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吴琦幸先生整理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是今年上海书展中我最想买的书，书展归来，当晚就一气读竟。整理者是元化先生的入室弟子，对导师的晚年思想作过认真研究，书前那篇《前言》颇见功力，对王先生“九十年代反思”的内容有较为清晰的概括和阐释。整本书读下来，我觉得在三个地方最受启发——
首先是对于一件旧事作了澄清。当年“反胡风”运动公布的材料里，有一封胡风致友人的信，其中说到：对于王元化要拆穿他。这是什么意思？我曾两次问过王先生，一次在一九八九年末，另一次可能是二〇〇六年，他都作了解释，但还是不清楚。这一次讲得比较清楚了，就在本书第四十七页。原来元化先生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胡风等人要出诗人天蓝的书，上级部门没通过选题，作为总编辑他不能硬来，这就惹得胡风不满了，认为他没有斗争性，两头讨好。从这件事很可看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文坛气氛。
第二是关于陈澧和朱一心，元化先生晚年一直说起这两位晚清学人，可说是推崇备至，认为不弄清他们的思想，就没法说清由清末到民国的变化。他是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两位学人的？这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结。本书自一百〇五～一百一十五页对此论说甚详。原来元化先生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本是乾嘉学派，为什么到了戊戌变法以后，就只有康、梁，今文经学那一派，要不就是张之洞、李鸿章等政治人物，或者就是章太炎、严复，与当初皓首穷经的学术风气大不一样，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后来的宣传，包括学术史的梳理，都是从政治上着眼，所以真正的学界深处的演变已无人关心。而陈澧、朱一心等，还有再往前的章学诚，很早就对乾嘉末流进行批判了，学术转型正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但他们兼治宋学汉学，学风很正，到康有为以降，学风就大成问题了。王先生是在读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开始了解陈澧、朱一心的，他认为钱穆此著要好于梁启超的同名讲义。
第三是关于九十年代反思的要点。过去一直认为元化先生一生中这第三次反思，根本点是清算激进思想，吴琦幸在开始对话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王先生指出，激进主义和“左”的东西当然是他所要批评的，但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他反思的根本点，是当初的启蒙运动中就已存在的问题，即以为人能逐步掌握规律，掌握绝对真理，不含有一种怀疑论的因素在里边，因此非常大胆独断，这是对人类认识的过于自信，过分相信了理性的力量。王先生说，人类的认识领域是极其狭窄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微观都是无穷的，你只是认识了某一个小部分，再深入下去你就不会认识。所以他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他反思中的最根本的命题。本书自五十六页以下，有很多篇幅谈这一问题。如此看来，他的晚年思想又与西方现代哲学相接近了，从黑格尔到德里达的哲学史缩影，在他的思想中都能找到踪迹。
虽然有如上的重大收获，对整理者的艰苦劳动我也心存感激；但对于这本书，我还是有一点不满，感觉它还可以做得更好。既然谈了这么多次，既然话题已这么深入，为什么不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展开认真的讨论——即如上述谈晚清学术或启蒙思想那样呢？在其他好多地方整理者主要就是一个听者，没有更多的追问和探讨。王先生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也按原样录下，结果到整理时就只能注明“此处听不清”，其实在对话中（尤其是一对一的对话）这是可以再问的。另外有些背景，整理者不够熟悉，如本书第五十四页说到王先生因胡风的原因在党内挨整，听者就显得茫然。其实王先生因胡风挨整有两次，第一次是抗战后的一九四八年，邵荃麟、胡绳、乔冠华等在香港出《大众文艺丛刊》批判胡风，王先生在党组织内谈了自己的困惑，就此受到批评和冷落；第二次才是五十年代反胡风时的遭遇。这里说的显然是第一次。而我最感不满的，是这些录音到了几年之后才进行整理，这时元化先生已经逝世，这就浪费了中间那段宝贵时间。王先生对这次谈话期待很高，既如此，就可对第一次谈话中没说清的，有待深入的，或新冒出的有价值的问题和话头，再作深谈——这样的深谈肯定比初谈更有内容，更重要，也更集中。即使整理者已回美国，仍可将自己的思考和下一步的问题发给王先生，让他重谈，哪怕通过电话或录音也好。而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听课的形式，主要是导师讲，整理者听，而讲者已力不从心，这就让人十分惋惜。晚年的王先生思想是清楚的，思维仍有深度，记忆力也惊人，但在表达上，有时脉络层次就不那么分明，也常常因疲劳而言不尽意。这就需要帮助。这时整理者就如助产士一般，不能只当记录员。
还有两个思考已久的问题，在此也一吐为快。一是这类对话中，如有对于同行、同事、朋友的一些过于轻率的议论，如不涉及思想，只是个人间的小过节，一般还是删去的好。本书此类议论还是多了些。其二则是现在出版的许多谈话录、口述实录的通病，即原样发表，不加整理，说者如何说，现在也如何发，这其实不是一种规范的工作。如果说者不是说而是写，那他有了初稿之后很可能还要写二稿三稿，至少在初稿上也还要推敲几遍，现在则只有脱口而出的权利，这对谈话者的要求就太高了，对一个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中老人则更是高得不可想象。那些后期工作本来是要整理者做的：要帮助查工具书，查背景资料，并以这些可靠的材料印证或引领谈话；帮助把零散话头形成条理，看下次谈话中有无可能深入；把重复的话删掉，把含糊的话语换成清晰的表述，并尽量得到首肯……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我知道元化先生最不喜“以初稿示人”，但看现在的谈话，恰有“以初稿示人”之感。虽然对我们后人来说，这“初稿”也是弥足珍贵的。
二〇一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