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俄国古谚云：“剥开俄罗斯人的皮，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鞑靼人”(Scratch a Russian and you find a Tatar)。历史上俄罗斯被外族征服的事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真正征服并奴役过俄罗斯的只有蒙古鞑靼人。而蒙古鞑靼人统治俄罗斯二百多年造成的结果是，“诺曼人的俄罗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影响。主要是：
(1)它通过改变俄罗斯统治精英阶层的人种成分及在俄罗斯上层融入相当的鞑靼血统，促进了俄国统治精英种族构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使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其特有的，由外族人在俄国对外关系和军事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俄国外交部由非俄罗斯族裔人担任领导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独特传统。俄国历史上的对外军事扩张也往往主要依赖居住在顿河流域的各个哥萨克部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血统。”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到20世纪。如，对现代俄罗斯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的血统都属于蒙古鞑靼人。而俄罗斯皇室血统研究表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血缘仅有1/250，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皇帝都有外国血统。历史上，沙俄皇室往往依赖外族职业外交家，并与他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再如，具有日耳曼人血统，主张在军队中采用普鲁士军服，崇拜德意志腓特烈大帝的彼得三世同时是俄国和瑞典王位的继承人。而具有瑞典、普鲁士和英国王室血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更是除了瓦兰人——留里克之外第二个对俄罗斯发展影响最大的外族人。沙俄统治时期，俄罗斯外交大臣中除了少数人是俄罗斯族之外，多数是由外族人担任。俄罗斯历史形成的这种统治阶层中的人种混杂和交融是罕见的。俄罗斯社会上层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性外族化，尤其是外交决策任人唯贤，不排斥外族人及哥萨克在俄国军界占有特殊地位在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十分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极大地增加了俄罗斯向外开拓发展的趋势。索洛维约夫把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外向开拓性比作流动的“液体因子”。在这个“液体因子”的作用下，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和跨度，创造了世界陆路开拓史的纪录。俄国哥萨克骑兵仅用了半个多世纪就横跨了北亚大陆，抵达亚洲之角，抚摩北美，跨越了十个时区。
(2)如果说，留里克的斯堪的那维亚基因给俄罗斯战略文化奠立了尚武传统的话，那么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使俄国变成一个特别崇拜权力，并将权力等同于先进军事力量，把建立、维护和加强先进军事力量(包括军事力量的组织动员、保持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的先进水平等)作为获取更大(生存)权力的最主要的来源。此后，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不仅成为俄罗斯人知道的唯一语言，而且整军修武被每一代沙皇视为建设俄国的头等大事。如马克思言：“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近现代俄国一些欧亚主义者也断言：没有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近现代俄国在欧洲和欧亚地缘政治上的崛起。因为，经历了蒙古鞑靼统治之后，俄罗斯人对武力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他们开始重视学习先进的军事思想，注意提高军队组织、管理、武器装备及后勤保障的水平，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以说，保持和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俄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俄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军队建设、发展和使用的历史。按照军事立国的基本国策，俄罗斯人把建设一支庞大的进攻型军队作为俄国军事战略的一贯内容。不论是封建割据时期的莫斯科公国，还是中央集权制下的沙皇俄国和前苏联，俄罗斯人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设一支庞大的进攻型军队。可以肯定地说，俄罗斯人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学到了金帐汗国以强大军力为基础，建立殖民统治的那一套，而且学会重视军队建设，注意增强军队机动能力和远程作战能力等，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人的军国主义倾向。俄国历史上诸如俄罗斯武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将莫斯科公国改为沙皇俄国的伊凡雷帝、把“俄国交给西方”的彼得大帝等，都通过把俄国纳入战时轨道，使之变成一个大兵营，而在对外扩张方面为俄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为加强皇权、满足贵族和商人对新的土地、农奴和财富的渴求而积极对外扩张的伊凡雷帝，从加强军事实力的需要出发，进行了以建立“领地制”下军役贵族和射击军为主体的军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改革。这次改革提高了俄军战斗力，使伊凡雷帝实现了吞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开进，将沙俄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地区的战略目标。再如，1682年即位，后来成为别林斯基及其他无数俄国人心中的“上帝”的彼得大帝，自童年起就醉心于军事游戏，长大亲政后热衷于军事演习和军事变革。1695年12月彼得大帝下令建立海军，从而实现了自己孩提时建立一支海军舰队的梦想。彼得大帝还通过从农民中招募新兵，任命一大批外国人担任军官，建立起一支崭新的正规陆海军。作为卓越的军事家，彼得大帝审编和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并为俄军制订了诸如强调积极进攻；避实击虚；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集中优势兵力；重视预备队的作用，加强军兵种协同等作战原则。同时，出于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彼得大帝效法西欧国家，对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并建立起一批军事院校，来培养、造就职业军官阶层。彼得大帝的改革，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加强了军力，成为俄国历史的转折点。依靠一支庞大的以贵族军官为骨干的武装力量，彼得大帝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并最终通过“北方战争”改变了欧洲国际格局，从此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玩家”。
