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辅政后遇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夏侯胜他们要拨乱反正，纠正刘彻的治国方针。作为刘彻高度信赖和委以重托的首辅大臣霍光内心十分矛盾，一时难以决断，决定召开一个大会，广泛听取意见，统一思想。这个大会历史上称为“盐铁论证会议”。大会有两大特点：一是广泛性。不仅官员参加，还邀请了地方上的文学、贤良参加。前来的文学、贤良都是底层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官帽压顶，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二是民主性。在言论上人人平等，都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霍光的这项举措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可谓大胆而且难能可贵。
盐铁会议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的。
刘彻留下的是一个国贫民穷、骚动不安的国家。每天奏折如雪片似的飘来，探马急报连续不断，江淮水涝灾荒，中原饥民造反，西南异族叛乱，北方匈奴南侵……
谏议大夫杜延年私下对霍光说这都是先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的结果。“国家承武帝奢侈军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退，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意思是，自汉武帝大肆扩疆拓土之后，国家就年年歉收，饿殍千里，哀鸿遍地，流民泛滥。当务之急是恢复文帝、景帝时的节俭宽和政策，这才上应天意、下顺民心。霍光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奉诏回京的路上，亲眼看到了这幅悲惨景象，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天下就要大乱了。
可是，这是改变国策的大事，朝内大部分都是老臣，曾极力支持过先帝的穷兵黩武政策（这里说的穷兵黩武政策不仅仅是对外用兵，而是整个国策），要让他们同意改变先帝的治国路线比登天还难，就连霍光自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先帝刚走，他就越轨逾制、离经叛道，这怎能不招来千夫之指，万人唾骂呢？但面对眼前的危机形势，他必须得这样做。他愚中有智，“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贤良是指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人，文学统称是读书人）参加殿前会议，有点像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认为这些人无官一身轻，没有那么多顾虑，敢于直抒己见。京辅和地方一举一荐就来了六十余人。在霍光的支持下，于公元前81年二月（昭帝始元六年）召开了著名的“盐铁论政会议”。
刘弗陵被霍光硬拉死拽地到会当了主持人。霍光还特邀夏侯胜参加。夏侯胜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又是刘弗陵的老师，资格老、名望大，又敢于直抒己见，霍光要借他们的口说出他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但必须说的那些话。
前殿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大从安邦治国的大政方针——王道和霸道之争，小到盐、铁、酒的如何经营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因为讨论会变成了辩论会，会议一再延长时日，竟然开了十五天，争论相当激烈。
夏侯胜在第一天的发言中就抨击刘彻：“昔秦皇不惜天下之力和胡、越开战，竭天下之财消耗于战争之中，致使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疲，百姓疾苦不堪忍受，到处揭竿而起，烽烟遍及全国，导致了秦国的灭亡。先帝也是好大喜功，废弃道德而滥用武力，连年发动战争，征召天下百姓当兵，致使很多人外逃，田地荒芜，粮食歉收，饥饿蔓延，到处出现动乱。如果不迅速改变国策，必蹈亡秦之辙。我建议恢复先皇文帝、景帝时代提倡俭约，奖励农业的政策，与民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夏侯胜是反战的儒生代表。他庆幸霍光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多年积郁的怨气喷薄而出，慷慨激昂地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那些话。
宰相田千秋也一反过去的中庸之道附和夏侯胜的观点，点着头说：“夏先生的建议很好。作为辅政大臣，我赞成纠正先帝没有来得及纠正的过错，停止对外战争，马上恢复文景之治时期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
御史大夫桑弘羊极力反对他们攻击诽谤先帝，他据理力争：“先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大学、定历数、协音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即使征伐四夷，连年用兵，耗费点国财，却拓土扬威，取得了四海宁静，烽火不惊。尤其是他在晚年，自知悔过，怜念苍生，我的《上轮台表》被先帝驳回就是佐证。他还颁发《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从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当务在禁苛暴，止擅赋、立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从三皇五帝至今，哪个皇帝有这样的罪己胸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有我们的先帝胸纳百川，心如沧海。可先帝尸骨未寒，你们就离经叛道，颠倒黑白，疯狂攻击先帝的不是，不知你们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他越说越激动，竟然泣不成声。
刘弗陵问霍光：“大将军怎么不说话？”
