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自然主义神(皇)、“天”、“道”，到神秘主义“绝对无”之“我神”
一、自然主义神(皇)、“天”、“道”本体之思
1.自然主义“神皇”一体与“神皇我”合一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第一人西周说，“日本没有哲学。”日本著名哲学史家永田广志亦认为，“在日本，哲学思想很长时间只是作为佛教的教义而存在，后来随着儒教的兴盛，它作为儒教这个封建道学才有了发展。”因为，“直到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几乎一直是接受中国文化。”但是，这不等于近代以前日本没有本土的思想与文化。事实上，日本不仅“存在没有文字的文化和没有语言的思想”，而且还与中国、希腊等民族不同，日本人特别地钟爱“原始的自然精灵崇拜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前宗教”文化和思想，并将之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根本底色，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如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言：日本先民的思想主要是“一种自然信仰，一座山、一棵树、一块石头都可以被认为是神，或者是神的栖息的地方。这种信仰的痕迹至今仍然遗留在三轮山神社(大神神社)、石上神宫和冲岛”。他们还相信，“不仅人类，所有动物死后灵魂都会回归天上”。因而，自古以来，日本人把宗族的祖神和守护部落、村庄的“氏神”作为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柱；“在争夺天下过程中，每一国、一里、一家中皆有成神之人，神代，也是人代，人皆为神，故为神代。”而这种“氏神”概念由小到大，环环增扩，以至于根须深深地扎入神话传说之中的天皇家族的祖神——天照大神成了“日本人心灵故乡”和整个日本民族的氏神。在日本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及“神皇一体”的信仰，逐渐地发展成为神道，并“非常顽强地存续下来”。其表现：
(一)历史上，日本神道思想和“尊皇”思想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日本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利用祭祀神灵的传统观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日本立国之初，“大和”国王族、贵族们是既信佛，亦“信神”，并于公元587年，达成了“天皇信佛教、尊神道”的妥协。“大和”国王还发布诏书云：“神祇不可乏主，宇宙不可无君”，“天生黎庶，树以元首”。再如，在日本文化上尚处于“率民以事神”的“大化改新”时期，一方面作为东亚地区“最后进民族”，日本不得不全面吸收“当时的超先进民族”中国唐朝的文化，进行“唐化”。另一方面，日本又以中国古文化(《周易》)为思想依据，将皇权加以神化，即，以唐朝制度文化为蓝本，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加以“圣化”，从而“生发出以德为本的‘圣帝合一’观念，改造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公元645年，“大和”朝廷颁布“大宝律令”，确立了“神皇一统”、“祭政合一”制度。该制度规定天皇作为祭祀者和神祇官，不是被祭祀的对象，而称为“明神御宇”即“现世神”。公元647年4月，日本孝德天皇诏令：“唯神之道，始于天地形成之初，当时天神赐其子孙应治之国，于是天孙降临到所赐之国。把祭祀神祇放在议政之前。”公元668年，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即位后，日本加快了“天皇即神”的宗教化进程。公元681年2月至8月，天智天皇主持编纂的《飞鸟净御原朝廷令》设立了神祇官，规定了祭祀常典，并把神祇官放在诸官的首位。总之，在日本，神道思想和“尊皇”思想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切新的制度文物，都要经过‘神化’(神皇化)处理才具有合法性。”
