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一片飞扬的尘埃，我看到了一只猫映在玻璃窗上的完美轮廓，那是米奥斯卡的剪影。她正规规矩矩地坐在窗台上，抬着一只爪子，试图去扑玻璃窗外面的一只蝴蝶。那是二〇〇八年的初夏，我和丈夫刚刚开始新的迁居工程：在莱斯特郡连绵的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村子里，我们买了一栋三居室的房子，正在重新修缮和装饰。在如何开展这项工程的问题上，米奥斯卡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像所有的东奇尼猫一样，她总是清楚地表达对我的DIY技能的看法，时不时地冲我叫几声，蹭蹭我的腿，用她小小的深色身体和黑尾巴缠着我的腿，分散我的注意力。这时，她放弃了蝴蝶，蹭着我才喝了一半茶的杯子走了过去，差点把杯子蹭倒。
“米奥斯卡，过来。”我轻声说。她坐了下来，侧着脑袋望着我，大大的蓝眼睛闪闪放光，胸前奶油色的毛蓬了起来，看上去美丽极了。“为什么P-J叫你的时候你就过去，可我叫你，你就不来呢？”
她小步跑过来，蹭过我的腿，轻轻地喵喵叫了几声。我听到P-J在门廊里哈哈大笑。我的目标是为我们的新家除去所有棕色的东西。我从来没遇见过对颜色有如此强烈意见的情形，但是厨房里从地板一直贴到天花板的棕色瓷砖着实令我郁闷。我将它们一块接一块地从墙上撬下来。带绿色螺旋花纹的棕色壁纸和棕色拼接地毯，看上去都显得颇为沉重。我无法在如此沉闷的环境里正常思考，再加上每张台面上都积累了多年的尘埃和油腻。
绿色是我要清除的下一个目标：绿色的浴缸，绿色的洗手池和马桶，绿色的壁纸和绿色的门，这些都必须清理掉。我心里渴望着轻松明快的色调，甚至开始怀疑当初买下这座房子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这得怪我自己。
“把这些都忽略掉，”几个月前，当P-J第一次来看这座房子的时候，我曾对他说，“想象一下，等我们把这些全都去掉，这里会变成一个很美的家。我们可以改建一下那个谷仓，砍掉这棵树，在这里接出一间房子……”
“我们不是已经干过足够多的装修活儿了吗？真不知道还想不想重来一回。”他一脸疲惫地答道。当时他刚出差回来，状态不怎么好。他去花园兜了几圈，也许是想单独想想，或者调整一下时差的影响。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确定。
那一年，我们刚从法国回来。在法国中部的利穆赞省，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大胆尝试过修缮一座古老的农场。后来，我们带着一只猫回到英国。这只猫是一年前跟着一辆邮车来到我们家的。她是只漂亮的小母猫，丝绸般柔滑的皮毛上点缀着几块深色的毛。我们觉得她应该是搭顺风车到了农场，因为没法找到她的主人，我们就收留了她。她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有些像狗，我们去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甚至在我们外出或者骑马时也是如此。她总是乖乖听从P-J的召唤，为我们在农场的工作带来不少乐趣。我们觉得她是我们俩的吉祥物。每当我们心情低落，或者因为体力劳动而疲累的时候，她要么爬上树，要么小心翼翼地在某个高处控制平衡，一脸俏皮的样子总让我们开怀一笑。她成了我们的朋友。
在法国的那段日子有时是孤独的。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有很多消遣，还会有不少朋友来访。冬季则漫长而寒冷，有一年气温甚至下降到零下十七度，积雪厚到令我们无法出门带着马儿去干农活。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米奥斯卡给我带来不少安慰，所以离开法国时，我绝对不会把她留下。
