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中，《两地书》是研究鲁迅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如果说，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内心的书，第一要数《野草》，那么，第二，就非这本《两地书》莫属了。
人们不会忘记，在《三闲集》里，有一篇《怎么写》，鲁迅在此中批评了那些把“日记”、“家书”印行出版的做法：“《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不要以为鲁迅在编《两地书》时忘了自己说过的这段话，这话虽写于一九二七年，但编《三闲集》却是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事（四月二十四日编讫），也就是，比编《两地书》（一九三二年夏开始抄改旧信）只早了三四个月时间，几乎是编完这本不久就编那一本了。所以，鲁迅不可能忘记自己刚刚编好的书中批评别人把家书印给许多人看的做法。既不忘又要印，作为一个异常认真的人，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了，即他相信自己这本书决不会像那些前人一样“装腔”。他在《两地书》的序中说：“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又说，“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平凡，也是真实的另一表述法。作者是用多种方式，在反复强调书中有自己的“真相”。
这里还要老实交代一句：我看重鲁迅当年悉心编辑改定的《两地书》，远甚于后来出版的那些原信、原本之类。我的眼光也许有些可疑：既要了解本真的鲁迅，为什么反而不更看重当初所写的原信呢？其实把原信和鲁迅的编定本对照一遍就会明白，鲁迅删去的有不少是纯个人的调侃和情话之类，这些在他看来，的确是不必“刻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否则他就和那些被他批评为“装腔”者没有多少差别了。后来的编者或子孙们有的并未深谙他的苦心，有的或许只想这些东西一印出来就会有很大销路，于是大印特印。真正有心的读者，对此是不会感到快慰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原信在当初即写即寄，多年后由鲁迅本人郑重抄改一过，其实就是对当初的思想笔墨作了再次的确认。因本来是写给最可信任的人的私信，所以把自己内心真相谈得极为坦率；现在又经再度推敲，这就比他的其他文章书稿更为可靠。这里的“当初”与“现在”，横跨了鲁迅的“前期”与“后期”，我想这也足以证明，“后期鲁迅”对于前期的自己，显然并不觉得有多么不堪。
下面就来看看《两地书》中的鲁迅的“真相”吧——
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好几封信中所披露的内心的真实：“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寄自厦门大学的信。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又说：“我在这里，常有客来谈空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倘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讨厌也。”此前他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信）而这年的十一月十八日，他说得更绝：“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这都是很真实的心灵袒露。隔了两天，十一月二十日的信中，又写道：“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
鲁迅的这些想法，并不局限于校园，这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一年前，一九二五年的五月十八日，他在北京时，就给许广平写信说：“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这是指《热风》中的《即小见大》，写于一九二二年，可见鲁迅对于群众的看法，并非一时的激愤之言。其实《阿Q正传》所写的，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群众”中，当然也包括远远近近的文学青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的信中，他说：“这几年中，我很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十二月二日又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
鲁迅会有这样全面而强烈的绝望，并非因为挑剔，倒恰恰是因为深刻。一旦具有了穿透一切的洞察力，人也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信中，鲁迅说：“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一星期后，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信中，他又说：“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此中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用得真是传神之极。事实上，鲁迅心中的黑暗远远胜过我们平时从他的小说杂文中所读到的（他只在《野草》中透露得较多一些），他是深知其“不祥”的。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信中，他坦陈：“我所说的话，常与我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有着这样的心境，该如何自处呢？鲁迅选择的，是反抗，是与黑暗直接面对，是在明知没有路的地方“姑且走走”，是做那个决不回头的“过客”。
《两地书》中鲁迅的第一通回书（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就回答了许广平关于如何对付苦痛的办法，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人生宣言，我甚至以为，这可以视作打开鲁迅心灵秘藏的一把总钥匙，可惜从来的论者重视此信的似不多见。我们且抄录两段在这里：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吧。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这里所说的“骄傲”，其实就是周作人的方式，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而沉浸于自己的民俗学、儿童学、妇女学、希腊神话等杂学之中，与友朋呼应以“略免掉寂寞与空虚”。而“玩世不恭”，大约就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后来所选择的方式，即与黑暗势力表面同流，而内心仍保持独立，佯狂假癫，白眼鸡虫。周作人的那些趣味，在鲁迅身上未必没有；而魏连殳形象中本来就有鲁迅的影子，他在绝望之余也曾说过要投奔老同学陈仪去。但这都不是鲁迅想要走的路，他对此二者充满警觉，时时防范。因为这两种方式，虽或也算解脱，但都便宜了黑暗中的对手，他实在不甘心。诚如他自己所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坟·题记》）所以他采取了自己独特的对策，就是“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他的这些用词，有我们熟悉的幽默自嘲的成分，意思却是严肃的。我以为，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选择。过去研究者常有“前期”“后期”的两分法，即以鲁迅一九二七年进化论思路的“轰毁”为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此前的鲁迅的一些想法。但其实，鲁迅的“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在此前早已形成，在《两地书》中就一再见得。而他这种在“没有法子”的时候以“捣乱”为法，“聊胜于无糖”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他的晚年——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坚执于此的。
