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人才，就要给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包括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政治环境等。生活环境主要是提高人才的生活待遇和物质条件，使人才有物质保障。司马光认为，对人才“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即用丰厚的禄位和很高的爵位来保证人才的物质待遇。孟尝君对门客中的人才，使其“食有鱼”“出有车”，老母得到赡养，无任何后顾之忧，这种做法值得学习。政治环境宽松，工作环境优越对人才尤其重要。这首先表现在用人不疑，凡自己看中的人才，敢于放心使用，不听信谗言。其次，用人者要听得进刺耳的言论，容得下逆耳之言和有刺之人。唐太宗把君王能不能闻逆耳之言，作为国家存亡的主要原因。魏徵之所以敢于进谏，为国尽力，与唐太宗从善如流，从不拒谏分不开。唐朝陈子昂指出，如果为政者“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这句话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尊贤重才”的重要条件，对用人者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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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尝君：名田文。战国时齐国贵族，封邑于薛（今山东滕州市官桥镇），称薛公，号孟尝君，齐湣王时相国，门下有食客数千。一度入秦为相，后任魏相。主张合纵攻齐。
（2）陈子昂（约659-约700）：唐代诗人。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赞赏。曾出使契丹，后解职还乡被人陷害入狱而死。他是唐代诗歌革新先驱，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他的文章反对浮艳，主要作品有《感遇》诗38首等。
（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4）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郡（一说在今河北省巨鹿县，一说在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卒年入凌烟阁。其著有《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2.选贤举才。
选贤举才是指为政者积极选拔人才。这既是为政者的政治责任，也是“为政以德”的重要内容。如果一个官员不能选贤举才，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唯私，所用者是贪官、庸才，那么为政者的政治道德失范，事业也不会成功，国家民族也不能发展。
选贤举才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选举者具有高尚品德，持以公心，掌握人才标准，且要慧眼独具，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树立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德才兼备，德放在首位。《礼记》中指出“选贤与能”，贤就是德，能就是才能。明朝胡世宁说：论人才术，当以诚心体国爱民为主……而才与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与守兼优者为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优守次或守正才次者为第二等；无是心而才守兼优者为第三等；无是心而或有才无守或有守无才者为第四等。这里“体国爱民”即德，才能与勤于职守都只能占第二位。
二是必须要秉持公心。举荐人才是为治国安邦，所以必须秉持公心，不存私意，更不能嫉贤妒能，为个人利益有意埋没人才。《吕氏春秋》中载“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刘向《说苑》中载，晋文公时，咎犯举荐自己的仇人为河西太守。晋文公说，这不是你仇人吗？咎犯说，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后被推荐的仇人来感谢他，他说：“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不以私害公，这是荐贤举才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为政者必备的道德。
三是要思贤若渴，积极发现人才。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可见人才是随处都有的，关键是在于有人去发现。晋人傅玄列举了“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这四个历史事例，证明“天下之不乏贤”，就在于为政者“求与不求耳”。确实，人才重要谁都知道，而要真正了解人才并能举荐人才，举荐者本身也必须是人才。如鲍叔牙荐管仲，缪贤荐蔺相如，司马徽和徐庶荐诸葛亮，狄仁杰荐张柬之，左光斗荐史可法等，这些荐贤人本身都是一些公而忘私而又知人之明的贤才。因此，选举贤才绝不是一件简单事，它反映了为政者的政治品德、政治才能以及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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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世宁（1469-1530）：字永清，明弘治进士，为官清廉，疾恶如仇，为世人称道。他经常上书，言时政缺失，推荐人才。其在《知人官人疏》中提出人才等级观点，并著有《胡端敏奏议》等。
（2）咎犯：即孤偃，春秋时出身戎狄部落，晋文公舅舅，又名舅犯。他智谋过人，帮助晋文公复国，晋文公以父礼事之。
（3）晋文公（公元前671或公元前697-公元前628）：春秋时晋国国君，名重耳。因其父立幼弟为太子，他曾出奔在外19年，后由秦支持回国。即位后改革内政，整军经武，国力强大。平定周内乱，迎周襄王复位，打出“尊王”旗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4）傅玄（217-278）：西晋文学家、思想家，字休奕。他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擅长乐府诗，哲学上重“气”，反对有神论和玄学空谈。著作有《傅子》等。
（5）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之志，率军攻商，取得牧野大战胜利，灭商建周，定都镐京。
（6）齐桓公（？-公元前643）：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其在位期间，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强大，平周内乱，“尊王攘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7）秦孝公（公元前381-公元前338）：战国时秦国君，名渠梁。其在位期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迁都咸阳，国力日强。
（8）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少与管仲友，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小白继位为齐桓公，任他为相，他举荐管仲，留下一段佳话。
（9）缪贤：战国时期赵国宦者令，举荐门下客蔺相如，后蔺相如因完璧归赵，封为上卿，地位在他之上，但他毫不计较，被世人传颂。
（10）蔺相如：战国时赵国大臣，秦昭王向赵惠文王索和氏璧，他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使赵王不受辱，对老将廉颇容忍谦让，成将相和的佳话。
（11）司马徽（？-208）：东汉末年三国时人，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善知人，荐庞统、诸葛亮给刘备，庞德公称之为“水镜先生”。
（12）徐庶：汉末三国时期名士，字元直。与诸葛亮为友并将其推荐给刘备。后因曹军执其母被迫归曹。
（13）张柬之（625-706）：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朝名相、诗人。他曾任监察御史及地方官，武则天后期任宰相。
（14）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号苍屿，明朝安徽桐城人，万历进士，任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他参与其事，又亲自弹劾魏32条当斩罪，其后与杨涟同被诬陷，惨死狱中。
3.使贤任能。
尊重人才、举荐人才，最终目的是使用人才。如何使用人才，既是学问，又是一种道德规范，需要当权者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具体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知人”，即对被选者有较深入的了解。“知人”才能“善用”，才能使“人乐为用”。《尚书》说，“知人者哲”；《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知人不易，陆九渊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故要“知人”，必须去了解、考察人。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吕坤提出“四看”：“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诸葛亮提出“七观”：“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其次是“善用”，就是把不同的人才安排在适当岗位上，使他能发挥聪明才智，人尽其才。善用中要扬长避短，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守仁说，“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
再次是要“敢用”。真正大胆地将人才用到合适岗位上、重要岗位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尤其不能有门第出身、年龄资历、学历经验等因素制约。“甘罗十二为丞相，太公八十遇文王”，少年英才，大器晚成者历史上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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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罗：战国时下蔡（今颍上县甘罗乡）人，12岁为秦相吕不韦家臣，吕不韦攻赵，他主动出使赵国，使计使秦得十几座城池，因功封上卿。
（2）姜太公：即吕尚，周朝齐国始祖，姜姓，字子牙，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兵书《六韬》系后人托其名而作。
二、议一议，辩一辩
1.孟尝君门下门客三千，多鸡鸣狗盗之徒。这些人是人才吗？
2.干大事业要人才，一般工作就不需要人才了。你认为有道理吗？
3.我们班级中有人才吗？列举几例。
三、做一做，练一练
1.你如何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2.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含义。
3.“乱世出英雄，临危见英才”这句话对吗？为什么？
一、听一听，记一记
（五）公忠体国，无私奉献
公和忠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既是个人修身的终极目标，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准则。“公忠体国”就是要公正无私地为国家、社会尽心尽职，为民服务，尤其在政治生活中，必须把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并为此无私奉献。“公忠体国”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包括大公无私、济世图强、精忠报国等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和崇高精神。
1.大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