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的“新批评”我每期都读。原因很简单，就因爱读有锐气的文章，我不喜欢四平八稳、模棱两可、欲言又止、藏头露尾的文风。但锐气又须伴以理路清明，或者也可以说，理路清明是锐气的基础，真正的锐气是清明的理路延伸的结果。如仅有锐气而在理路上站不住，那就很难服人，其效果，大概也就“一声震得人方恐”而已了。
三月二十七日的第六十九期“新批评”上，有两篇关于“红学”的文章。其一是欧阳健先生的《李希凡与冯其庸红学观之比较》，这题目我极感兴趣，因冯、李二位都是我尊敬的前辈学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他们的书，得益匪浅。冯的《论庚辰本》是我了解红学版本的入门书，李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则是我学习文艺批评的入门书。这两位的红学观该如何比较呢？想来一定是篇新鲜有味的好文。可是读下来，让人相当失望。文章的第一段，强调了“反观而内省”之难，并先下结论曰：李有“自省意识”，冯则“一己难省”。在我印象中，曾见李希凡的合作者蓝翎对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深刻反省，李的反省则未见，于是悬念大增。下面的第二段，写了李对当年批俞的认识，举其要者，是坚持阶级观点没错，那时的许多文章“切中了新红学的要害”，如没有那次批俞，“‘红学’也不能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作者赞叹道：李现在这样说“是要有理论勇气的”。——这真让人百思不解，难道这就是“反观而内省”，就是有“自省意识”？时代在变，人的认识在变，当事人当然也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他的自由，但作者的赞叹是否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这篇文章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讲李希凡的一共只有这么一段，约三百字，以下两千多字几乎全讲冯其庸。所谓“红学观之比较”，原来只是虚晃一枪。那么，后文谈些什么呢？主要有二：一是对冯的成就的贬斥，二是关于程本、脂本孰先孰后、孰高孰低的论辩。看了一半我明白了，原来作者和冯先生曾有过关于程本和脂本的争论。有争论不奇怪，把过去的争论重新提出继续论辩也很正常，可为什么要拉到“反观自省”上来，并和李希凡作对比呢？难道是李坚持自己的看法可，冯坚持自己的看法则不可？这里的逻辑、理路就更让人不明白了。而且，程本和脂本之争，完全是学术问题，为什么不用学术的方式深入讨论，而要写成这样的文章？我说“这样的文章”，未读此文者可能不明白，我这里稍稍抄引几句：
冯其庸对《红楼梦》思想的论述，未脱“曾经历过从富贵荣华到败落凄凉……”的套路，艺术感受上就更难望何其芳、蒋和森的项背了。……所能夸耀的关于作者与版本考证，也无一不疑团重重，绝对经不起“历史的大浪淘沙”。他心知肚明，对敏感论题访谈时就采用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敷衍搪塞。……冯其庸宣扬的曹雪芹著作权的“证据链”，全是遭到严重质疑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在曹雪芹家世考证方面，冯其庸既没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全，也没有吴新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的深。号称曹学专家的冯其庸，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也不能判定……
只要曾经读过一点学术文章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语言，实在并不是讨论学术的语言。文中提及几位治红学的学人，是为了以此压彼，目的是羞辱冯先生。这文章里分明有股恶气，究其源，只为作者的意见冯压根儿没接受，而且几乎是不予理论，用文中的话说就是：“二十年过去了，没见冯其庸有过回应，如今装着‘没事人’的样子，仿佛问题早已解决，脸红也不红一下……”然而学界不是战场，学术不像拳术，学术本来就是多元的，是需要长期共存的，各种观点可以交锋也可以并存，回应与否是各人的自由，哪有强要别人回应的道理？同样，学界也不应存在催人出拳的裁判。既选择做学术，就须坐得定冷板凳，也应能在各种不同意见中沉得住气。而现在这样的文风和语言，显然是沉不住气的表现。这种文风，尤其是文中所用词语（诸如“宣扬”、“夸耀”、“号称”、“未脱”、“全是”、“了无”、“绝对经不起”、“无一不”，以及“装聋作哑”等等），这真让人想起当年的“大批判”的文风，我相信凡过来之人都是熟悉这文风的。
第二篇文章是张兴德先生的《俞平伯的红学观转变——兼谈对一九五四年“批俞评红”的再认识》。文章也从李希凡谈起，认为冷静客观对待（其本意即充分肯定）当年对俞平伯的批判“不仅对目前的红学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建设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甚至认为，由于对“批俞”的平反，造成了恶劣影响，例如像周汝昌的“陈腐理论”又在“贻害”青年了。看来，作者真巴不得再来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文章的结论是：“有的史学家把当年的‘批俞评红’简单地同以后的‘文革’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是‘文革’的前奏和预演。……这里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批俞评红’确有缺点和不足，但是不能给戴‘左’的‘帽子’，更不能同‘文革’简单类比甚至等同起来。”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为什么对这场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连“左”都不能说呢？作者的依据在哪里呢？文章读下来，发现他找到了两条依据，一是当时有些文章“水平”和“质量”还是不错的，二是俞平伯自己后来也改变了他的观点。尤其是后一条，作者津津乐道，对于俞晚年在“彻底平反”后还对自己红学观作出反省的事，作者以胜利者的口吻道：“这不能不证明，当年人们对他的批评的正确性和他从人们对他的批评中受到的启示和教益。”——这两条依据真能证明当年的批判运动不“左”吗？不，恰恰相反！作者在这里混淆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俞平伯的观点，如果作者还认为那是学术观点的话，那么，他是坚持，还是改变，这完全是一个学者个人的事；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动用全国性的批判力量，发动一场这样的批判运动，这一做法本身，是对是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俞的观点有变化，就说明发动政治运动解决学术问题也是对的了。胡绳先生在为俞平伯平反的大会上说：“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红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现在看，这些话还是非常正确。所以，当时的那些被作者认为是写得很好的文章，包括何其芳、吴组缃等人的文章，其实也是大有问题的——问题不只在文章本身，而更在于这些文章只是这场批判运动的产物，是这场政治批判的一部分。这场批判本身就是极“左”的、错误的，因为它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在这一点上，它和此前的批《武训传》，与此后的“文革”，难道真的没有共同之处，也没有内在联系吗？我想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思考。
