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其实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我给她打电话说了父亲这边的情况，她二话没说，叫我把父亲带回北京好了，一来给他治疗腿，二来叫他暂时离开那个环境，心理上可能会少些压力，情绪会慢慢会好起来。
有了妻子这句话，我没了后顾之忧，就把父亲挟持到北京。父亲不愿跟我走，这会儿已由不得他，我抱着他上火车，他阻止不住我，干瘦无力的手拍打在我身上，像是给我拍打灰尘，但他把我拍得眼窝发热，一路上泪水涟涟。
离开老家的时候，除了姐姐拿来父亲的几件换洗衣服，抹着泪送我和父亲到车站外，大哥和三哥连门都没出。看来，他们对我的做法还是有保留意见呢。
到了北京家里，妻子早已把另一间卧室收拾利索，给父亲准备好了住处，她一改往日对待我侄子们的冷淡态度，为父亲端饭倒水，甚至陪着父亲看电视。妻子的这种态度让我心生疑虑，她在我面前从没如此贤惠过，我都怀疑这不是那个动不动就跟我抬杠跟我冷脸的妻子了。我断定她的热度只有三天，她对很多事都是这样，一开始投以极大的热情，很快就兴趣全无。妻子看出我的疑惑，她对我说，爹妈只有一个，我们不能对带我们来这个世界的人有半点不恭。对我的那些侄子，还有老家的兄弟，她也不是故意要跟谁过不去，只是看不惯，他们什么事都不自己去努力，全依赖我，不见得是好事情。我当然知道侄子们这样依赖不好，可怎么办呢，谁让我比他们生活有保障。
我提前休今年的假，在家陪父亲。行动不便的父亲在我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也许是妻子积极的态度让父亲很安慰，他枯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慢慢地跟我妻子会说一些老家以前的事情。父亲不会说普通话，他满口的老家话我妻子根本听不懂，但妻子表现得很有耐心，不管父亲跟她说什么，她都认真在听，听懂了哪句她就高兴地跟我说她听懂了。父亲很高兴，终于有个媳妇能安静地坐在他跟前听他说话，而不是不耐烦地摔摔打打。看父亲情绪一天天好起来，我才跟他提治腿的事。父亲怕治腿要花很多钱，我妻子会不高兴，他拒绝去医院。我给妻子做工作，叫她出面劝说，妻子劝父亲，只要他身体好了，我们才能省好多心呢。父亲见儿媳妇这么说，才同意了。
积水潭是北京最好的骨科医院。这天凌晨两点，我就起床去积水潭医院排队挂专家号。在北京看病难的第一关口，就是挂号难，所以必须早早去排队挂号。我在街道边等了好久，半夜里很难打到出租车，好不容易过来一辆，还是载了客人的。初春时节，北京的风大，冻得我直打哆嗦，再等下去怕耗时间，到医院排不上队，我想着去西客站打车，那里的车肯定多些。从空无一人的南广场走过，被寒风推进西客站地下广场，看到出站口有几个人影，大概是些旅店的托儿，抑或一些接站的人，他们像排练过似的，都把头缩进衣领，盯着列车时刻显示牌发呆。我从他们跟前走过时，他们像看到怪物，歪着头表情木木地冲着我看，我快步离开，从地下几乎跑步出来。到北广场出租车站，躲过几个黑车司机的纠缠，打了一辆明码标价的出租车。
这时候的北京已显出倦态，无数的霓虹闪烁出一片寂静，像个富足的中年女人，尽管一脸的盛妆，一身的繁华，却无法掩饰其苍凉和清冷。出租车跑得飞快，司机沉默得很，也许他跟我一样是倦怠的，而倦怠吞蚀了我们所有说话的欲望和激情。
这个时间段，是北京交通最佳时间，一路畅通无阻，但是赶到积水潭医院，我还是晚到一步。挂号室前面几乎没几个人了，我心往下一沉，心想坏了，今天的专家号肯定轮不到我，果然，问旁边的几个疑似号贩子的人，他们带理不理地摇头，懒得给我说一个字。我心里明白，比我来得更早的人已经买完号贩子的顺序号，只等早晨上班后再来领取正式的挂号单了。这些号贩子全是医院附近的痞子，他们卖顺序号，与医院毫无关系，医院却制止不了，他们谁都不怕，连警察拿人家都没办法。
总不能白来一趟吧，明儿个来得再早，还得从这些号贩子手里买号，不如现在多出点钱买上算了。我凑近一个看上去面善些的号贩子，问他还有没号。他肉乎乎地大脑门在我面前一晃，斜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道：“第一次来啊！”
我点点头。
“五百！”他抬腕看了一眼表：“啥点了，还以为是在你们村医疗站看病啊。”
狮子大张口，他把我当成外地来京求医的了。我心里不悦，掏出证件递过去：“朋友，差不多就行啦，大家都不容易。”
