觉得快活哩。我拼命用功念书，想讨爸爸的喜欢。我明白，他把最后的一点钱都花在我身上，天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打发日子的。他变得越来越阴郁，不满，肝火旺。他的脾气坏透了。业务不得手，背了一身债。妈妈不敢哭，也不敢说话，生怕惹爸爸发火。她变得病恹恹的，直瘦下去，并且老是咳个不停。我从学校里回家，看到的尽是愁眉和苦脸。妈妈轻声呜咽，爸爸在发脾气。于是责怪埋怨的话都来了。爸爸说，我没有使他得到任何快乐和安慰，他们为了我倾家荡产，而我至今还不会说法国话，总之，爸爸遇到一切不幸和倒霉的事情，便通通拿我和妈妈出气。可是可怜的妈妈怎么经得起折磨呀？我瞧着她，心都碎了。她的脸颊下陷，眼睛凹进去，脸色很不正常，好像害着肺病。我挨的骂最多。开头总是由一点小事情引起的，后来天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甚至常常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我出气！……法语啦，我是大傻瓜啦，我们的女校长是个工作不负责任的蠢女人啦，她不关心我们的品行啦，爸爸至今谋不到一个差使啦，洛蒙德的语法糟透啦，查波尔斯基的语法要好得多啦，家里在我身上白白丢了很多钱啦，我看来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啦，——一句话，我这个可怜的人尽管拼着命念会话和生词，可是还得经常受责备，什么事情都要我负责！这根本不是因为爸爸不爱我，他是疼爱我和妈妈的。但是，他的脾气变成了这样。
忧虑，悲伤，挫折——这些狠狠折磨着可怜的爸爸。他变得疑神疑鬼，暴躁，容易发火，几乎要绝望了。他开始不爱惜自己的健康，有一回受了点凉，突然病倒，卧床没有多少日子，便溘然长逝了。我们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好几天像失魂落魄似的。妈妈呆若木鸡，我真担心她会精神失常。爸爸一死，债主就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成群结队地涌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拿了出来。我们还卖掉了彼得堡区的小房子，那房子是爸爸在我们搬居彼得堡半年以后买下来的。我不知道事情最终是怎么应付过去的，反正我们自己已经落到了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地步。妈妈得了可怕的痨病，我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活不下去，前面是死路一条。那时候我才满十四岁。就在这个时候，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来看我们了。她老说她是一个地主，是我们的亲戚。妈妈也说她是我们的亲戚，不过是很远的远亲。爸爸在世的时候，她从来不上我们家来。现在她来了，眼里噙着泪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情我们失去了当家人，同情我们面临困难的境地，她又附带说这要怪爸爸的不是，说他过日子自不量力，急于求成，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她表示愿意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建议大家忘掉彼此的怨恨。妈妈说从来没有怨恨过她，她听了眼泪夺眶而出，拉住妈妈上教堂，吩咐做安魂祭祷悼念“亲人儿”（她是这样称呼爸爸的）。从此她跟妈妈正式和解了。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作了一长篇开场白，着重讲明了我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窘困境况，然后邀请我们（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到她家里暂住。妈妈感谢她的盛情，但是好长时间拿不定主意。由于想不出什么办法，作不出什么其他的安排，妈妈最后只好对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我们感激地接受她的建议。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从彼得堡区搬到瓦西里岛去的那个早晨。那是秋天一个晴朗、干燥、寒冷的早晨。妈妈哭着，我觉得十分悲伤。我的心都碎了，一种说不出的可怕的愁闷折磨着我的心灵……多么难受的时刻……
2
我们（就是我和妈妈）搬到新地方，开头住不惯，总觉得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家里很可怕，又很拘束。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住在第六街自己的房屋里。屋里一共有五间房间。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和我的表妹萨莎住其中的三间，萨莎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从小由她领养。我们住一个房间。剩下的一个房间在我们隔壁，那儿住着一个姓波克罗夫斯基的穷苦的大学生，他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房客。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生活得很舒适，意想不到地阔绰，但是她有多少财产，正如她在忙些什么事情，旁人是不得而知的。她总是忙忙碌碌，总是满腹心事，一天要进出好几回，但是她在忙些什么，操心些什么，为了什么操心，这些我无论如何也猜不透。她的交游十分广阔。各种各样的客人来找她，但是天知道是些什么客人。他们总是有什么事才来，逗留的时间不长。只要门铃一响，妈妈就赶紧领我到我们的房间里去。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为了这件事很生我妈妈的气，老是说我们太傲慢了，说我们傲慢得没有道理，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傲慢，——她就这样接连几个钟头絮叨个不停。我当时不明白她为什么责备我们傲慢，同样，我到现在才懂得，或者至少猜到，妈妈为什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住到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家里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是个狠毒的女人，她不断地折磨我们。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是一个谜，——为什么她邀我们住到她家里去？起初她对我们相当亲热，等到看出我们真的无依无靠，走投无路，她便露出了自己的本性。后来她又对我很亲热，甚至亲热得过了分，一味奉承我。