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永嘉先生的思维兼及“影射史学”
最近从报章上，读到了一些批评朱永嘉先生的文章。有的充分说理，尊重对方；也有的上纲上线，揪辫子，扣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以为，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日《南方周末》上马立诚先生的《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是属于摆事实，讲道理的。马文的最后结论是：“朱先生逻辑出了毛病，其来有自。”我则觉得，问题还出在思维方式，即更根本的出发点上，也就是：文章合为谁而作？
朱先生现在的自我定位，概而言之，可说是：“高举大旗，拥护当今。熟读历史，教育人民。”这从他近年的博文（大都刊发于“乌有之乡”网）中不难看出来。在回应马立诚文章时，朱先生说：“至于说有人倒旗的问题，那还用我说吗？白纸黑字都在那里……你们不要心中有鬼，一说倒旗就深怕是在说你们了，但愿你们还是真心实意保旗的人……”又道：“说我对现实生活有一些微词，那你们去看看我的文章，我究竟说了什么……是为了希望生活更加美好，不是为了制造动乱；是补台，不是拆台。”（均见朱先生博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此第一句可印证“高举大旗”，第二句可印证“拥护当今”。这样的定位和态度，以及口气上的咄咄逼人，说“其来有自”，恐怕还是对的。
朱先生的另一博文《沙叶新和我一起吃饭》中说：“沙先生还说到他希望我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我回答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有意义。”我认为，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
朱先生说：“至于真话和正确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正确必须建立在说真话的前提上。真话只是与假话相对而言，正确是与错误相对而言，真话可以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的认识总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群体性的事件，一个人在某一群体性事件中的经历，总要受到一定的局限，往往一个人的经历只能是事件的一个局部，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他在整个事件中的位置只能是部分，不可能是全体。我们搞历史研究的都知道这个常识……”也就是说，“真实”是有局限性的，你不可能掌握全面的真实，所以“正确”比真实更重要。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正确”难道不比“真实”更局限、更相对、更危险吗？人类和中国历史上几次人为的大灾难，哪次不是在“正确”的旗帜下掀起万众的狂潮，从而走向万劫不复？我们所经历的“文革”，不也是如此吗？每个人，每个政党，每个派别，都可以宣布自己“正确”；因为自己“正确”，就可以教育你，领导你，让你行动起来，跟着自己走，你不走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可以给以教训，甚至让你毁灭……这样的故事，我们见得还少吗？
那么，正确与否，以什么为标准呢？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胜者为王”的，谁有权谁就能宣布自己“正确”。而按朱先生的思维，也许可以说，一是以旗为准的，“大旗不能倒”；二是以当今为准的，维护当下，亦即“补台”。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然而，人的思想要发展，一个社会要发展，恐怕不能只依凭“胜者”和“有权者”，还是要让大家的思维活跃起来才好。如果都像朱先生这样思维，或者说，如果永远这样下去，而不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回到停顿甚至倒退的时代。
与这样一种思维相关的，是朱先生作为资深历史学者，仍坚持“影射史学”。他写道：“再说影射史学这个概念作为贬义词也不能成立，它只能是中性的，人们为什么要读历史，那是为了以史为鉴嘛，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解剖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未来指明方向，这本来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为历史而历史，那只能钻牛角尖，只会把历史研究引入象牙塔的死胡同中去。……批影射史学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跟着一起说错话，真是以讹传讹，害人不浅。”（见三月六日博文）
所谓“影射史学”，就是取历史为当下服务，当下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需要攻击谁就找相应人物来影射。也可以说，是从“正确”目的出发的。那么，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还有吗？也许有，那就是在选材时不造假，仅此而已。至于对复杂历史真相的艰苦探寻，早已放在脑后了，因为当下的“正确”的战斗需要无疑是压倒一切的。这样的教训我们见得太多了，而朱先生却愤愤于对“影射史学”的清算“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这怎不让人起“不知今夕何夕”之叹。
同是历史学家的黎澍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痛定思痛，他说：“一切要求有用，最好是立竿见影，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个要求似乎无可非议，而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提法。”对历史学，“一定要把它们应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并且立见成效，必定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变科学为不科学。历史学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要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然而每一次都只做到了一条，就是歪曲历史，或因影射现实、指桑骂槐而加以歪曲，或因强使历史为现实辩护而加以歪曲。”他还特地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一九八五年）这分明体现了与朱先生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作为后人，我们必须在这些思维方式中进行严肃的抉择。
二〇一〇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