我们住在法国时，P-J为一家美国的金融研究公司拓展欧洲区的销售。我们回到英国后，他依然忙于工作。当我为我们的家寻找一个永久的落脚点时，他还是在埋头工作。我带他来看这座房子时，他刚刚乘坐“红眼航班”从美国飞回来。当时，我已经爱上了这座房子，非常看好它的潜力。甚至连窗外的风景都让我回想起意大利的丘陵地区——我们曾经考虑过住在意大利。同样，这里的美景只是被掩藏了起来，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给了我家的感觉。好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我无法责怪P-J对这所房子缺乏热情：在先前住过的地方，我们已经在修缮上花费了不少精力，想到要从头再来，难免会心生疲倦。我也知道自己过于兴奋了，但并不介意，因为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家。第一次独自在房子周围散步时，我在花园里的大树后面发现了一处隐蔽的小角落，就是这个小角落让我幻想出这里经过改造后的模样。为了让这座房子适宜家庭居住，需要在内部进行大量整修，不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当时这里的条件非常糟糕，有些地方简直难以下手，但一切都会修整好的。虽然我们得花上好一阵子才能完成修缮工作，而且未来的图景并非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意，但鉴于房价总的来说过于昂贵，这里成了唯一的选择。我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将来的样子，那将是一个完美的家。
自从我十八岁那年认识P-J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在国外的旅居生活。从墨西哥到委内瑞拉，从意大利到法国，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如今则回到英国结了婚，在离我的出生地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住下来。我非常清楚，这就是我想要建立家庭的地方，我们终于回家了。
法国国庆日那天，我在一位朋友的二十一岁生日派对上和P-J邂逅。沿着一条三车道的路往派对地点开的时候，他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时他扮成火枪手的模样，正要翻过一排栅栏跳到另外一边。他将卷曲的棕色长假发从脸上撩开，把一顶带长羽毛的帽子戴到头上，看上去镇定自若、信心十足。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直到他消失在帆布帐篷下五颜六色的人群里。
我进了屋，和主人们聊了一会儿，看了看座位表，然后便去我的座位放包。就在那里，那顶帽子正挂在一张木椅的角上。接着，火枪手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嗨，我是P-J。安迪姐姐的好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和我握了握手，用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望着我。我坐到了他旁边。
我想知道关于这位英俊的火枪手的一切，所以问了很多问题。他一个个地回答，用充满善意的眼神凝视着我。
“我是在林肯郡长大的，不过大学毕业之后，去伦敦做了一名股票交易员。”
“这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吗？”
“我不干那行了。我离职了，为了去旅行……亚洲、墨西哥……”
“我哥哥也去过墨西哥。我真想去呢。”
P-J和我都在乡间长大，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有一个哥哥。不过我们年纪相差很大，他比我年长十一岁，而我当时那么年轻，才刚刚开始自己的间隔年。
“我打算上一门烹饪课，但很想在课程结束后去旅行，”我对他说，“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他和我认识的其他男人截然不同，充满冒险精神，令人兴奋。我们聊到了我想去的地方，我对艺术、动物和烹饪的热爱，还有我之前要成为雕塑家的梦想，以及我对摄影的爱好。
起初，出于年龄的差距，我并没有对他抱有浪漫的幻想，以为他只是出于好心才和我交谈，因为在那个派对上，我认识的人不多。但是聊了一会儿，我越来越喜欢他，而且也希望他对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一起跳舞，时不时地被我那保护欲过强的哥哥打断。那天晚上，我哥哥还和P-J聊了一会儿，但是他完全没必要那么做，我觉得很安全。如今回想起那一晚的情景，我才意识到它的意义和即将带来的改变。不过当时，我只想享受眼前的快乐时光。在初次注意到他的栅栏旁，他吻了我，还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墨西哥。我居然没有质疑这个邀请，也没有因为要和一个刚刚认识的人一起旅行而忐忑不安。为何会这样，我至今也没有答案。毫无疑问，我的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并不高兴。