(二)在日本文化与思想的历史流变中，无论是奈良、平安朝和镰仓幕府时代的“神佛习合”还是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习合”，或是近代以来“神佛儒”一体化及“西化”，“神皇一体”的“国家神话”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根底不仅没有被消融与弱化，反而不断地得到了强化，即在理论上得到系统化和深化。如，奈良朝时期，日本出现了“以修验道和神宫共寺”或“神前读经”的神佛习合。平安朝时期，随着“本地垂迹”说的流行，日本原始信仰中的诸神摇身一变，成为“‘如来’、菩萨、观音的‘化身’”。如，平安朝真言宗的“两部神道”用分别象征着大日如来菩萨心与智德的“胎藏界”和“金刚界”的“两部”理论来宣传诸神的世界。日本真言宗鼻祖弘法大师空海认为，“宇宙为法身大日如来，宇宙中的一切亦不外大日如来，所谓即事而真、当相即道、即身成佛”，就是指“一切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空海还按照“本地——佛”，“垂迹——神道中的神或佛的垂迹身”理论，将“祭祀在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分别视之为“胎藏界和金刚界的大日如来”。而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又叫山王一实神道)不仅倡导“本一真如(本体)，迹一万品”(现象)或“三谛即一”、“一心三观”和“一念三千”思想，而且还认为“释迦牟尼是日本诸神和一切存在的本体”；“佛暂时化身为神或人的形体，出现在俗世济度众生，因而神自然地变成了佛的垂迹(替身)”。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认为“佛法中‘空、假、中’三谛可同时观之于心；一念是极小世界，三千是极大世界，大小浑然一体，构成了整个宇宙，而‘神即是三王’”。但镰仓时代，日本武士建立的幕府“不再需要继续依赖平安朝所借重的佛教真言宗和天台宗这个意识形态工具”，同时受中国净土宗与禅宗的影响，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开始江河日下，逐渐地被法然、道元与道元代表的日本净土宗、真宗及日莲宗取而代之。日本思想史中的“神佛习合”也由“佛主神从”，转变为“神主佛从”。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伊势神道在内的一些神道教派开始反对“本地垂迹”和“佛主神从”，强调“自身独立的存在”。如，伊势神道以“神道五部书”为依据，提出“大日本者，神胤也。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等主张“神皇一体”，以神道为主，儒、道、佛为从属的理论。伊势神道“对中世纪末期的吉田神道、近世初期‘神主儒从’的儒家神道，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再如，室町时代后期(15世纪中叶)京都吉田神社祠官吉田兼具创立的“卜部神道”大力倡导神国主义、日本中心主义，主张“国之常立神”是万物之本。吉田强调，“国之常立神乃无形之形，无名之名，故称虚无太元尊神，一大三千界，成于此太元中。”“所谓风波、云雾、动静、进退、昼夜、隐现、冷寒、温热、善恶之报、邪正之差，其决定者皆非吾神莫属。”“夫神者，先天地而定天地，越阴阳而成阴阳”。此外，吉田还接受了神道家慈遍提出的“根本枝叶花果说”，认为“神道是树根、主干，佛教是鲜花和果实，儒学为婆娑的枝叶，二者皆为神道的分化，唯有神道犹如大树通过汲取各种营养而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神为本体佛为垂迹”。
(三)德川幕府推行文治，迫使日本神道变换发展方向，开始疏远佛教，转而重视与儒学的习合，通过吸纳儒学的入世理论，创建了为数可观的儒学神道学派。同时，诸如日本儒学创始人藤原惺窝及林罗山、德川义直、德川光国、中江藤树、贝原益轩等江户初期的儒学家，也都强调“神儒一致”，对神道与儒学采取不执一端的态度。如藤原惺窝言：“日本的神道正吾心，悯万民，以施慈悲为极意；尧舜之道亦然，儒道，神道，名异而心同。”而林罗山一方面大力倡导儒学，同时又声称，“我朝神国也，神道即王道”。他还主张，日本的神，应“辞佛还俗，以激发出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再如，神道家吉川惟足剔除了神道中的佛教要素，通过大量吸收朱子学及武士道精神，创立了“神主儒从”的吉田神道。如吉川言：“朱子学中的太极，即日本的天神国之常立神，一切的神无非都是太极的具体表现。”他强调，“理便是神人一体、天人合一之理；日本人是神的子孙；在千殊万类的事物中敬神尊祖最重要”；“君臣之道”乃“万古不易”之理。作为“神儒习合”的典型，吉川神道在江户时代相当长时期内风靡朝野上下。