除了北方诺曼人和蒙古鞑靼人，俄罗斯人的野性还受到欧洲日耳曼人的很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不断地得到增强。如，沙皇时期俄国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外交官和军队首领都是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的日耳曼人。随着日耳曼风尚不断“渗透进俄罗斯的深层，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和俄罗斯文化逐渐地被日耳曼化，俄罗斯的肉体与灵魂都被它们掌握着”。在日耳曼精英的影响下，俄罗斯人战略思维中防御和侵略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因为，在他们看来，归根结底，任何有效的防御都不如将潜在的侵略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更好一些。因此，他们倾向于使意识到假定的想象中的未来可能的威胁中立化(可能的话进一步去控制那些可能带来威胁的地区)。这是导致前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的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独联体的成立也反映了俄罗斯人的战略思维仍未放弃通过建立一个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来应对外部威胁。斯大林曾致力于在苏联的外围建立“安全网”，通过牺牲外围国家的利益来确保苏联安全。为此，斯大林甚至直接侵犯别国主权或把大片别国领土并入苏联。今天，俄国军事战略思维中，仍留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痕迹。
2.拜占庭人的“神性”和日耳曼人的“兽性”
历史地看，如果说拜占庭人对俄国近现代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仅造成了“一个时期，使我们的祖先沉醉于旨在拯救和复兴世界的‘第三罗马’的幻想”之中，而且使“俄罗斯民族认同中掺杂进‘上帝选民’的‘普世’使命意识”；那么，日尔曼人的影响主要是迷信武力，执著于对外进行疯狂的、非理性扩张。首先，在拜占庭人上帝意识影响下，“16世纪上半期出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论确立了莫斯科和俄罗斯国家在基督教世界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书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他指出，“滋养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情感是：俄罗斯是上帝特选的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民族，将受命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感觉源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古老思想，经过斯拉夫主义，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和现代斯拉夫派。”“俄国的民族救世主说始终以某种方式表现为树立俄国的基督，表现为精巧地使《福音》俄罗斯化，并把俄罗斯民族视为世界上唯一能以‘宇宙基督教事业’的名义行事的上帝代言人”。弗兰克在评述俄罗斯斯拉夫主义时亦指出，“霍米雅科夫想教人相信，俄罗斯民族并不好战。但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却充满战斗精神。他拒斥帝国主义，但同时又希望俄国不仅统治斯拉夫民族，而且统治世界”。可以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俄罗斯人普遍“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唯一真正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对神的理解绝对正确，俄罗斯民族是特选的民族，俄罗斯在基督心中占首位，坚信俄罗斯的使命是拯救所有民族”。如，俄国伟大宗教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相信俄罗斯的宗教使命，而且还相信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相信“世界应当由西方一无所知的俄罗斯的基督来拯救”。因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接受了‘生活和新成就的钥匙’；将来只有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上帝和耶稣，才能使人类获得重生”。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普希金墓前讲话》中说，“我们预见，我们未来的活动将是更高程度的全人类性质的。俄罗斯思想，可能将成为欧洲各民族在各自民族性基础上执著而勇敢地发展起来的全部思想的综合”。再如，俄国伟大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与其他俄国思想家同样地痴迷、沉湎于俄罗斯民族救世主说的幻想之中，并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进一步发展了霍米雅科夫提出的“俄罗斯是世界各民族唯一救星”的思想。索洛维约夫强调，“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只有俄罗斯族才是拥护神权政治的民族，俄罗斯民族是赋有以神圣国家和神圣社会的形式确立上帝在尘世的统治之使命的民族，即拥戴沙皇的民族”。其他诸如达尼耶夫斯基、尼昂捷耶夫等俄国思想家的天赋使命的，特别是末日论的俄罗斯思想也都非常鲜明。达尼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和大多数斯拉夫民族拈到了历史命运之签，同希腊人一起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宗教真理——东正教的主要保存者，于是成为伟大事业的继承者，这种事曾经落到以色列和拜占庭头上，也就是天选的民族”。俄罗斯西方主义奠基人恰达耶夫指出，在俄罗斯人精神、思想、观念世界中，天定的、弥赛亚的和末日论的因素占据重要位置。恰达耶夫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还认为，“俄国面临着巨大的精神事业：其任务就是解决所有在欧洲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是，如别尔嘉耶夫言：“肯定宗教意识是俄罗斯人独有的特性”，认为“只有俄罗斯人能够找到自天而降的人间耶路撒冷，俄罗斯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等思想，只是显示了俄罗斯“民族自傲造成的头昏脑涨达到可怕的程度”。这种“脑涨”使许多杰出的俄国思想家也视“异民族”为“历史废物”，注定要由优秀的俄罗斯人来统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宣传最残忍的民族主义，主张虐杀波兰人和犹太人，否认欧洲以外的人有权进入基督教世界。俄罗斯的民族自大狂还表现在，认为只有它才是世界上最正宗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基督教国家。实际上，自以为是民族解放者的俄国，常常成为压迫者，并因此而引起怀疑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