“亲爱的，这真的不像你。”我母亲说，“我以为你想学烹饪。你从没提过要去旅行。”
“我会学完那门课再去的。”
“你可是要离开家好几个月。不能和学校里的女同学一起去吗？”
我信任他；不，我们不是在约会；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些理由无法说服别人。他们看得出我有多喜欢他。即使他是我们家的朋友的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话，仍然会有很多变数。然而，在十八岁这个渴望去看世界的年纪，父母明白我是不听劝的。
就这样，我们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去了墨西哥。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我非常喜欢了解另一种文化，比如缤纷的色彩、不同的地貌、风土人情，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P-J一起旅行很轻松，我们开车周游墨西哥，相处愉快。我们俩的步调越来越一致，几乎能在同一时间觉得要去下一个地方。看完了要看的，我们同样渴望着在旅途中见识更多新鲜的事物。他也越来越了解我的性格——我的乖张、我的低血糖、我对规划的情有独钟，所以他让我来计划我们的冒险旅程，让我研究地图，引导着我们俩上路。他教会了我如何浮潜，如何充分利用肺部功能在水下待更长时间，观看那五彩缤纷的水下世界；他还教我如何悬浮在水中，以及如何通过呼吸技巧完全掌控身体。对于我偶尔有些离谱的雄心壮志和沿着海岸线游泳的冒险想法，他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我好好练习摄影技术，心中非常清楚等我们回到英国后，我会更希望出门旅行。正如我父母所预见的，我爱上了这一切，其中当然也包括P-J。
二〇〇一年，他得到一份在委内瑞拉的工作，为旅居海外的英国人提供养老金和储蓄方面的咨询服务。那年，我刚满二十岁，就和P-J踏上了一段更富于挑战的旅途。我们刚到那个国家的第二天，委内瑞拉被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冲突持续了整整一年。我们的家坐落在安第斯山脉脚下，远离首都加拉加斯的纷扰，还算相对安全。同时，我们离梅里达大学城很近，乡间的景色美不胜收。我们买了两匹种马，骑着马在山间漫游，穿过热带河谷，涉过溪流，经过香蕉种植园和橘子林。在那里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因为大部分事情都必须亲力亲为，我们甚至学会了给马钉掌。我变得更加坚强独立，但就像许多不可思议的经历一样，这种生活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在委内瑞拉的生活要结束了。那是家人前来看望我，并为我庆祝二十一岁生日之后的事。我们在玻利瓦尔山的山巅庆祝生日，到洛斯亚诺斯大草原上打猎，但是在那之后不久，大使馆就要求我们所有人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回英国。
有一个想法萦绕在我心头好一阵子了。骑马漫游安第斯山的经历给了我灵感，我由此想到可以在欧洲开办一家专门提供骑马度假服务的公司。于是在二〇〇三年，我和P-J开着蓝色的露营车去了法国。在那里，我们找到一座农舍，外带两座美丽的石头仓房、一个烤面包炉和一间谷仓。我们把谷仓改建成了室内骑马学校。十六英亩草场环绕着我们的房子，远处是橡树林和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溪。骑马道纵横交错，从我们的房子延展到丘陵起伏的乡间，连续数十英里，越过了草地、农场、田野和溪流。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了三年。不去农场干活的时候，我便练习摄影，甚至做起了为人拍摄肖像照的生意。就是在那座房子里，P-J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但在一个安静的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在外面骑马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这难道不是最美的时光吗？”我扭过头对P-J说。我那匹纯种母马苔丝正大步奔跑着，后面是P-J骑的双儿，一匹阉割过的栗色阿拉伯小公马。
