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读京沪等地报章，常能读到关于李希凡先生的评论，几乎都是一片赞扬，甚至连他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的事，也被说成是很必要、很及时的正确行为了。查一查近期的出版书目，明白了，原来是他的七卷本的文集要出版，此前，他还出过一本《李希凡自述》，出书要造势、宣传，这是现在的一种模式，不足为怪。但造势造到把错的说成对的，把一场全国性的早已遭到否定的极左的政治运动也提出来大加赞颂，这就不仅离谱，还真的有点可怖了。
平心而论，李希凡在当代文艺批评史上，还是有过积极贡献的，但这贡献不是在一九五四年，而是在此后的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那本《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可说是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此书中的艺术分析体现了较高的水准和一定的创造性；他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的批评，有一半是极左的批判文章（如对王蒙、刘绍棠的批判），但也有一半是颇有价值的艺术分析文章。到了“文革”中，我们读到了他因为没有及时迎合江青的暗示而走上“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忏悔文章，又读到了他对当时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何其芳的长篇“争鸣”文章。“文革”后，他拒绝忏悔当年的批判行为，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思想和文笔渐趋僵化，于是不再受读者关注。也许是不甘寂寞吧，仍常有一些据称是“很有理论勇气”的声音发出，但大抵是“九斤老太”式的不满和难以服人的自我坚持，所以读者往往一笑了之。
可是这次不对了，我们且看这一段：“如何看待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九五四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见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学报》欧阳健文）再看这几句：“有的史学家把当年的‘批俞评红’简单地同以后的‘文革’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是‘文革’的前奏和预演。……这里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批俞评红’确有缺点和不足，但是不能给戴‘左’的‘帽子’，更不能同‘文革’简单类比甚至等同起来。”（见同日《文学报》张兴德文）
看来，李希凡先生至今还认为自己当年的批判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了他的批判就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也仍然认为正是这场批判才使人们认识了《红楼梦》，也挽救了“红学”。对此，我已有文章投《文学报》，此处不再展开。对于李希凡当年所持观点（包括“阶级观”和“文艺观”）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我也有很多材料可作证明，但也不拟在这里展开。本文只想说清一点：当年这场批判运动，到底是否“极左”。
其实，极左与否，只要从一个角度看就能明白，那就是：当初真的是在讨论《红楼梦》吗？真的是在谈此书的价值，并与俞平伯进行学术探讨吗？今天的李希凡先生与赞颂者们无一不想把当年的批判运动说成是有益的学术争论，但事实上，这场批判，从李希凡等“两个小人物”写出发难文章起，从自称在“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巡弋的江青发现这篇文章并急送最高领袖起，就是作为一场“阶级斗争”展开的。把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用发动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分歧，如果说这还不“左”，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算作极左呢？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报道。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全国各报上，多有“新华社二十七日电”报道中国作协的座谈会，那正是就李希凡等人的文章展开的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场严重的斗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十分需要的。”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文章（此文后来各报也大多转载）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论著中看到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实验主义对待古典文学作品的观点和方法的继续。……这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一枪！……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在十二月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署名“易行”的评论《可贵的第一枪》，文中道：“我们有些同志……在旧势力面前不战而退，或是没有打倒敌人，就轻易放下武器。现在我们思想阵地上‘可贵的第一枪’已经打响了，我们也应该勇敢的提枪上阵了。”这就是当初的即时的报道、评价和反响，这里哪有学术讨论的影子？这清清楚楚就是作为一场“严重的斗争”来发动的，并要求大家跟着李希凡“提枪上阵”了。
也许赞颂者会说，这都是别人的文章，那么，不妨看看当年第二十期《中国青年》上李希凡等的文章《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路上》，看看他自己怎么说。而在十一月九日《文汇报》（原载《人民日报》）上的那篇《走什么样的路》中，李希凡等写道：“‘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俞平伯先生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借尸还魂。”“这实质上是三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的反抗着的。”——看李希凡自己的文字可以知道，此运动究竟属学术研究还是借学术领域发起的一场“阶级斗争”。
至于这场运动和后来的“文革”的关系，还有一段特殊时期的妙文可作参考：“《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在文化战线上三次向资产阶级思想屈膝投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进攻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在党内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这三件事，牵出了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他们终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不明明是说，当初对俞平伯的批判，连同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和后来的“文革”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前奏”吗？这是李希凡自己的文章：《永做革命“小人物”不做康梁“保皇党”》，载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文汇报》。不知那几位断言当年批俞不能与“文革”相联系，不能说其“左”的论者，看到这样的文字会否有点尴尬？
毫无疑问，上面引的话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文章，可以不全由作者本人负责。其实一九五四年的那些大批判文字也是特殊时期的文章，也可不全由作者负责。只是作者和那几位赞颂者坚称这些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对的，是有益于红学发展的，是对俞平伯先生大有好处甚至能让他“脱胎换骨”的，而这一切是不能称其为“左”的……所以，我们才不得不把这些文章引出来，让大家重新看一看。——这对于我们回顾和再认识什么叫极左思潮，会大有好处；对于防止这种极左思潮的卷土重来，会更有好处。
至少在我，决不相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类文字，会渴望回到那样的时代去。
二〇一四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