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五六年前吧，我在一本文学刊物上读到一位作家和一位翻译家的对话，感觉上好像是没经过任何整理，就是录音的原样发表，口误、重复、即兴玩笑、明显还在斟酌中的不成熟的提法，全都保留。读完很不舒服，因为这样一来内容自然要空虚得多，远不如经过周密思考的文章，而且显得粗疏随便，与整个杂志的风格好像也不太搭了。我后来问过编辑，他们说是追求一种“原生态”。我听后颇不以为然，如果这是原生态，那我们完全可以从此不读小说，不看电影，只站在窗口“看生活”，那还要文学、艺术、文章干什么？
就在此事前后，现已离世的牛汉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经人整理的《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版），当时颇为轰动，读过的人纷纷说好。我也读了，发现里边确有很扎实的内容，但没经过很好的整理，也是照录音发表的风格，现场口语痕迹很重（这本身不是问题），明显的错误也不少，重复的话语时时出现。此后还有一本《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问题更大了，据后来一些书评，可知内容大量失实，时间上、地点上搞错的更是不计其数。
这就引起了我的思索。真的，像这种谈话类书稿，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其实有做得很好的谈话书，像胡颂平整理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就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相当严谨。要说“原生态”，它也有，但明显不是草率的录音稿。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唐德刚先生的书，他是“口述实录”的大力提倡者，也是最早的实践者，他的《李宗仁回忆录》，是一部成功的口述实录，其中哪有半点随说随录的痕迹？这是一部极成熟极完整的大书！凡是传主不可能查找的资料，整理者全都查了，核对了，并与传主一起修改，他帮助完成了传主此生有可能作出的最好的回忆。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更是一本特殊形态的谈话录，这是“有我”之书，他居然将这样的谈话整理成了一部散文精品。
我们为什么不可学学唐德刚呢？口述、谈话，不就是他提倡的吗？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以他为榜样，却一哄而起地到处都是所谓“原生态”的出版物呢？我没有百思不解，而是一思就明白，这很简单，就因为后者易做，易出成绩，不费力，而且易卖，有商业性——谁不愿意看看当事人口误、出洋相？有的话虽然离谱，但越八卦越具商业性，反正这是当事人说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和出版环境！
日前读到吴琦幸先生为其导师整理出版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竟也有同样的问题。这就引起了我深深的忧思。
据知，现正积极启动“口述实录”的单位越来越多，有大学历史系，有政协和文史馆，也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出版社和研究机构。但如对于此类书稿的严格的操作程序不予重视，只顾埋着头一味“说——录——出”，那就会印出一大堆看都看不过来且无真正可信度和研究价值的东西来，这就不仅仅是浪费而已了，因这样的操作而错失大量抢救史料的最后机会，我以为，这简直就形同罪孽了。
二〇一三年十月
补记：
日前读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哲学要义》一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其序中有两段话，读来“心有戚戚焉”，录于下——
如今流行“口述史”，有的整理得很好，口语生动，妙趣横生，我也喜欢读；但有的就稍嫌啰嗦，或者甚至有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形，反倒费解。之所以需要“口述史”，大多是有些老先生年纪大了，不便写作，记录下来，当然是好事；不过我觉得我们“哲学”，要“口述”很难，要“记录”则更难。当然，也有好的先例……事情不可一概而论。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做哲学的，还是要多注重一点儿“写”；反过来说，学哲学的学生、研究生，要多注重一些“读”。“听课”不能代替“读书”。记得贺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不大相信听康德讲一遍《纯粹理性批判》就能听懂，康德这本书当然不是讲稿整理的，他的意思是说这本书要翻来覆去地读的，讲课、讲解只是一个“引导”。
前面一段话切合本题，后面一段已讲到别的问题了，但因说得实在太好，很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所以也抄在这里了。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