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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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俄罗斯外交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变化趋势(11)

为推动建立新的欧亚帝国,2002年3月,杜金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成立了俄罗斯“欧亚党”,提出了与希特勒“德国高于一切”相类似的“欧亚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久加诺夫建议,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结盟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欧亚权力集团。阿列克谢·波德别列兹金与久加诺夫还共同倡导俄罗斯与土耳其、乌克兰、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联合起来,形成另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轴心。与此同时,少数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认为,西方庸俗的消费主义,放荡的享乐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已开始败坏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原本淳朴无私的民族,而俄罗斯的未来在于它能否从欧亚这两大洲的文化中分离出来,通过实行一种自我隔绝的“岛屿主义”,来减少来自外界的腐朽因素的影响。为此,他们提出了俄罗斯迁都至乌拉尔山以东,迅速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非军事领域扩大与伊朗和中国的合作等政策主张。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是否是“衰竭的俄罗斯知识阶层的最后喘息”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诚如詹姆斯·比灵顿言,它至少反映了俄罗斯一些人希望与非西方强国加强联系,为重振俄罗斯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愿望。俄共思想家罗·麦德维杰夫指出,“欧亚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共同体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反映了俄罗斯文化中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是俄罗斯人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欧亚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欧亚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具有把斯拉夫和突厥人连成一个统一体的特殊的民族宗教均势,它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在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的唯一方式,是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由于欧亚主义主张,在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应该发挥一种特殊作用:创造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超级文明(新欧亚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同风雨、共患难,为确定21世纪不同文明间规则作出决定性贡献等思想,代表了俄罗斯未来前进的主要方向,新欧亚主义已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如,2000年12月2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专访时说,“俄罗斯的对外关系必须抛弃帝国野心,同时也必须明确肯定一点,即了解国家利益的所在和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在普京领导下,一个以强国为目的,以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为主要地缘政治依托的现实主义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已逐渐成形。不过,这也是现阶段俄罗斯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一,较之西方文明而言,俄罗斯是另外一种历史经验。历史上,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等。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如基辛格言:“俄罗斯在它长久的国家历史中,与西方世界走在相当不同的道路上。她从来没有自治的教会系统,——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恐怕也不是最后的天性。”因此,长期以来,一方面,俄罗斯难以完全融入欧洲国家体系,而只能对西欧保持一种开放与封闭、交往与隔绝、合作与对抗并存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外关系思维中又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情结,但由于幅员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俄罗斯没有办法融入欧洲,也不被欧洲所接纳。由于文明的差异等原因,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对欧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且把西欧作为自己的对手或者“拯救”的对象。而西欧国家却从来没有把俄罗斯看做自己的一员。从古至今,西欧国家总是把俄罗斯视为不同于自己的“另类”,并加以排斥,视之为自己的主要威胁。这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欧国家的接近完全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装备。基于此,1999年8月24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中亚五国首脑会议时强调,俄罗斯“已回复作战状态,随时准备好打仗,特别是与西方”。同时,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和不甘心当“老二”的心理又使之难以成为美国的小伙伴,而要“独立地发挥作用”就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来参与国际权力的争夺。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本身都属于世界主义价值范畴。从15世纪末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来至今,俄罗斯人的国家认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具有帝国民族认同的特色,表现为俄罗斯人作为帝国民族所具有的某种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域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使俄罗斯人倾向于追求超民族的普世价值,而且使俄罗斯成为某种基于救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帝国。如,2006年5月,俄罗斯外长谢·拉夫罗夫撰文强调,“俄罗斯没有必要融入北约和欧盟,而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欧盟和北约发展关系,因为俄罗斯完全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

