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从10月开始，再分6个月给，行不行？”
“一年？真的？”一般赊货只是3、5个月，6个月是最多的了，这么一大批货，价值几十万，有人肯赊给你，而且时间又这么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要加上利息。”
“可以啊，谢谢，太感谢您了！”我激动得快要蹦起来了。
“我相信你，你心里要有数。以后你需要什么，可以给我来信，我会再给你寄过来。”
“您给我这么大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请放心吧！”
我们当即签了协议。我写了分期汇票给他，每次到期他就可以通过银行向我收款。
多诺康纳先生简直是从天而降的财神！谈成这一笔大生意，让我兴奋不已。当然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英语真是一个重要的交流工具，感谢英语！
我仔细盘算了一下，卖皮子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做成衣服就是几倍的利润，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把皮子做成衣服来卖。
店中小阁楼太小了，我就在本大厦租了一个1千多方尺的地库，把它改造成小工厂，然后请高师傅带领五、六个师傅和学徒工在这里配皮、剪裁、制作。做不完的就发出去，发给外面的小工厂缝制加工。由于地库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不到一年，我又将小工厂搬到赫德道23号我租住的楼下。业主把一楼前半段做了货仓，我租下一楼后半段，把两个房间打通做了工厂。
店里负责接订单，我就印了一个自己公司的小样本册供客人选样用。小样本册里的样子都是貂皮服装的，都摘自外国服装杂志，当时还不会自行设计。那时的皮草服装是为取暖实用，穿起来比较宽松，大衣的里面衬上一层羊毛绒，很厚很重，看起来比较死板。现在这种时装性质的，束腰、合体、轻便的皮衣，那时还没有流行。
店里的衣服多了，长的短的都有，客人也多了，有台湾的、日本的等。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空小姐们时常光顾，美国军人有时也来捧场，他们还介绍朋友来购衣。一直到了夏天，客人仍然不少。我的皮草生意逐渐兴旺起来。
欠多诺康纳先生的货款不到半年就还清了。他的帮助让我奠定了皮草生意发展的根基，也让我们成为最好最亲密的朋友。后来，我经常向他购买水貂皮以表感激之情。
我还遇到过一些财神送上门来的事，也许这就是财运，财运来时你推都推不走。为何财运对我如此垂青？我想，那是因为诚信。如果不讲诚信，财运便无从谈起。
五 最后一面
与父亲相聚广州 上世纪50年代初，我的家人移居上海。父亲不识字，不会讲上海话，没开店做老板，因此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没有被批斗。
父亲得知我在香港开了店，而且生意很好，非常高兴。1964年冬，在八弟陪同下，他专程从上海来广州看望我全家。我和玉霞带着三个孩子赴广州与父亲、八弟团聚。由于当时店里很忙，玉霞见过父亲后就匆匆赶回香港去照顾生意了，我和孩子们特意留下来陪父亲。我们住在爱群酒店，八弟每天陪着孩子们打牌，玩游戏，他们在一起很融洽，很开心；我则陪着父亲聊聊天儿，遛遛弯儿。
从1951年到1964年，我与父亲有14年没见了。14年来，我一直在香港为生活奔波，没能尽到为人子的责任，深感愧疚。我十分珍惜这次相聚，总想多陪陪父亲，尽可能让他老人家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可是那时父亲已经有了病，得了食道癌，到了晚期，饮食都不顺畅了。每当看着他困难地吞咽饭食，我就十分心疼，难过得暗自落泪。听人说这种病“吃麦不吃秋，吃秋不吃麦”，我很担忧，又期盼会出现奇迹。
父亲仿佛并未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他还是那样疼爱我，关心我，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勿赌，勿嫖，勿忘本，勿与二叔争钱财，要诚信经营，要刻苦创业，要争气要强……父亲抱病而来对我谆谆教诲，他的一片苦心让我永生难忘。
过了三天，孩子们要回港上学，我们不得不分别了。临别时，我给了父亲1万元钱，让他回去好好治病养病。那时皮草店才开了几个月，我们还有很多外债，手里很紧，1万元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是至少这样做能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这次广州相聚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1964年底，父亲与八弟由上海返回北京的家。次年4月18日，父亲病情恶化，医治无效，撒手人寰，享年77岁。我远在香港，没有回京为父亲送终，只好带着妻儿在千里之外为父亲祈祷，愿父亲的灵魂永远安息。
