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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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俄罗斯外交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变化趋势(7)

19世纪中叶后,以“莫斯科—第三罗马”论为思想内核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相结合,共同支撑了沙俄的对外扩张。如恩格斯言:“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列宁也指出,沙俄政府总是向普通俄罗斯人灌输大俄罗斯意识,“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辞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俄罗斯人特选民族的宗教意识就与首屈一指的优秀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地合二为一,在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宗教民族主义,从而使沙俄和前苏联的对外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其一,在俄罗斯人看来,东正教的使命是保有它真正唯一没有被异教徒玷污的基督教精神,并拯救“异教徒”的欧洲。因此,俄国帝国对外扩张和干预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之中,从来没有引起俄国任何人的怀疑。在旧俄时代,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村社农夫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沙皇——上帝。所谓大俄罗斯主义或者泛斯拉夫主义则成为俄罗斯宗教民族主义的外在形式。其二,一种与俄罗斯东正教“救世论”相吻合的“俄国中心主义”和“大国使命感”不仅迎合了沙俄帝国扩张的需要,而且演变为超越斯拉夫范围的世界性大国意识,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精神支柱和军事思维的传统。其核心内容是,主张用赤裸裸的帝国机制去实现大同理想。历史上,沙俄曾通过将东正教和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结合,把赤裸裸的对外领土扩张变成了一项俄罗斯人全民的事业,成为实现俄国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媒介、中介介质。前苏联实质上也是打着宗教使命感的旗号,即,解放全世界劳苦人民大众,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来进行对外扩张。如阿·巴塔洛夫言:“不论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最初若干年,俄罗斯感到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完成着某种重要的使命,感到它应当把内在的力量集中起来以解决某种外部的任务,用恰达耶夫的话说,可能是‘给世界以某种教训’,可能是给什么人以某种幸福,也可能是开始某种重大的世界性的日后将得到其他民族友好支持的事业,还可能是把什么人从某种危险中拯救出来。——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不仅没有破除这种《救世》意识,而且通过它以一定的社会性的明确方向,使它得到加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阿·马拉申科也认为,“十月革命是俄罗斯救世主义的产物:原先俄罗斯人称莫斯科为负有《救世》使命的第三罗马,苏联时期称俄罗斯为旨在解放全人类的第三国际;原先的俄罗斯救世主义,现在变成了世界革命,原先世界发展的最高阶段—精神阶段,现在变成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前苏联著名战略思想家阿尔巴托夫在论述俄国对外关系时亦指出,“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试图把实力扩张到与俄罗斯没有任何历史联系、与民族利益似乎也关系甚微的远方国家(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越南、古巴),这一行为引发了国内同样真切地怨恨。对阿富汗的入侵致使俄罗斯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并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幻灭感。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我们自己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团结起来反对我们自己,并且给缓和带来严重的打击。实际上我们是在给美国极右派伴奏。”阿尔巴托夫认为,前苏联对外扩张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单纯与自满相联系,多数情况是希望加强在那里的政治影响。有时天真的革命浪漫主义与大国实用主义乃至厚颜无耻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况且高尚的思想动机有助于隐蔽帝国奢望和野心”。总之,隐藏在俄罗斯人“堡垒意识”、“超级大国综合征”等思维定式中的“神性”,使“统一的大俄罗斯产生的民族国家思想,并没有设定民族国家的界限。每一时期的界限都是一种偶然,随着莫斯科枪炮的胜利和大俄罗斯人殖民运动的胜利而推进”。当然,俄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并不仅仅在于拜占庭人的“神性”及其世俗形式——宗教民族主义。如别尔嘉耶夫言,“任何俄罗斯现象都有其反面,神圣罗斯的反面——就是兽性的罗斯”。

其次,所谓“兽性”罗斯在战略文化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历代沙皇和一些前苏联领导人热衷于穷兵黩武,对外进行非理性扩张等。其表现:(1)历史上,频繁的对外战争与无尽的领土扩张如影相随,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的成长。立国之后,俄国历史的大部分年代都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有俄罗斯人一辈子从未经历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战争对俄罗斯人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近代以来,世界上除了德意志帝国和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战争方面堪与俄罗斯相比肩。统计资料显示,从伊凡四世到尼古拉二世,370年间,俄罗斯先后同欧亚20多个国家进行了各种战争,主要的有36次。俄罗斯历史上有2/5以上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尤其在18世纪,俄罗斯人只有14年连续的时间没有战争。由于战争成为俄罗斯人社会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主题,包括彼得大帝在内的历代沙皇都将诺夫哥罗德的亚·涅夫斯基取得的楚德河大捷(歼灭德意志丽沃尼亚骑士团)和1380年德米特里莫斯科大公在库利科沃原野会战中打败蒙古汗国军队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1682年即位的彼得大帝更是一生致力于准备和进行战争。如,1700—1721年俄国史称的北方战争,就是彼得大帝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彼得大帝继承、发扬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受外族奴役和忍耐失败的非凡品质。他通过把纳尔瓦战役的失败变为胜利的转折点,使俄国最终赢得了北方战争。这一胜利提高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沙俄从鲜为人知和微不足道,变为一个逐鹿欧洲霸权的参与者。借此战争,彼得大帝于1721年把莫斯科公国更名为俄罗斯帝国。从此,沙俄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来实现其扩张计划。而随着俄罗斯国家版图的激增,彼得大帝已成为俄罗斯人心目中永恒的英雄。别林斯基曾公开声称,彼得大帝就是他心中的“上帝”。彼得大帝之后,在通过战争或外交来实现“彼得大帝遗嘱”方面获得最大成功的是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72年继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发动两次俄土战争,夺取了出入黑海的通道,并迫使土耳其割让了大片土地。她还伙同德意志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鲸吞波兰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发动对外战争,叶卡捷琳娜时期,俄国的军费就占了国家预算的一半。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创的俄国国家预算主要用于军事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历代沙皇、前苏联和现在俄国领导人所效仿。如,1877年沙俄政府陆军大臣米柳京改革后,俄军总兵力就达7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军人数达到了142万人,总动员后达到了533.8万人。一战期间,沙俄政府征召了1900万人参战,占总人口的11.2%。