可是起初我和妈妈一同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一刻不停地数落我们，老是讲到她做的好事。她对旁人介绍说我们是她的穷亲戚，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她大发善心，为了基督的爱，才把我们收留在自己家里。我们在饭桌上每吃一口，她都要朝我们看一眼。如果我们不吃，那又有一番话好说了，说什么我们摆架子，说什么请我们随便用点吧，说什么我们家里也未必更讲究。她时常骂爸爸，说他一心想出人头地，结果却身败名裂，害得妻子女儿受苦受难，要不是有个慈悲心肠、乐善好施的亲戚，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说不定她们就得饿死在街头。她什么话讲不出来呀！听她说这些话，与其说觉得悲伤，不如说感到厌恶。妈妈经常哭，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她明显地憔悴下去，可我和她从早到晚干着活，拿些针线活儿来做，这又惹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生气了。她老说她家里没开服装铺。但是我们需要穿衣服，需要攒点儿钱备作意外的开销，自己一定要有点钱。我们积攒着钱以备万一，总希望有一天能搬出去住。但是，妈妈拼命地做活儿，把身子完全拖垮了。她一天比一天衰弱。病就像蛀虫一样啃蚀着她的生命，使她的死期愈来愈近。我都见到了，我都感受到了，我吃足了苦头。这一切全都发生在我的眼前！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每一天都跟上一天没有两样。我们默默地过日子，仿佛不是住在城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也渐渐安静下来了，因为她慢慢地明白她可以对我们称王称霸。其实，从来没有什么人想跟她抬杠。我们的房间和她的那几间隔着一条走廊，我已经讲过，跟我们并排的那个房间里住着波克罗夫斯基。他教萨莎法语、德语、历史、地理——像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所说的，教各门学科，她就因此而供给他膳宿。萨莎虽然任性淘气，却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她那时十三岁。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对我妈妈说，可以让我搭便再念点书，因为我在寄宿中学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妈妈喜出望外，一口同意，于是我就和萨莎一起跟随波克罗夫斯基念了整整一年书。
波克罗夫斯基是个穷苦的、非常穷苦的年轻人。他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继续求学。大家只因为叫惯了，所以还是叫他大学生。他过着俭朴、安静的生活，我们的房间里简直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模样看起来很古怪，走路的样子很不自然，点头行礼的样子很不自然，说起话来也很古怪，起初我看到他就忍不住要笑。萨莎常常跟他捣蛋，特别是在他教课的时候。而他又是个性子暴躁的人，老是发脾气，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就冒火，骂我们，埋怨我们，常常没教完课，就气呼呼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他一连几天坐在那里看书。他有许多书，都是些珍贵、罕见的版本。他还在别的地方教书，拿点儿酬劳。他手边一有钱，便马上去买书。
过了些时候，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个十分善良、受人尊敬的人，是我遇见的人中间最好的一个。妈妈也很尊敬他。后来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比妈妈还差些。
起初，我这样大的姑娘却和萨莎串通一气调皮捣蛋，常常接连几个钟头动脑筋，想尽办法要惹他大发雷霆。他发起脾气来十分可笑，这使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现在我回想起这一点也感到害臊）。有一回，我们惹得他差点儿哭出来，我清楚地听到他在嘀咕：“恶毒的孩子。”我突然惶恐起来，觉得又害臊，又悲伤，又很可怜他。我记得，我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几乎噙着眼泪请求他息怒，不要为了我们瞎胡闹而恼火，可是他把书合上，没有教完我们的课就回自己房间里去了。我一整天都在后悔，心里真不好过。想到我们两个孩子竟用恶作剧叫他哭出来，我实在感到羞惭。这分明是我们存心要看他流眼泪，分明是我们希望他流眼泪，分明是我们迫使他忍无可忍，分明是我们硬逼他这个不幸的穷苦人记起自己的悲惨命运来！我懊恼，我悲伤，我后悔，我一夜睡不着觉。人家说后悔可以使人心情轻松些，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我的悲伤怎么跟自尊心牵连在一起。我不愿意他把我看作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我那时已经十五岁了。
从这天起，我绞尽脑汁，作了无数的设想，企图使波克罗夫斯基一下子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是我有时很胆怯而腼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拿不定任何主意，只限于幻想而已（天知道这是些什么幻想）。我不再跟萨莎一起调皮捣蛋，他也不再生我们的气。但是这样还满足不了我的自尊心。
现在我要讲一讲我所遇见的人中间最古怪、最有趣和最可怜的一个人。我之所以到现在才提到他，我的笔记写到这里才提到他，这是因为在此以前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只是在有关波克罗夫斯基的一切突然引起了我的兴趣时，我才开始这样做！
有时候，有一个老头儿到我们屋里来。他很邋遢，衣衫褴褛，矮小个儿，花白头发，动作笨拙，总而言之，模样儿古怪透顶。乍一看，总以为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自己感到害臊，所以才那么畏畏缩缩。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使人毫不迟疑地断定他神经不正常。他来到我们这里，站在穿堂里的玻璃门旁边，不敢走进屋里来。我们中间有人走过，不论是我或者萨莎，或者他知道对他和气的仆人，他便马上挥手打招呼，做出各种手势，只等您朝他点点头，唤他一声，——这是约定的暗号，表示家里没有外人，他可以随意进去。于是老头儿才轻轻地推开门，笑眯眯的，高兴地搓着手，踮起脚走进波克罗夫斯基的房间里去。这是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