“不能再好了！”P-J一边回答，一边望着骑马道旁的树木和灌木丛上披挂的绚烂花朵。
我们进入了田野深处，已经远离人烟。这时，我的苔丝忽然被灌木篱笆中的什么东西惊扰了。
她猛地腾空而起，巨大的力气一下子把我掀翻，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摔到地上之后，我躺在那里动弹不得，无法呼吸，一股恐惧传遍全身。我挣扎着要呼吸，却无法把空气吸入肺里，胸腔阵阵剧痛。背上好像着了火一样灼热，整个人根本无法移动。
P-J赶到我身边。“你还能站起来吗？”
我摇了摇头。P-J非常担心，但为了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们俩慢慢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我们深处荒野，我却无法动弹。P-J要花上好几个小时赶回去求助，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身上疼痛难忍，我的脊椎一定是断了。骨折让我痛彻心扉。
“千万别动。我马上去叫人，会尽快回来。”
接着他就不见了。我能听到他骑着马一路跑去，但那声音很快消失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几个小时后，我又听到了声音，听上去像是四轮驱动的汽车朝这边驶来。一群法国消防员迅速围住了我，将我抬上担架。我连一毫米也挪动不了。车沿着骑马道开回主干道，我被送进救护车，医生还给我打了吗啡。之后的场景就像一场梦：大家努力让我保持清醒，而我挣扎着想听懂周围的法语。
等待核磁共振结果的那段时间非常难熬，我仍然躺在担架上，无法确认我的腿还能不能动。他们需要知道我断裂的脊椎是否情况稳定，想到也许今后将无法走路，我心急如焚。结果出来了，是好消息：断裂的地方情况稳定，不需要手术，这真让人松了口气。他们说，经过几个月的复健和理疗，等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就会好起来。不过，医生说，或许我再也不能骑马了。断裂的部位产生了严重的压缩，这意味着马儿的动作会让我疼痛无比，而且我可能会早早患上关节炎。这份诊断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马，也喜欢骑马。没有马的生活将是难以忍受的——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的法国梦都建立在马儿身上。所以数月之后，在我仍穿着僵硬的塑料腰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关于骑马度假生意的想法。法国医生坚持说我永远无法骑马。我开始想念英格兰和我们的家人，于是我们决定回到熟悉的地方。到了秋天，我终于脱掉了腰撑，我们的房产也挂到了交易市场上。
十二月，我们回到英国举行婚礼。我仍在做复健，我的母亲负责打理一切。那是一场在夜晚举行的用蜡烛照明的梦幻英式婚礼，地点选在一处叫诺斯里大厅的十八世纪的老房子里。我和母亲曾在那里为别人的婚礼准备鲜花摆设，这工作我们做了好多年，所以对那里再熟悉不过。
我在楼上的房间做准备时，父母一直陪着我。“引路灯都点好了。”父亲笑容满面地说。他为我点了三十多盏灯，让它们在大风中照亮通往教堂的路，此刻累得有些颤抖。
“真是好消息。我还以为你没办法一个人全点上呢。”我说。
“你是说亚瑟拿着喷灯去点引路灯吗？”母亲开玩笑地问。她知道父亲本来是想让场地主人帮忙的。“快点，现在就要准备好了。摄影师想在楼梯上给你们俩拍几张照片。”
当我和父亲手挽手走出房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清冷的空气让我兴奋起来。
我猜父亲比我还紧张。“你让我们无比骄傲。”他有些神不守舍地说。
我看到了那座优雅的十三世纪小礼拜堂，它在黑暗中熠熠放光。
那里简直就是一处浪漫的剧场，母亲亲手为我设计了这最美妙的场景。礼拜堂里满是蜡烛和鲜花，窗台、布道台、圣水盆和祭坛都散发着美丽的光芒。当真步入礼拜堂时，我反而一点都不紧张了：我仿佛回到了家，珍视着每一寸光阴。虽然宣誓的时候激动得连左右手都分不清，但对我来说，这一切简直太完美了。我望着P-J，知道他也是这样想的。