我的老父亲，最疼爱我的老父亲离我而去了。他生前，我没在他跟前尽过孝，他去世后，我也没能奔丧，那种内心深处的自责、悲伤与愧疚有谁能体会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小时候在父亲膝前的快乐，想起父亲带着我在故乡、上海、北京之间一次次奔波，想起父亲对我的教诲和牵挂，我就禁不住黯然神伤，泪流满面。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父亲去世后，八弟与几位亲戚将母亲的灵柩从北京西华寺坟地起出，与父亲的灵柩一起送回老家，把父母合葬在祖坟地。不久，继母离世，也葬在了祖坟地。
为二叔二婶送终 二叔和我分家以后，一直住在旺角弥敦道大街，靠行医为生。他原来有些积蓄，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跟二叔在一起的时间比父亲还多，对他特别尊敬，视之如父。后来，由于他对我的误解，我们爷俩疏远了一段时间。我那时生意刚刚起步，手里也没有富裕钱接济他。
1966年6月，二叔去世了。我悲痛地抱着他哭喊：“二叔，你起来，你查我的账啊！我说的都是真话，我都给你……”我多么盼望二叔能起死回生，能再多活几年，看着我如何争气挣大钱，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哪怕是和我吵架也好啊！但是，二叔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永远闭上了眼睛。我想，二叔在天堂一定理解了我，明白了我的心。
二叔的葬礼是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的。殡仪馆问我：要什么样的墓地，7年期的还是永久的？7年期的，只要几千元钱，但是7年以后必须把遗骨挖出来再找地方。我见过挖骨的，我不能忍受二叔的遗骨再被挖出来。我说：要永久的墓地，钱我去想办法。我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还不够，又向老乡高玉昆先生(大营镇普路屯村人)借了5千元钱，把二叔葬在柴湾佛教坟场永久墓地。
二叔去世后，二婶搬到洛克道跟素贞妹一家住在一起。两年后，她得病去世，我也给她买了永久墓地。二婶和二叔同葬一处坟场，墓地相隔不远。当时手里的钱也是不够，我向房东陈秉权先生借了5千元钱。这样我也心安了，算是我对二位老人养育之恩的报答吧。
六 蒸蒸日上
大恩人摩肯先生 香港是海洋性气候，冬季只有两三个月，适合穿皮草衣服的时间很短。门店开业两年多，生意虽然不错，但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5—10月间买卖清淡，有时工人没活儿做。只靠做门店零售，没有大的发展。
这时有一个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国外皮草加工费很贵，而香港则便宜得多，比如做一件水貂串刀(一种最常用的改变毛皮形状的拼接技巧)大衣，在国外需1000多美元，在香港仅150—200美元，国外工人的工资是香港的5—8倍。如果做国外的来料加工，应该有利可图。也许觉得利润小，当时香港还没有人做这种生意。我认为，如果大批量加工，总体利润也会很可观，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怎样找到国外来料加工业务呢？这时我想到了西里尔·摩肯先生(Mr. Cyril Murkin)。
摩肯先生，英国人，时年50多岁，是一位皮张经销商，每年来港两三次。他是第一位到香港推销皮张的英国人。他经销皮张多年，人脉广，见识多，很有绅士风度，很爱教导人、帮助人。我常买他的皮子，还请他到家里吃过饭，一来二去，我们结成忘年之交，成为关系最好的同行。当时，英国的皮草市场很大，仅闻名世界的皮草公司就有几十家。我想摩肯先生也许能帮我找到点门路。
我和摩肯先生谈了自己的设想，并恳请他帮忙介绍欧洲的来料加工业务。他欣然答应，表示会大力支持。经多次商议，他给我介绍了伦敦的一家大公司——先纳公司(A.D. Scheiner Co.， Ltd.)，让我先做一个小利生意。先纳公司专营麝鼠皮褥子，把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小麝鼠皮拼成一个皮褥子，再供给冬季大衣厂做内衬挂里子。先纳公司1年要做上百万条皮褥子，数量极大。摩肯先生让我去伦敦，亲自和这家公司洽商。