其二,当代俄罗斯,除“家庭、孩子、健康、内心的安宁和富裕生活”这样一些传统价值观之外,整个社会在政治、社会和人生等价值诉求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各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的社会心态复杂多样、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已呈难以逆转之势。如,1996年,俄罗斯政府组织的“全俄罗斯共同的国家理念”民意调查显示:“民主主义者17.2%,强人统治支持者12.6%,共产主义者17%,不问政治的失意者17.1%,虚无主义者22.8%,浪漫主义者13.3%。”再如,两年后,俄罗斯政府专门针对年轻人作的一次调查表明,俄罗斯年轻人实际上成为虚无的一代。他们一方面希望把国家建设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发展成军事大国(80%∶15%);另一方面又对苏联不复存在感到惋惜,其人数两倍于那些感到欢欣的人(57%∶28%)。又如,2005年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50%以上自称不信教,只有大约10%的人定期去教堂,50%的人认为,应当以‘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15%的人认为俄罗斯应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西方价值观,25%仍坚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40%认为抛弃过时的苏联价值观是正确的,50%以上对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5%正面评价斯大林,20%左右积极评价列宁。”与此同时,俄罗斯民众的基本思维定式呈现出一种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怀疑和斯拉夫人传统的懒惰习性相融合的独特现象。“我啥都无所谓”正在成为“俄罗斯的国民哲学”。而很少的新俄罗斯人、新富阶层,则纷纷将子女和钱财转移到国外。但是,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俄罗斯人已明显地走出了“绝望的噩梦和光荣的欧亚憧憬交替,逐渐形成了一种略带乐观倾向的中间态度,由漠不关心和犬儒主义转向满怀希望(虽然并不满怀信仰)”。如伊·丘拜斯言:俄罗斯的市场化、民主化将逐渐被嫁接到一种传统的道德文化上,因为俄罗斯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自我放纵,故而这种道德文化在其宗教和乡村民俗中依然根深蒂固。因此,政治上倾向于国家主义,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思想和道德上坚持保守主义,外交上实行现实主义的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对任何主义、一切思想不盲从,而是兼收并蓄,一切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以所谓“冻结革命”、“拒绝极端”作为基本施政方针。

概而言之:在俄罗斯,对外了解世界,对内恢复自身传统,已成大势所趋。而俄罗斯传统有三个非常不同的方面:神圣的领袖、精神的复苏与和谐的文化。它们分别来自于:俄罗斯远古时期北方“酋长”的黩武精神及南方拜占庭东正教文化。因为,俄罗斯民族与世界其他主要民族一样,也是沿着俄罗斯先民们活动区域内的主要河流发展起来的。而俄罗斯的主要河流都是南北流向的,自古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世界始终以南方和北方地区为核心,这一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定式和民族性格。主要是:一方面它使俄罗斯人在内心深处热衷于北方海盗式的打打杀杀、攻掠和抢夺;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俄罗斯人“全身心地感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偏重精神生活,注重自身的道德完善,追求精神理想,而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历史上俄罗斯人始终纠缠于东、西方民族、国家的冲突之中,他们也希望能“找到欧洲和亚洲两种观念之间的平衡,找到西方个人自由的要求与东方将个人纳入集体的要求之间的平衡”。几百年来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着“欧化”和“斯拉夫化”两种思想碰撞。结果是,俄罗斯出现了一种价值多元并存,即围绕俄罗斯文明归属、身份认同出现了崇尚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欧洲大西洋主义、专注于东正教使命和俄罗斯民族特殊性的斯拉夫主义、主张俄罗斯是东西文明结合体的欧亚主义三大社会思潮对峙、并存,共同影响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的思想格局。如,特里奇雅科夫在2000年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今天,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有:1.俄罗斯应当再次成为伟大的强国,这是爱国主义的和历史的意识;2.俄罗斯的财富是每个公民的财富的总和(口号:发财吧),这是利己主义的意识;3.改革是为了一切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这是利他主义的和社会公正的意识;4.俄罗斯人应当再多一些,俄罗斯是所有俄罗斯人的家园(口号:回家吧),这是自我保存的意识;5.国家为众人,而不是众人为国家,这是自由的意识;6.如果现在不做,那就永远不能做了,这是动员的意识。”这预示了,未来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发展仍将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俄罗斯伟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指出:“德意志人的品质就是他们从来不同意把自己的命运与西方世界的命运和原则融合在一起。这种品质是自他们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以来就有的——在这整整2000年中,他们一直在对后者进行反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俄罗斯。1999年6月12日,俄国空降兵实施突然的战略突进,强占了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机场。2008年俄罗斯不顾西方的反对,强力应对格鲁吉亚的军事挑衅以及宣布恢复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洲际巡航等,表明了俄罗斯除了在思想上开始重新武装自己,由一味地寻求妥协变得日趋强硬,同时重视以实际行动回答西方政治的敌意与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