仪式过后，招待会似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在切蛋糕，贵宾演讲也按计划进行。我的哥哥和父亲一起发表了演讲。詹姆斯谈到了我们的童年：“杜立德小姐[1]，个性独立，喜爱动物……”人们的笑声在大厅里回响。父亲则讲述了在他眼中，婚礼筹备过程是如何从婚前的单身派对开始的。“想象一下七位美丽的姑娘坐在一条盛满了鲜花和香槟的小船上，由在下掌舵。然后有人在另一条船上喊道：‘兄弟，你今天打了多少只雁子啊？’‘哦，今天只捉到七只，谢啦。’”父亲总是庆祝派对上的灵魂人物，简单而真诚，他的幽默和温暖时常令空气里充满快乐的味道，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P-J穿过前门，把最后一桶敲下来的棕色瓷砖拎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他看上去心满意足。我们在朝着目标努力，虽然缓慢，但有条不紊。
“看啊，我们会很快弄好的。我一直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归宿。”P-J咧嘴笑着，故意打趣道。他摘掉了沾满灰尘的巴拿马帽，我们俩坐在厨房餐桌前喝起茶来。米奥斯卡则躺在绿色的雷伯恩牌整体烤箱前。
“下一步做什么？”
“熏掉壁纸。”我答道，然后走到橱柜前，拿出一件模样有些特别的东西：一个造型介于茶壶和大象之间的玩意儿。
“是啊，不过今天下午我要和在美国的某个人开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会议，可能得花点工夫……”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法国的时候，蒸汽熨斗就是我的老朋友了。就像是你初次遇到某个人，感觉并不怎么好，然后才慢慢开始欣赏对方的品质。我曾花了好一阵子去了解这种非常简单又极其实用的DIY工具，只是不知道P-J会不会也和它成为好朋友。
我们谈论着关于这栋房子的新计划，也许可以进行的改造，关于花园和扩建的想法。我忽然意识到非常欣赏他对生活的那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即使有时他会逃避一些不喜欢的工作。我挥着胳膊，带P-J去看房子后面那间狭小的洗衣间，解释着心中的扩建计划。“听上去不错啊，”他说，“那就这么办吧。要不你把这些构想画出来？”
我们还没有钱做这些扩建，可他从不会泼冷水，也从不会束缚我的想法，说我们的能力有限。我擅长规划，总是有各种担忧，喜欢向前看向前冲，而他更放松些。当我考虑到各种潜在问题的时候，他常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的英式乡村小屋终于一间一间地改造完了。P-J忙着收拾花园。那棵高大的树遮住了大部分阳光和风景。他逐一修剪树的枝杈，最后只剩下一块大树桩，它成了欣赏美景的绝佳座位。
来来回回几次经过花园的陡坡，我们有了另一个好主意，在花园里种一片野花苗圃。于是清理了几片荒地，给土施了肥，然后在冬季到来前播下了种子。我简直等不及要看那些花儿盛开的模样：罂粟、小甘菊、蓝色矢车菊、毛地黄，还有让人神清气爽的法兰西菊。那里将是鸟儿、蝴蝶、蜻蜓和大黄蜂的天堂。我们还要在灌木丛旁边种些红色的蝴蝶花和黄色的万寿菊，用它们点缀绿色的草地。我开始认识各种草，并爱上了它们的名字。这些草的独特个性也为我们的花园平添了些许乐趣。狐尾草高擎的花梗在风中摇曳，仿佛狡黠的小狐狸那蓬松的尾巴。它们浅色的草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乘风飞舞。灰绿色的穗子状的绒毛草，会开出密密麻麻的花，花的尖端还晕染着一抹紫红色。它的草和花都毛茸茸的，引得人忍不住想去摸一摸。我们的规划中忽略了一点：直到第二年仲夏，这些野花才会遍布苗圃，开出美丽的花来。那个冬天和接下来的春天，我们的花园看上去更像是废弃的采石场，还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迫不及待的我不禁有些失望，但大自然总有它自己的步调，不由得人催，我想着那句“好事总发生在那些愿意等待的人身上”，总算耐下心来。