争论先帝的功过是霍光主政中没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正如夏侯胜说的“必蹈亡秦之辙”。到那时，不仅对不起一切都依赖他的刘弗陵，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他不是两面三刀、文过饰非的佞臣，而是先帝信赖的忠厚之臣，面对先帝的过错他不能有丝毫的责难，但又必须纠正，要纠正又不得不讲清楚先帝的那些问题。霍光深知自己没有那种勇气，只能扮演一个配角，也就把那些文学、贤良推到了前台去唱主角。所以，当刘弗陵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能以中庸之道，平衡双方的激烈辩争：“臣从玉门关回京，一路上的确见到老人饿死，小孩啼饥，乌鸦和恶狗抢食死尸的惨状。不过，这不是先帝的罪过，是天灾、是十年不遇的大旱灾造成的……”话没说完，就被一位贤良嘲笑起来：“大将军一向忠厚，今天却说了瞎话。”夏侯胜也抖着胡须，狠狠地盯了霍光一眼，怪罪他这种怪异的狡辩。一个文学更是胆大包天，面对面质问霍光：“大将军，现在国虚民穷，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先帝效法秦始皇，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百姓空竭，万民疲敝，导致了天下骚乱。大家说，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霍光自知刚才的话是欲盖弥彰，宽厚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御史府的官员害怕这样辩论下去会使霍光更加难堪，有意转换话题为霍光解围。也就三句不离本行，提出以法治国这个论题。他们说：“武威郡骚乱，武都郡暴乱，益州郡刁民造反，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惩罚犯人的刑罚太轻，不能震慑恶民，致使他们胆子越来越大，才造成现在的动荡局面。”
一个贤良立即反驳说：“从前，秦朝的法律比茅草还多，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细密。然而，上下相互包庇，奸诈虚伪层出不穷，即使对官吏严加惩处，也像去救已经腐烂和烧焦的东西一样不能制止。这不是法律松弛，而是废弃礼仪，乱用刑罚的结果。现在的法律有一百多篇，章目繁多，罪名繁杂，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法官们乘机徇私枉法，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造成冤假错案甚多。”他进而推出了“王道治国”方针，“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应该推行王道，进行礼仪教化，不能光靠法律。”
桑弘羊是御史大夫，管的是司法，极力反驳贤良对法律的攻击：“有人公然犯法的确是法律惩罚太轻了。商鞅为了稳定农业的发展，把盗马的人处死，偷牛的判枷刑，杜绝了毁坏耕畜的行为；秦朝的法律还规定路边倒灰犯法，小偷和杀人同罪，使犯罪的人从内心感到恐惧，不敢妄为。轻罪重判，罪浅深究，使秦国出现路无遗物，夜不闭户，家家平安的空前好局面。”
一个文学哈哈笑起来：“御史大夫别忘了，正是商鞅违反圣人之道，把秦国的法律改坏了，才使朝政混乱而不可治理，礼崩乐坏而无法恢复，致使陈胜、吴广起义灭了秦朝。商汤、周武王以礼义治理国家，官以贪赃为耻，民以犯法为辱，商、周就治理得好。”
“没有法律和权力，虽是贤能的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没有盔甲兵器，就是孙武、吴起也不能战胜敌人……”堪称法律专家的监狱长丙吉不赞成文学、贤良们提出的“重礼教、轻法律”的偏激言论让桑弘羊精神一振，满意地点着头奉承丙吉：“还是我们的法学家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不，不不！”丙吉打断桑弘羊的话，又说，“其实，我也不赞成秦朝‘轻罪重判，浅罪深究’的严刑苛法。凡事要从实际出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这才是法律的公正。”
桑弘羊脸色一变，反驳说：“弯曲的木头害怕直绳去检验，奸邪的人害怕严厉的法律。国家之所以制定严明的法律，就是要防止和惩治为非作歹的奸邪恶人。所以只有严刑苛法，才能杜绝邪恶，惩治犯罪。”
文学、贤良早就对桑弘羊支持刘彻穷兵黩武和严刑苛法的政策不满，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了桑弘羊个人。他们说：“御史大夫注重储存钱财，奉迎先帝，崇尚武力的目的不是保家卫国，而是从中捞取利益。你现在口口声声要严刑苛法，那就先从你儿子贪污盐、铁、酒官卖税款查起。如果属实，应该严刑典律。”
霍光能这样广开言路，为没有官职、没有权力的读书人提供议论国事的讲坛实属不易。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些文学、贤良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当面抨击位居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他本想制止这种个人攻击行为，但又想到盐、铁、酒买卖政策是一项国策，应该听听大家的意见，欲言又止。
桑弘羊没有霍光那样的大度，他一怒而起，气呼呼地质问文学、贤良：“我儿子贪污盐、铁、酒官卖税款，你们有证据吗？”
“无风不起浪。老百姓早就为你们把持盐、铁、酒官卖从中渔利吵得满城风雨。”
“只要调查，就能拿到证据。”文学、贤良们一哄而起，讨伐桑弘羊。
“你们没有调查就说我家贪赃，按法律应该先治你们的诬陷、诽谤罪。”桑弘羊气得跳了起来。
几天的辩论让刘弗陵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早想结束这个吵吵嚷嚷、纷纷扰扰的朝会，厌烦地说：“大家不要再吵了。散朝，散朝！”边说边离开御座。
“臣还有本奏。”桑弘羊认为自己委屈，有很多话需要辩白，所以要坚持说下去。刘弗陵不耐烦地挥着袖说：“有话和大将军说，我出去玩了。”说着向殿后跑去。
大家看着霍光。霍光说：“继续辩论。”霍光认为既然大家都有意见，索性让他们说个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论政会议”。大家畅所欲言、直抒己见，对全国的工业、农业、商业、军事、法律……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全面辩论。会议记录分别归类收在西汉桓宽编著的《盐铁论》这部古典名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