而作为吉川惟足的弟子，日本朱子学集大成者神道家山崎庵斋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垂加社语》中，以阴、阳、五行配天神七代，完全附会宋儒《太极图说》来讲日本的“神代”史，从而把朱子学与神道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一条“神儒合一”的路径。他还以“天人唯一”，神为阴阳五行之主、万物万化之源，“神垂祈祷为先，冥加正直为本”等思想为理论内核，创立了“垂加神道”。如山崎言：“道即天照大神之道，教即猿田彦神之教，猿田彦神即迎接天孙‘琼琼杵尊’下凡治理人间的神。”此外，山崎还用神的造化、气化、身化、心化，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示。即，阴阳二气生出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之神；气化之神虽化作人形，但其来无种，纯由天地之气化中化育而成，伊邪那二神即是；身化之神由两性相交而生出之天照大神；心化之神，是感悟于神的启示而生出的神灵，如“琼琼杵尊”所携剑生出的“宗像三女神”(田心姬、湍津姬、市杵岛姬神)。在道德论上，“垂加神道”奉行绝对尊王主义，主张“吾国之天皇之即为天帝，敕命即为天命也”。而这种“天皇即天帝的信念”成为近世日本“尊皇”思想的直接源头。
(四)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国学和复古神道兴起结束了“垂加神道”在日本神道界和思想界中的主流地位。元禄年间(17世纪末18世纪初)，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代表的国学运动以消除神道中的儒学和佛教思想为己任，主张原封不动地接受“神典”记述，恢复日本原始信仰中的“那种纯粹原生质”。如荷田春满言：“神代卷中的神德，皆集中于此国常立一神而传来者也。……神代的种种神德，皆归之于此一神德；”“人之本心一而通于万，皆国常立尊也”。再如，贺茂真渊认为，天下之道最初都是自然走出来的如同荒野中的道路一般，因而“老子所说的天地自然，才符合天下之道”。本居宣长亦认为，“世上所有事物，皆由于那大神(高产巢日神)的神灵而出现，世上所有事物皆从那二主的大神(伊邪那岐、伊邪那美)而开始。天地之间吉凶祸福皆出于神，既不是佛法所云之因果，也非中国所云之天命；吉凶皆出于神，人是无可奈何的，无能为力的；鸟亦有神，兽亦有神；雷、树、令狐、虎、龙之类皆神之一端。”本居还以歌明志云：“太平盛世中，千木高高悬天空，期盼神社再兴。”作为日本民族意识自觉的代言人，本居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反对人为的儒教制度。把日本精神归结为古代神话的天皇制。他强调，“世界上有许多国，但由祖神直接所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日之大神之国，即在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那可以说是祖国的国。”“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只有我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天皇的尊严在于神授，其皇位神圣不可侵犯，超出了道德范畴。此世中万物皆变，唯我天皇的皇统不变。”这种政治哲学成为后来“日本神国主义、天皇绝对主义、日本至上主义及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基础”。在复古神道文化主潮的支配下，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极力倡导国粹，为废除一些带有中国色彩的文化传统，掀起全国性的“唐风一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朴素、自然主义的神皇本体之思，与日本启蒙思想家的“个我”思想相结合，成为神秘主义的“神皇我”合一。而不干斋·巴鼻庵，作为“影响近代日本发展的第一人”，对佛教、儒学思想的批判，无疑促进了这一日本独有的“神皇我”本体之思。如，巴鼻庵认为，“儒教的缺陷同佛教和老庄思想一样在于它的泛神论。儒教主张的而无心的阴阳之气自然地运动起来，从虚无的太极——无极产生万物是不可能的，‘没有’作者(造物主)，什么东西也不会产生。”而“阴阳是无心无智之物，并非自然而然就可有和合离散之用——这个太极原是阴阳合而为无心无念的，阴阳之分为二，若无其分者，则何以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