房子的修缮工作一直在进行，不过一等到原来的餐厅被改造成用来开会和做编辑工作的房间，我就立刻专注于婚礼摄影的工作了。关于新家的改造，我们还有很多计划和想法没有付诸实施，但为了实现这些愿景，我们需要额外的收入。我想把工作网站上的个人照片更新一下，于是去了镇上的摄影公司。没想到他们事先看了我的作品，我本以为是去拍张证件照，结果却变成了一次面试。几个星期后，我成了镇上那家颇有名气的人像摄影公司的首席婚礼摄影师，工作的预约接踵而至。我们周围经典的英式田园中点缀着许多华丽的私人宅邸，这些人家很愿意对婚礼和派对活动敞开大门，用报酬支付日常维护的费用。我便专心记录新婚夫妇们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度过的值得一生铭记的日子。更令我们开心的是，我的母亲原本就是这一带有名的婚礼花卉提供商，我们母女俩甚至在不少庆典仪式中有了合作的机会。
多年的海外生活令我和双亲聚少离多，因此这难得的合作对我们意义非凡。我以前就跟着她干过活儿。小时候，我是家里花卉生意的帮手，学会了如何搭配和摆放鲜花。母亲常常边干活儿边教我。我们一边忙活，她一边告诉我那些花的名字，以及如何养护它们。她会先搭配好一束花让我学着做，在我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再适时引导我。我从不觉得她在发号施令，她的话更像是建议：“这儿要松一些，再松点可能会更好。如果把它扭过来的话，觉得怎么样？”她滔滔不绝地讲这些花的事，比如它们的性格，它们的需要，如何充分发挥每种花的优势，何时是它们最好的季节。
“郁金香，”她常常一边修剪着梗上靠下方的叶子，一边说，“它们的梗非常软。”然后，她撩起梗的底部给我看。“一眼看上去，它们似乎很强大，像军人一样身姿挺拔，但其实需要温柔的呵护。不能把它们硬插进塑料泡沫里，会折断的。你得先用铅笔戳一个孔，就像这样，然后把它们慢慢插进去。”接着，她在另一根花梗上斜着剪了一下，“这样插得更牢固，而且切口越大，越便于它们吸收水分。”她这才慢慢把花梗插进塑料泡沫。“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盛开，不过它们有自己的主意，会一边张开花瓣，一边朝着有阳光的地方弯过去。”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学到了很多。
看到母亲如此热爱园艺，我非常享受。在我家的游艺室，书架上摆满了关于花卉的杂志和书。餐桌和窗台上的花瓶里也总是插满了鲜花。童年时代，我家的花园乍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座普通的乡间花园，其实每块花圃都精心设计过。那座花园充满了我们一家人的快乐回忆。我们的花园每年都会对公众开放一次，这是一项慈善活动。人们在各个“花室”里兜兜转转，像我们一样享受那绚丽和谐的景致。我也有自己专属的角落。学着种蔬菜那会儿，我和父亲一起在花园里开辟了一小片池塘。其实那只能算是个水洼，却意外地吸引了许多野生动物前来定居。即使那片池子已经被填平很多年了，现在每年仍有青蛙回来——记忆总是代代相传。
母亲搭配的花束美得惊人，她深谙比例搭配，从不被别人的想法束缚。她在婚礼上展示的花卉有时候美得令宾客们叹为观止，在一旁摄影的我心中十分骄傲。当人们走进教堂或帐篷时，眼前的美景总让他们倒抽一口气，而且也总会成为众人谈论的话题。作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前舞台设计师，母亲将自己的职业专长与对花卉和乡间花园的热爱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起初，婚礼摄影是一份让我神经紧绷的工作。我觉得压力颇大，不过做得多了，紧张情绪便渐渐缓解，我甚至开始享受这份工作。然而，这是份累人的活计，我得工作整整一天，有时会直至深夜。我全程站着跑前跑后，同时还要谨言慎行，保持仪态和专业性。有些婚礼着实令人难忘，我常常吃惊地发现自己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思，仅仅是为了捕捉到这些婚礼上每一个美妙的细节。只要有条件，我就会采用自然光线。
一天之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穿行在宾客中间，拍摄那坦诚相见的欢乐时刻，看着喜悦之情萦绕在一对新人周围。拍大型集体照时，我不得不逼自己显得自信些。有时候，会有四百多人站在大路旁边，等着我把他们拍下来。这是个挑战，但是肾上腺素和对摄影的无上热爱总能让我圆满完成使命。