我来到伦敦，住在摩肯先生家里。他在一个写字楼工作，中午不吃饭，就吃一块巧克力，他说没工夫吃。他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给了我很大触动，也让我特别敬佩。他带我见了先纳公司的老板。这位老板一直是把麝鼠皮运到希腊加工的。希腊是国际著名的皮草服装制造地，有一个城市仅皮草从业人员就有数十万人，高级毛皮技师散布世界各地。与香港相比，希腊的加工费很高，因此我们很快就谈妥了加工协议。摩肯先生又带我参观了另外几家公司，让我大开眼界。这是我第一次去英国，在那里待了三、四天。
回港后，先纳公司先寄来2千张麝鼠皮，让我试做20—30条皮褥子。原皮是筒形的，先开裆破肚，上钉板拉平，再一张一张地配色配毛，拼成一个大长方形衣片。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工艺，很容易生产，没多长时间就做完了。先纳公司收到货后很满意，要发运几万张小麝鼠皮来加工。本来这笔生意是给韩国的，先纳公司一看我做得很好，价格又便宜，所以决定让我做。此后我与先纳公司的合作一直十分顺利。
后来，摩肯先生又给我介绍了一位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大客户——德勃先生(Mr. Derber)。
德勃先生年轻英俊，很有气派，在本国开的公司很出名，专做高级水貂皮大衣片。摩肯先生是他在欧洲毛皮拍卖行买皮子的代理人。德勃先生的大衣片原来也在希腊做，经商谈，他一下就发来10件衣服的料子让我试做。按照他寄来的纸样，我只做衣片，不上里子，他们自己负责上里子，因为半成品托运，可节省许多进口税。我先试做了两三件，特地嘱咐工人要仔细认真，结果第一次就很成功。我做的大衣片不但比希腊便宜，而且手艺也不错，德勃先生十分满意，于是他就30件50件的让我做，没半年又进一步扩大了加工业务。就这样我们彼此信赖和愉快地合作了数年。
在香港同业中，我是第一个做来料加工的。来料加工促使我公司生产规模成倍扩大，工艺水平迅速提高，业务范围拓展到国际市场。来料加工充分发挥了香港当时的区位优势，对香港皮草业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其中，摩肯先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摩肯先生还为我介绍过一个制作兔皮服装的生意。
英国有家公司大量经销兔皮服装，老板叫缪勒先生(Mr. Muller)。经摩肯先生引见，我与缪勒先生一拍即合。我在香港找有信誉的公司买兔皮，先做了几件服装样品寄给他。他一看很满意，就给了我一些订单。这时德国要举行一个皮草展览会，缪勒先生说我做的兔皮服装样子不错，可以去展出，约我一同去看看。正好我也想去考察一下，如果市场销售好，回来就开大厂。结果到了那里一看，德国皮草市场很不景气，我们没有接到订单，缪勒先生不想做了，与我的合作也就停下了。
我在创业时期得到了摩肯先生很多有力的指导和帮助，我小儿子在英国读书期间，也曾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他是我的大恩人，对我恩重如山，而我却无以回报，只有将他的恩情永远铭记在心里。
摩肯先生现在已经驾鹤西去，他当年创办的公司至今仍在香港正常经营，主管人是一位叫Tim Everest的年轻英国商人。
开皮草工厂 赫德道的工厂很小，除了做点成衣供应门市之外，只能承接少量加工业务，1966年，我开始为先纳公司大批加工麝鼠皮褥子时，就把小工厂搬到靠近机场的木厂街60号。厂房在一个老式住宅楼的顶层，包括天台在内，两层约1千5百方尺，月租600元。工厂有两位师傅带着16位新工人，共18位工友。我对工友很好，我赚得多就给他们多，他们都很听话，没有出过差错。后来工厂又上了加工水貂皮大衣片业务。
过了两年，先纳公司和德勃先生见我加工的货物美价廉，都要扩大加工业务，让我租大点的厂房。1969年初，我在九龙新蒲岗一个工业大厦，租下五楼整个一层5千方尺的厂房，正式成立了香港皮草厂有限公司(Hong Kong Fur Factory Ltd.)。成立皮草厂，投资很大，我拉了孙庭椿师傅和我的房客陈杰三先生(台湾某报主编)入股。我们一共投入10万元，他俩都没有大本钱，各出1.5万元，各占15%的股份，我占70%的股份。我们增添了机器，招聘了20多位男女工友。
从前，中国民间有一种传统，手艺一般传男不传女。这种观念在皮草业根深蒂固，做毛皮的老师傅都是南京人，以前都不招女工。然而，香港工业包括制衣业都有女工，而且女工手巧心细又听话，甚至比男工还强。于是，在招聘工友的时候，我就招了一些年轻女工，并要求师傅们一定要教女工，不要墨守成规。经过再三劝说，师傅们才接受了，女工从此进入皮草业。此举开创了香港皮草业雇用女工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