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学生成绩虽好却缺乏创造性的议论，已持续好多年了。教育部门似乎对此早已麻木——大概正忙于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指标而顾不得这些闲事，家长则更无能为力——要让孩子应付眼前的学业已忙得他们焦头烂额。那么，谁来管这事呢？谁也不管。人无近虑，必有远忧，长此以往，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上的差距在缩小，“人的差距”则在扩大，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缺乏创造性的原因在哪里？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可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出版的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有关大脑资源分配特点的研究报告，两天后，美国趣味科学网对此作了《白日梦有益大脑》的报道。文中说，如果你在洗碗时思想开小差，且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那很有可能正是你智力水平高的表现。脑科学家斯莫尔伍德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计划或主意，往往是在乘巴士、骑车上班或洗澡的时候自己冒出来，忽然形成的，这是大脑巧妙地把剩余的资源分配给了最紧迫的问题。人的大脑具有同时进行多种思考的能力，一个人这方面的资源越多，他们在不忘掉手头工作的同时所做的白日梦也就越多。他通过调查发现，当任务不太难时头脑容易开小差的人，在遇到真正的难题时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往往也越高。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面对眼前的难题注意力不能集中，思想不停地开小差，致使思考无法推进，这其实是头脑中的资源不够用的表现。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即大脑用完了所有的资源，这时“离题的思想就可能在我们非主动的情况下占据主要舞台，比如到家时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或者突然意识到翻了几页书却一个字也没懂”。——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这篇报道所说的“白日梦”的出现，其实有三种情况：一是大脑资源有余裕，二是资源紧缺，三是资源枯竭。
那么再看一看：中国的孩子处于怎样的情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小学读过书的家长们，大多还会记得自己当年在上课、做作业时，甚至在老师跟你当面谈话时，头脑里东想西想、乱开小差的情形。因为那时学习的压力并不大，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所谓“上学”，基本还属于“任务不太难”的一件事。可今天的孩子已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即使是少数接受能力出众的学生，也被学校和家长层层加码，加上了许多额外的课业，一定要把每个人都逼得大脑资源将尽，这才暂时（仅仅是暂时）略觉放心。所以，属于第一种情况的白日梦今天的孩子很少有了，更多的是属于第二种白日梦，即用力迫使自己投入学习但怎么也进不去；甚至，第三种白日梦也常会出现，尤其是功课做到深夜而还有一大堆作业在边上等着的时候。如事实真是这样，那就很可悲了。
我们知道，这三种白日梦，第一种是人之常态，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反常的，是令人难受和痛苦的。后两种情况的经常出现，不仅会令儿童反感、厌学，而且会对大脑生长起到很不好的作用。一个头脑长期被动、疲劳到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孩子，和一个既能在要紧时集中注意力又能在放松时容纳大量即兴的愉快思考的孩子，长大后会有怎样的区别，这是不用多说的。
其实，斯莫尔伍德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现已得到证明的共识上的，那就是：白日梦和人的创造力紧密相联，创造性思维往往不是靠“集中注意力思考”而恰恰是在“白日梦”中偶然突现的，所以也有人称此为“灵感思维”。斯莫尔伍德的研究是要对这一共识作出补充，即认为“白日梦”水平高的人“集中注意力”的水平也高，这样的人才是智力最高的。而我们则从中看到了白日梦的不同类型，看到中国孩子所常做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白日梦。
怎么改变这种情形呢？很简单，就是减轻学生压力。压力轻了，思维正常了，注意力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余裕也才能充分利用——而在这样的余裕中，才会有我们所渴求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是稀有金属，大脑资源中的余裕则是拥有这金属的稀矿，我们首先要保护这样的矿藏才行。虽然许多知识、技能、方法在学习中需要反复训练，但创造性思维靠加压、逼迫、摧残，是不可能产生的！
就在斯莫尔伍德发表研究报告的那几天，《科学美国人》月刊网站也发表了一篇可与之相印证的文章：《灵感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时候不是在思考的时候》。科学家马雷克·维特和罗斯·扎克斯指出，人在一天中有不同的生理节律，其中总有一段时间是最适合于集中注意力学习和思考的，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是“早上型”，有的是“晚上型”。在这段时间之外，人比较容易分心。但他们认为，分心并不都是坏事。因为你在解决“分析性”的问题时，即要求你“利用始终如一的策略系统地分析问题，严谨地找到解决办法”时，在一天的生理节律的最佳时段无疑是最好的；但如果你要解决“顿悟性”的问题，即“通常不是通过系统的累积计算，而是需要一个茅塞顿开的‘啊哈’时刻出现”，那在非最佳时段，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顿悟性问题常常需要跳出来思考，这是容易‘分心’可能变成好事的时候。”只要一联系上文，我们就不难明白，这里的“分心”、“跳出来”，和斯莫尔伍德所说的“白日梦”是同一回事，它们都是大脑资源有余裕的表现。
现在，我试着回答本文题目中的问题：中国学生大脑资源自小被过度使用，使其没有更多余裕，从而遮蔽了大脑自行调度剩余资源的机制，这也就扼杀了“分析性”思维之外的“顿悟性”思维的正常发展。——是不是这么回事？希望有更多科学家（尤其是中国科学家）投入这一重要而迫切的研究。
最后说明一下：本文的资料分别取自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参考消息》。这份报纸我已订了几年，说实话是越来越不喜欢了，其中的国际问题信息与国内网站相比既不更快也不更多（以前还比较多），有些借外国报纸说中国话的文章读来更觉味同嚼蜡。好在它还有一版国外科技报道，常能读出新意，只是中文翻译比较生涩，常常读不明白文中的意思。如上述斯莫尔伍德的观点我就是连读了三四遍，又反复进行逻辑推导，排除了多种歧义之后，才终于理出来的（本文的介绍是我整理后的复述，有不对的地方当由我负责）。其实《参考消息》是一张文摘性报纸，摘的天地很广，国人也有信息渴求，所以，应该能办得更好。
二〇一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