一切似乎都已各就其位。工作很多，我们时常整日地忙碌，但心里觉得生活日趋圆满。我们也讨论过生孩子的事，不过因为从海外回到英国定居的种种适应问题，一直觉得时间不对。我喜欢把窝铺好，而且要万事俱备，但当下这一刻让我觉得准备已经够充分了，于是我们决定，该开始谱写生活的新篇章了。我想象着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男孩或者女孩。小家伙在田野里奔跑，学着骑马，在我成长和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享受美丽的乡间生活。我们在厨房里讨论着生孩子的事，米奥斯卡就卧在我膝头。我们笑着谈到米奥斯卡对新的家族成员会作何反应，多希望孩子能和我们的猫一起玩耍。P-J则更期待未来的探险，想象着和孩子一起旅行，让孩子那双天真的眼睛去发现遥远的世界该多么有趣。我们都很兴奋，觉得能把生活向前推进是再好不过的事——当然会有些害怕，却着实令人兴奋。
新年的时候，我怀孕了。我们很高兴，但试着保守这个秘密。不过，星期日午餐的时候，我忽然不喜欢葡萄酒了。父母很快看出了端倪，母亲笑逐颜开地拥抱了我。我们一家四口都为这即将到来的小宝宝兴奋不已，这也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孙辈。P-J家里有兄弟姐妹三人，他是第一个结婚的。我也是我们家第一个结婚的人。顷刻间，我被淹没在各种拥抱里，想到一个新生命就要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诞生，每个人都欣喜若狂。我父亲从不是那种掩饰感情的人，当我们带着父母家的狗一起去我小时候骑过马的那片老农场散步的时候，他会忽然拥抱我，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看到我们就要进入人生的新阶段，想到自己要见到第一个外孙或者外孙女了，他就喜不自胜。他们翻出了我和哥哥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和玩过的玩具，我们还一起购置了需要准备的东西。我父母聊遍了将来可以和这个外孙或外孙女一起做的事，想陪伴他或她长大成人。父亲想去钓鱼和度假。母亲更喜欢山里，所以想和我的孩子一起滑雪，P-J的母亲则想陪孩子骑马。两边的长辈都轻易忽略了为人父母最艰难的头五年，直接跳到那快乐的部分。他们甚至谈到了孩子上学的问题，还做了一番研究。那时，我的工作也正逢旺季，整个夏天的婚礼都预订好了。其中有些婚礼接近我的预产期，所以我又预备了更多的人手，找好了替补摄影师。不用去外景拍照片时，米奥斯卡躺在我膝头，我编辑着照片，备感幸福。最后一次B超显示，我腹中的女宝宝一切正常，我趁着工作间隙把婴儿室准备好了。
之后的一天早上，有人来敲门。一个神色慌张的男人站在门口。他说路上有只猫被车撞了，肇事司机已经把车开走了。我们是最近的一户人家，所以他觉得那可能是我们的猫。
我朝路上望去，看到了她。米奥斯卡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急忙跑过去，脱掉套头衫，把她裹好抱回家。她还有呼吸，但十分微弱。我抓起车钥匙，把她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又跑回屋子大声喊当时在楼上自己那间办公室里的P-J。我瞥了一眼站在门口的丈夫，就急忙上路了，根本来不及多说什么。
在去兽医院的路上，我意识到她要离开我们了。我觉得自己快失控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还没来得及做手术，她就死在了我的怀里。
我实在难以相信她就这么走了。我多希望她能站起来抖抖毛，希望听她喵喵叫，让她用头蹭我。我伤心欲绝。这个小生命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有她，我从不觉得孤单；没有了她，房子显得空荡荡的。我们把她埋在院子里。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坐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想着她。那些我们的孩子和米奥斯卡一起玩耍的遐想刺痛着我的心。想到那再也不可能实现了，我就心如刀绞。
不知是孕期荷尔蒙起了变化，还是突然失去爱猫的缘故，我发现很难从那天的伤痛中恢复过来。米奥斯卡已经成了我们家庭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非常怀念她。自此以后，我开始难以应付怀孕带来的各种变化，尤其是对生产的恐惧。
离预产期越近，我越害怕医院。我提出了在家里生产的要求，但被告知无法保证一切顺利。接下来去参观产房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混乱不堪，所有人都忙作一团。吵闹声和不断更换的护理人员让我担忧，我渐渐失去信心。关于生产的一切都带上了恐怖的意味。每当想起医院，我都会心跳加快，喘不上气来。