这里再就“旧红学”、“新红学”，以及“批俞”运动之后的“红学”，谈点个人看法。“旧红学”过去被称为“索隐派”，可以蔡元培先生为殿军；“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俞平伯、顾颉刚等都是此中大将，后来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也可说是这一派的延伸。这两派的研究者并非完全没有艺术批评和思想内容的分析，但其主旨，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前者考证《红楼梦》所隐含的清廷政治背景，后者考证作者生平和家世背景（此中仍有清廷政治背景在）。而一九五四年对俞的批判，断然排斥了这种考据的方法，认为其没落腐朽、“毒害青年”、属“资产阶级唯心论”，改而动用了文艺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此书。文艺批评，如用传统文论的说法，也许可称为“义理之学”。这以后，在红学界，“考据之学”仍顽固存在，难以消除，但终究不成主流了，主流成了思想艺术批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则主要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所作的批评（李希凡先生至今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其实当时的艺术观和阶级观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本文恕不在此展开）。平心而论，对《红楼梦》这样的旷世巨著，只用“考据之学”做研究，肯定是不够的；运用“义理之学”，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没有用学术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向老一代权威开火，而又被江青这一自称是在“阶级斗争前哨阵地”打“遭遇战”的人发现，汇报给最高领袖，遂作出批示，借势发动，引发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这以后，运动就完全脱离了学术轨道。如没有这场批判运动，只是以全新的文艺批评的方式研究《红楼梦》，那我想，这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这一作品，肯定是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但那前提，就只能是：让学术回归学术。
然而，我们也不可忘记，红学之所以成为显学，本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如果《红楼梦》研究仅仅是文艺批评，没有那么多繁复的考证，它真能成就为“红学”吗？红学之为红学，是考据之学的贡献大，还是义理之学的贡献大呢？或者说，红学之趣，更多的是在前者，还是在后者呢？我个人以为，是前者而非后者。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每一个喜欢红学的人，不妨作出自己的思考。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今天的红学，到底是像李希凡所说的那样，正“繁荣和发展”着呢，还是正走向衰落？说句不好听的话，区区以为，不仅是走向衰落，而且是，早已衰落了。今天的《红楼梦》热，是《红楼梦》本身的热，至于这个“红学界”，早就没了“烈火烹油之盛”，新提出的那些红学话题，真正关心的人，实在已经不多了。差不多四十多年来，有点热闹的，无非就是这两类事件：一是又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什么东西了，过后又证明是假的；二是就某一问题引起争论了，但往往越争越无聊。好些争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戏剧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言，“为了我心中的艺术，而不是为了艺术中的我”，似可借来一用：有时争论双方，并非为了“我心中的红学”，而只是为了“红学中的我”，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无聊。比如上面提到两篇文章，第一篇的作者难免有在文中泄私愤之嫌，第一篇和第二篇又都有借此为李希凡当年的批判行为作开脱之嫌，于是就弄得理路混乱，难以服人了。这样的文章，是很难为“红学”争取新的爱好者的。
不过，现在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一种“文革”的思维又在悄然回潮。这两篇文章所流露的对于那种类似于“文革”的对知识分子的极“左”的批判运动，非但不以为错，还津津乐道，巴不得再来一次，这种向往之情，以及在文风上遮掩不住的那种批判势头，我以为，是不能不引起我们（也包括作者本人）警觉的。这使我想到另一篇文章，在一月九日的《文学报》上，有喻昊先生的一篇《眉睫在回避什么》，文中对现在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倾向表现了极大的义愤，但忽然转到了“文革”中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与时下儿童文学（岂止是儿童文学！）的一味地迎合儿童口味、追求刺激、追求热闹相比，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有何不对（我们今天还没有意识到，‘抛弃’英雄是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失误）！”——这在思想上，可说是相当缠夹。我们反对出版界唯利是图，不赞成商业童书在儿童文学中一统天下，但不等于我们要回到“文革”去，回到江青炮制所谓“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的道路上去。“三突出”原则所造成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远甚于今天的一切危害，这是我们永不可忘却的！
看来，长期避谈“文革”，以至让人们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文革”之害，其危害性正一点一点暴露出来。对此，思想文化界不能不有所警惕。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