我们在前文引过这样的话：“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当鲁迅对眼前的青年、学生、教员，以至“军队”、“土匪”、“世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表示了失望（可参看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信），就只能寄希望于“未见面的人们”了。这也可见他那希望的渺茫，因这样的“人们”也可能并不存在。这很有点像他在《呐喊·自序》里写过的话，他认为中国这“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但金心异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于是鲁迅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关于“希望”和“将来”的话题，在《两地书》中时时出现，这也可说是鲁迅一生的核心话题。鲁迅始终处于怀疑和思考之中，这体现了一个坚执的思想者的无上魅力。他对人类的伟大理想也不轻信：“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信）但他随后又说，“‘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这话说得极为平和实在，他大概也时时以此平复自己焦虑的心吧。但紧接着又说：“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封信，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宛若一曲思想的交响，“必无”或“可有”两大主题反复交织，真是好看极了。但从中即可发现，在他的内心里，未来的黄金世界是“料不定”的，那时比现在“好一点”的空想“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终于不能证实，那么，有什么是切实可信的，是真正可以视作“实有”的吗？——有，即他的“绝望的抗战”。不管结果如何，他总是在切实地、不断地走着，在向这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作不歇的抗争，或如他自己所说，即使终于要被老虎吃掉，“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绝望，然而反抗，这就是《两地书》里所坦露的真实的鲁迅。他始终坚守在原地，毫不退让。周作人本来也和他站在一条壕堑里，但不久就走开了。他们的分道扬镳，不在那些言情小说看多了的研究者所说的兄弟吵架，也不在鲁迅到上海后的所谓“左转”，而不妨以周作人的一篇小文作标记，那就是他的《拈阄》（此文从一九二五年九月写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历时一年有半，载《谈虎集》）。文中引了祖父小时候外出看戏三日夜，倦甚而归，所受的长辈训斥：“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周作人由此大受启发：“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多同无聊人纠缠似的。无论去同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厮打，都没有什么意思，都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让我离开了下贱戏子，去用我自己的功罢。”但到底什么是“我的工作”？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要拈阄。周作人说：“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古野蛮”是指他所心仪的人类学与神话学之类，“小野蛮”是指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等；惟“文明的野蛮”指现代人身上的“蛮性的遗留”，这就与当下的“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有关了。他愿意拈到前两种而不想再和“文明的野蛮”厮打。过了一年半，他把这篇旧文找出来删改增补，这时他最想拈到的是“古野蛮”。这表明，经过深思，他决心要沉入到学术工作中去了，而不愿再与当下的“野蛮”相纠缠。文章由“祖训”写起，我想，他是在与早已闹翻却仍站在同一战壕的鲁迅打招呼，甚或，也是在借机“教训”这位“同祖”的兄长吧。周作人的这一转变，到翌年的《闭户读书论》发表，才算正式完成。当然，研究“古野蛮”，并非全然不顾当下，只是“寓思想于学问”，不再热衷于正面交锋；在这转变过程和以后的岁月中，周作人还是写了不少针对“文明的野蛮”的战斗文章的（如“四一二”政变后的《诅咒》等）。鲁迅则不为所动，仍然，或更其专注于同“文明的野蛮”的搏杀，愈战愈勇，猛志常在。此后，鲁迅不再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厚重的学术作品发表，但也并非全无建设性的努力，如他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提倡，如他的大量翻译方面的成果，就都不是“同无聊人纠缠”。不过他的主要精力，确是投放在当下的战斗中了。
虽然鲁迅也强调“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但他关注更多的，或每每直接引起他的批评和愤怒的，主要还是他所熟悉的文人学士、正人君子，乃至聪明人、绅士、叭儿……对社会的批判，也常常是从这些眼下的战斗引申开去的。直接针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批评，反而并不多。在《坟·题记》中，他说：“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写于一年后的《答有恒先生》中，他对“攻击社会”与“民众”也作了反思：“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也就是，攻击军阀和民众（社会），一方面是送命，一方面是无效，鲁迅越来越看清了这一点。而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君子之徒”，虽然也无效，也遭罚，但至少他们能够看懂，能时有“小不舒服”。这也就是他在绝望时候所说的：“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吧？……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可见，鲁迅的写作和批判，是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战场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深知自己并不是指哪打哪、所向无敌的神侠，他只出入于自己熟悉的阵地，他在这里是能够操胜券的，他的作用也从这里辐射到很远（后来有中共方面的领导想动员他发个声明逃到苏联去，或干脆搬他到苏区去，都显示了对他的极不了解）。也就是说，鲁迅的有效攻击对象，主要还是在知识界。这些对手的存在，对他实在太重要了。他们是他不可或缺的读者，也是他写作的灵感所在。在《两地书》的最末一封信中，鲁迅意味深长地说：“因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这时已是一九二九年五月末，他大概早应成为研究者们所说的“后期鲁迅”了。
在《两地书》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在厦门和广州，鲁迅时时感到“无聊”，没有写作的兴致，即使写，“也不过是敷衍”；而同时，“能吃能睡”，“也许肥胖一点了罢”；“我实在比先前懈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这很不像我们心中的鲁迅。何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学院生活过于平静。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的信里，他又说：“在这里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他不能容忍自己长此下去——他是必须在“反抗”中才能生存的。所以，他后来脱离了教书生涯，专事写作，并且长住漩涡中心的上海，这都与他时时需要这种激发反抗的“刺戟”有关。
只有弄清“察见渊鱼者不祥”的真义，读懂了他的这种绝望的“反抗”，知道了这样的反抗在他的生命中所具有的“本体”的性质，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真的开始了解鲁迅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