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我想找一位私人助产士，让她帮我恢复自信，积极地看待这场体验。我找到了苏，一位好心肠的充满母爱的助产士。她协助我重拾信心，甚至成了我的朋友，在许多方面给予我帮助。她的经验和与我共度的时光重塑了我对未来的设想。她教我要有耐心，还要不断地尝试，最重要的是相信我的身体和直觉。上过辅导课后，我觉得体内注入了新的力量，不再害怕了。我开始想象孩子将来的样子，体会她的性格。每当音乐响起，她就和着节拍起舞，爵士乐是她的最爱。大自然让我心神安宁，于是空闲的时候，我和P-J常常去户外散步。我们从后门出去，穿过花园和栅栏，沿着散步道朝长满荆豆的小丘走去。站在那座小丘上，你可以望出去几英里，看到附近的小镇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聊着她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的孩子会在某方面与众不同，因此想为她取一个特别的名字。我也知道为人父母者几乎都会这么想，所以我的直觉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有时我会想，那种感觉是不是一种征兆，是不是我的身体比任何测试都更了解腹中的宝宝。
我从没见过我的外婆艾瑞斯，母亲怀我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的家人总是满怀爱意地谈起她，每个人在提到她时都面带微笑。楼梯顶端挂着她的肖像照，屋里也到处都有她的照片。她成了我孩提时代的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在我眼中，她人美，心灵也美。她的大眼睛、褐色的头发和优雅的身姿让我迷醉。我通过她的个人物品了解她，比如瓷器、首饰、她绣的刺绣和画的画。我穿过她的衣服，有些居然再度流行起来。通过一个人的物品体味这个人的人生，想象她的所爱所感，是很有趣的事。这当然不同于直接认识这个人，不过这些东西对我意义非凡。她的温柔，她对艺术和自然的热爱遗传给了母亲，母亲又遗传给了我。所以，当我们考虑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时，“艾瑞斯”成了我的首选，而“格雷斯”则是P-J的最爱，我也很喜欢“格雷斯”这个名字，不为别的，只因为它的优雅与美丽。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艾瑞斯？但愿你现在已经很熟悉我的声音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你的声音，了解你的所思所感。我在耐心等待你的到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兴奋。今晚我能感觉到你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能量。当时我正在为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场婚礼拍照，乐队开始演奏，你居然随着节拍踢腾。有你在肚子里跳舞，我怎么会感到疲惫呢？你让我忘掉了身上的痛楚，忘掉了在日光下暴晒的漫长的一天。你特别喜欢音乐，是吗？我有种预感，音乐会给你带来许多慰藉和欢乐。
请给我时间，让我们一起学习和体会音乐。让我们一起努力，把你外婆的话记在心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已，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艰难时刻，这些话将带给我们力量。无论如何，我希望你知道我们有多爱你，你并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等待着你的到来。我们已经尽全力准备好了一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注释
[1]Miss DooLittle，萧伯纳的名作《卖花女》中的主人公，起初为举止粗俗的卖花女，后经语言学教授调教，成了上流社会的淑女。此处为善意的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