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初夏，有一家印数不小的报纸，在刊出一篇谈“反腐”的言论后，受到了《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指其提出的“可以允许适度腐败”的观点是为贪官开脱，并为反腐不力作辩解。这是一种公开的争鸣，读者很感兴趣，也想知道那家报纸怎么回应。的确，批评的话是否站得住脚，被批评者本意是否如批评所言，只要双方一碰撞，就容易看清楚。但那家报纸装聋作哑，对批评听而不闻。过了不久，中青报再次刊文批评该报，它还是不吭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办报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像这样对近在咫尺的点名批评都置若罔闻，仿佛没有视觉听觉一般，只管自顾自埋头（或昂头）做事，这能算正常的媒体吗？幸好那位老总是开微博的，且发帖频繁，属那种有“话痨”者，于是人们去看他的微博，居然真的听到了一点“心声”。原来他对中青报的批评极为不满，认为那是不同情他们办报的甘苦，是同行间的“相煎何太急”。既不满，为什么不辩驳，不回应，不解释，要这么忍着？他说：“这样不好，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本报从不点名攻击国内同行，因此也不会在报纸上反驳中青报，只在这里就此表达不满。”面对第二次批评，微博里仍说将秉持报纸间不相互攻击的职业道德，所以明天仍不会有回击云云。这些话听来，甚觉怪异，虽“道德”不离口，仿佛很有原则很讲道义，为什么总觉得不是滋味？再想一想，就发现其中有诡辩的性质了。因本来是讨论问题，你有权公开发言，你不发，却又说对方不道德，这就一举而两得了：既不用正面回答问题，又可以不因回答不出问题而居下风，反倒可以居于上风。但辩术再高，要把没理说成有理，其中必有漏洞。听众在未能觉察这漏洞前，凭直觉也能感到说此话者不太老实，在玩小聪明，此即“不是滋味”之由来；如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他所说的“行业道德”，是为一时取胜而杜撰的，其实并不存在这种道德，这是“伪道德”——这就是漏洞所在了。
本人在报界供职二十多年，对中国现代新闻史素有兴趣，耳闻目睹，看到了太多报纸之间互相批评、攻讦、论争的事，觉得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进步报刊、左翼报刊，这类争鸣最多、最活跃、最热闹，这也是它们常常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首先因为，进步报刊有思想，能思考，观点鲜明有力，言论从不含糊。如抗战初期，徐铸成为上海《文汇报》、乔冠华为香港《时事晚报》所写的社评，正是这些报纸最大的亮点，也是读者每天的首要期待。既重视言论，就必然有争论。道理很简单，那些积极的思考者、办报者、写社评的主笔们，其思想观点要完全一致，毫无差异，那是不可思议的。不一致，有差异，有冲突，大家手头都有报有笔，读者又极为关注他们各自的思考，于是争论就不可免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译报》发表了阿英的文章《守成与发展》，批评了当时“孤岛”上的“鲁迅风”杂文；第二天，另一位革命作家巴人即在《申报》撰文反驳；随后，《文汇报》也加入进来，组织杂文作家开展讨论；不久，另一份新的刊物在上海诞生，刊名就叫《鲁迅风》。这样的争论不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恰是指向内部同行的，但这一点也不奇怪，报纸不是单一的简报文件，报纸的功能是多元的，每份报纸都有多种版面，所以，进步报刊在同行间的争鸣实在是太普遍了，这可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好传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六日，黄裳先生在《文汇报》上撰文批评了时在《新民晚报》工作的剧作家吴祖光，晚报很快发起反批评，双方一来一往战了好几回合，结果，《文汇报》主笔柯灵先生于十二月三十日在自己报上发表了一篇《且慢“结束”——为吴祖光先生辩诬》，他认为这场争论中，本报文章观点是存在问题的。柯灵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报人的胸襟，今天想来，仍令人感动。这就不由教人记起“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古训。可见，争论不可怕，能由争论达成新的共识当然好，如不能，借以活跃思想，引发思考，也是好的。这不正是报章的重要功能吗？这样的报界争鸣，在建国后的《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书卷气较重的报上，仍屡见不鲜。如我就在《文汇报》上发表过批评《南方周末》文章的《鲁迅的信能这么引吗》（按：此文也已收入本书）。报纸本来就是说话的地方，记者、评论员的工作就是说话，有不同见解，正好靠说话来解决；而竟有媒体人以说话为不道德，以不说话、不交流、不解决为道德，此非滑天下之大稽？
但后来的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揣测。过了几个月，这家报纸忽然也高调刊发点名批评别家媒体的文章了，这不很奇怪吗？他难道忘了他所说的“道德”？再一想，又明白了，这次，他是接到了批评的信号；而此前默不作声，只是没接到上级的信号罢了，所谓“道德”云尔，本来就是应付（或曰“忽悠”）一般读者的。在没有得到信号时不得正常公开讨论问题，只能采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策略；一旦得了信号，就“倏”地蹿出去，死缠硬打……真不知这算哪门子行业道德！媒体要都如此，那还会有个性、有思考、有活力吗？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要说有，就只有在“文革”时期，当时所有报刊都听一种号令，都发同样声音，但那已不是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的问题了，那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并且早已遭到了彻底否定。
我在今年一月十七日《新民晚报》评论版上发表过一篇《批评之道，朋友之道》，也谈到相互间的批评不存在道德问题，“相反，如不是平等探讨，而是打小报告，构陷罪名，扣帽子打棍子，依仗权势压人，一如‘文革’中常见的那样，那才是不道德。‘文革’中有些爱打小报告、一心往上爬的人，你要他在正常场合表达意见，他会摇头摆手，一副谦谦君子状；可一旦机会来了，在批判会上，跳得最高，无端捕风捉影、罗织罪名的，恰恰就是这种人。”应该说，这才是最需要警惕的。
二〇一三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