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三个有关“启蒙”的新文本，深觉于当下极具代表性。
第一个，是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东方早报》上的一篇短文：《请慎言“启蒙”二字》，作者薛仁明，据文末介绍，系台湾作家、学者。他对“知识精英”面对庶民百姓高唱“启蒙”，视民众为“蒙昧”，必欲“开蒙”“启发”之者，甚觉狐疑。因为，民间之人常常活得比知识精英好，谁该“启蒙”谁？此观点不是这位作者所独有的，前不久，听易中天教授也说过相似的意思，即不要再说启蒙了，谁启蒙谁啊，“知识分子不要太把自己当根葱”。
当然，薛先生还有进一层的表述：爱说“启蒙”这种法兰西话语的人，说穿了就是“憧憬着西方，于是鼓吹着资本主义的一些游戏规则，譬如权力，譬如自我”。后来这又引来了反扑，于是到处都是“充满俄罗斯色彩”的“向工农兵学习”。他认为这两者都不好，“都不是中国人该有的音声韵律”。他的意思，是还不如安于原来的中国现状，那才真正是“元气饱满”的，“中国历史上，士民虽有分工，却总和而不同，素来无隔”。学东学西，“知识越多，便与庶民磗格愈深；学问越繁，便对世人越显疏离”。——也就是，不要学，不要变，“徒劳一场”，何苦来哉？
这位薛先生的思维，以我的感觉，似有两大缺陷。其一是缺乏历史感。也许在他看来，中国近现代的那么多动荡，“五四”也好，后来的内战变革也好，都是不安于过“元气饱满”的中国日子的士子们没事生事闹出来的，要是他们不学西方，不学俄罗斯，也许这里还是那么平稳圆融，“和而不同，素来无隔”。这可真是用得着一句“树欲静而风不止”，道光以降，中国的贫穷落后、四处挨打、民不聊生、烟毒泛滥、匪盗蜂起、战祸连年……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引进“启蒙”有关吗？在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想关起门来“以不变应万变”，可能吗？明明是历史的产物，即使有惨痛教训，也还须返还到历史中去总结才行；把这一切归之于士人的“徒劳一场”，不独轻率，更让人感到一种自以为是的轻薄。
其二是对“启蒙”有明显误读。把启蒙理解为“你蒙我启”，你愚昧我来为你“开蒙”，这实在是望文生义。启蒙不是对哪一个人，不是上帝派牧师来教化谁，而是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群体透进一种新的亮光，启蒙者自己就是被启蒙者，不管是谁，发现了光，就把它放进黑屋子来，大家的得救就是自己的得救，一点光不够就大家来找，发现这不是可靠的光源那就找更可靠的——这就是启蒙。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明明看见了光但为求一己安稳便隐匿不说，宁可让其烂在肚里；有些知识者放弃找光的责任，埋头于在熟门熟路中发财的事；一旦有谁说出哪里有光，还有人一哄而起指责其多事，扰乱了自己黑屋子里的好日子……这是很让人感到悲哀的。
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启蒙也就是“解放思想”。当思想被长久束缚时，需要启蒙；当新的信息、新的思维被我们习惯地拒绝和排斥，而这又和我们切实相关时，也需要启蒙。陈乐民先生将启蒙解释为：“在思想和知识交流中播种下可以提升人类价值和品位的精神种子。”“启蒙思想家之间没有入主出奴的一种意识形态，他们都是独立的、自由的、见解互有异同的人；他们没有统一的‘教条’，更不相互依傍，但他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例如都提倡思想和言论的开放性、知识的普遍性，由此必然催生民主、自由、平等等人类进步理念和制度的诞生和对人权的绝对尊重。”（《启蒙在中国》，载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书）他所说的启蒙“必然催生”的一切，其实也就是人类精神走向文明的希望。
我所读到的第二个新文本，是甘阳先生发表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汇报》上的《启蒙与迷信》。甘阳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他对“启蒙”概念的把握无疑高明得多。他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引出这句话：“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是谓启蒙。”他进而断言，“启蒙并非是西方现代的产物……启蒙就是从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因此，要谈启蒙，首先必须问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最大的迷信是什么？”他的结论是：“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一结论，与上述台湾学者，还是有接近的地方。此文的逻辑也很特别：“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西方的第三次启蒙”或许就可称为“反启蒙”。
这里能明显感到一种语义上的含糊（也许是故意的含糊）。既然启蒙是破除迷信，那么，反对在启蒙过程中造成的新的迷信，应该是新启蒙，或者是再启蒙，为什么偏偏是“反启蒙”呢？你要反的是迷信，并不是启蒙本身！“再启蒙”是前行，“反启蒙”则有两种可能：前行，或者倒退。经过西方分析哲学洗礼的哲学界，为什么却能容忍这样的含糊呢？我猜想，这样表述可能更有利于为中国的一些历史和现状作辩护吧，不是已有很多理论家把“反现代化”也称作“现代化”吗？不是更有人把“文革”也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了么？“反启蒙”的提法，很可能是要与这类理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我以为，甘阳文章的最大缺陷，是缺乏现实感。说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只是理论推断，是从概念出发的结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恰恰不是这样的迷信，而是以权谋私、徇情枉法、有法不依、官本位、重人治不重法制、贪污腐败、压制不同的声音……这些一抬眼就能看到且令人痛心不已的现象，能归于“对西方的迷信”吗？在这类现象猖獗未艾之时，大倡“反启蒙”，合时宜吗？
再说一下第三个新文本，这是还未发表的李泽厚的谈话。严格说，这不是“读到”的，而是听他说的。笔者正在整理一本新的对话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按：此书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二〇一二年出版），其中也谈到“启蒙”话题。李先生也批评西方哲学，也强调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特价值，这似与上述二位有共同处；然而在“启蒙”问题上，在历史感和现实感上，一下就能看出他与他们的根本区别来。我想我已不必多言，就把这段未发表的话抄在这里吧：
这里再强调一下：启蒙不是要谁启蒙谁，而是要大家运用理性去争取自由、人权、民主等等。启蒙要落实到制度上才算完成。西方早已经把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于制度、法律了，后来发现这些制度带来了不少问题乃至严重的缺失，所以后现代掀起了“反启蒙”“反理性”的潮流。中国不能跟着这潮流跑。中国当下已出现了“蒙启”，根本谈不上启蒙过时了。
临末加个小注：“蒙启”，是指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就是倒退的意思（详见已出版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但愿甘阳先生的“反启蒙”不会与之合辙。
二〇一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