对外战争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多的领土、更大的战略生存空间,还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荣耀,使许多俄罗斯人得以飞黄腾达。尤其19世纪初,俄国赢得的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使沙俄在19世纪上半期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俄罗斯在欧洲的首要地位一度得到了公认。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沙俄被称为是欧洲的宪兵。尼古拉一世公开声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挡住俄国的道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外交重臣阿·别兹鲍洛德科曾对沙俄年轻外交家说:“不知你们那会儿将会怎样;我们那会儿,未经我们允许,欧洲没有一门炮敢响。”俄罗斯对外战争给许多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波兰谚语云:“俄国兵的脚步踏到哪里,哪里便寸草不生。”而有些俄罗斯对外战争也曾给俄罗斯自己带来了屈辱。如,19世纪中期的克里木战争及1856年欧洲列强签订的《巴黎和约》,使沙俄失去了南方出海口,标志着俄罗斯丧失了其欧洲霸主地位。马克思曾指出,这场战争使俄国连本带息输掉了此前在南部和黑海地区几代沙皇多年的积蓄。“尼古拉一世25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就此罢手。巴黎和会后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给世人留下了一句名言,即“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蓄力量”。如林军言,俄国人经历了19世纪上半期无限风光后,“不久便阴差阳错地跌倒了,回到它所习惯的逆境中拼搏煎熬”。19世纪后半期以来,俄罗斯人向着世界霸权顶峰的攀登一直没有结束。为确保军事上与最主要对手之间的优势地位,前苏联几乎是倾举国之力发展军备,并常常为填补“真空”,不惜使用武力,或亲自出马,或假手他人进行“代理人”战争。1988年11月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军事目的花的钱按人均计算比我们多。”1961—1985年,前苏联军费支出超过40000亿美元。巨大的国防开支拖垮了前苏联经济,使它成为一个典型的“泥足巨人”。而且,前苏联在美苏冷战中的失利也未能完全中止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历史惯性。冷战结束以来,俄国在争取国际政治的公正与和平的同时,总是试图集中一切力量强化自己已经拥有的军事优势。俄国还颁布或重新修订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军事学说》、《俄联邦国防法》、《俄联邦安全法》等法律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俄国强调,“作为民族、文化的传人,今天的俄军,和冷战时令美国人担心的苏军和打败希特勒的红军及打败拿破仑的俄军,本就拥有同样的血脉,流淌着一样的血”。2000年2月23日,俄国前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祖国保卫者日庆祝大会上说:“军事实力是国家稳定的保证,应当进一步加强”。2005年,普京在乘歼击机飞行时还引用彼得大帝的话说:“俄罗斯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因此,军人、军功贵族及一切与军事有关联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历来占有显赫的地位。各种传颂圣徒与战士的故事也通常强调俄罗斯与东方(蒙古人、穆斯林,以及现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和西方(条顿骑士团、波兰人、瑞典人、拿破仑,以及现在的德国人)之间发生的冲突。像19世纪初的反拿破仑战争和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时期的卫国战争等俄罗斯对外战争,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俄罗斯人的普遍肯定。大量以战争和英雄为题材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增强了俄罗斯人的“兽性”及嗜血精神,使俄罗斯人把从军、打仗作为体现自己爱国主义情感的主要途径。在频繁的战争背景中成长的无数俄罗斯人,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乡绅子弟以及平头百姓,往往选择从军,通过建立军功来安身立命。彼得大帝之后俄国建立的各类军事院校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总之,如当代俄共思想家罗·麦德韦杰夫言:“对于一种注重社会一致性的(俄国)文化来说,集体性的残暴行为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俄罗斯人被鼓励将自己看做长期忍受磨难并拥有大量民间智慧的人民,这些民间智慧来源于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和英雄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