他不屑地扫了一眼我的证件，根本懒得细看，不高兴地说：“你不懂规矩啊？这玩意儿不顶用，我的朋友是钱。五百，一分不少。”他明白有能耐的都找关系看病，能来这儿排队挂号的，也不能把他怎么着。
我直直地看着他。他这回正眼看我了，瞅了会儿，突然说：“怎么着，仇恨上我啦？没办法，我也得养家糊口，不像你们，月初屁都没放一个，就拿足了本月的工资。我们——没法跟您吃公家饭的比啊。”
我讨厌与这种人扯淡，转身就走。他却在后面喊：“嘿，哥儿们，就这点气量啊？留步吧您呐。三百块给您了，这大冷的天。”
我本来是想走的，可一想，已经起这么早赶来了，我受点冻没什么，可父亲的伤腿越拖他越受罪，犯不着跟这种人呕气而耽搁父亲看病。我已打听过行价，三百块已经是比较正常的价格了，谁叫咱没本事呢。我掏出三百块钱，买了一张写着顺序号的牛皮纸，上面竟然还明目张胆地盖着红印章呢。凑到眼前看那个印戳，模糊一团根本看不清，我对那个用验钞笔正在验钱的大脑门说：“哎，这个戳怎么看不清？”
他吸溜了一下鼻涕：“要看那么清楚干嘛？能挂上专家号就成。”
天亮上班后，挂上了专家号。我把父亲接过来，到专家那里一看，说是父亲的腿伤估计没啥大碍，拍张片子看看就知道了。片子出来后，专家说骨头没有大伤，只是人老了，经不起摔，休养几个月就可以了。我说要不要再做个CT？现在CT很热门，到很多医院看病，要紧不要紧都得让你去做CT，好像只有做了CT才能诊断身体的状况。专家笑了，说我父亲的伤真没大碍，其实就是当时摔倒，伤了肌肉，骨头伤得不重，没必要做CT，根本就不用大的治疗。除了两瓶外用药，专家连口服药都没给开。我挺感激专家，不给病人胡乱开药，省钱，人心里也舒畅。可是，父亲有点不大乐意，他的腿疼得不能行动，什么治疗都不给做，也不吃药，这算治的哪门子病？他伏在我背上嘟囔着，我累得喘不过气，没理会他。
回到家，父亲还在说他的腿，好像我不相信他的腿有问题，他装病似的。我没法与他说清楚，干脆出去买了个轮椅，这样，就表明我是相信父亲的腿的确不能走，得坐轮椅才行。父亲见我扛回个轮椅，很不高兴，嫌我买轮椅没征求他的意见，坚决不坐。我知道他心疼钱，就骗他说，这个轮椅是在一个朋友那儿借的，不花钱，父亲这才疑惑地坐了。天气还没转暖，不能到外面去，父亲只能坐着轮椅在屋子里转，有时，我把他推到阳台上，尽管他坐在轮椅上只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和蓝天，就这，他已经很满足了。
爷爷来北京看病，我的侄子侄女们全抽时间来我家看望。说是看望，他们一个个都空着手，没一个想到买点水果或者别的什么，他们连点最基本的常理都没有。他们似乎与爷爷的感情很淡漠，几句客套话，就扔下爷爷，在一起扯自己的那些破事，什么要遵守上班时间起不了床啦，老板管得严啦，工资太少不够花啦。他们说的是带家乡口音的普通话，父亲坐在沙发边上，听不大明白，却很认真地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人家说到高兴处，开心起来，他也跟着面带微笑，仿佛那些他听不明白的事与他自己有关似的。几个孩子兀自说着，没人理会爷爷，谁也没打算让爷爷分享一下他们的快乐。父亲并不在意孙子们对他的态度，他开心的是大家因为他而聚在一起，他时不时地从我妻子为他准备的水果盘里取个苹果递给这个，掰个香蕉喊那个，孩子们接过水果，没人顾及他眼神里的期盼，依旧只顾说笑他们的。
父亲的轮椅靠窗口放着，小霁发现后一惊一乍地推过来，坐上去非要小林推她，小林推完小霁，他也坐上去试，两人玩得异常开心。只有小泉，在一旁冷着眼神看，完全不像另外两个表现得很孩子气。父亲爱孙心切，见小泉只是看，大概以为小泉羞涩，便喊他也坐上去试试。父亲忘记小泉的腿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他心里只是把那当成一个游戏，不想这个快乐的游戏里缺了小泉。见小泉不理他，父亲还是坚持叫小泉坐上去。小泉烦了，突然间冲爷爷发起火来：“我还没到走不动的地步，你是想看我的笑话还是咋的？”
我父亲脸上的笑凝固了。一抹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刚好照在父亲的半个脸上，他的脸色看上去黄得很不自然，深深的眼窝里蓄满了明晃晃的液体。
我从厨房的忙乱中冲出来，回到客厅只看到父亲突然的变故，不知道他怎么了，在侄子侄女们的热闹声音中，我没有问，老人其实也跟小孩子一样，情绪波动大着呢。
但从此以后，我父亲像我妻子一样，不爱搭理他的那几个孙子孙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