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开卷书坊·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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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前一阵子,媒体在吵嚷着作家财富排行榜的事情,靠写作能够发家致富,除了证明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之外,一定会让一些人眼红,难免会放出一点酸溜溜的词儿,什么清贫出作家、寂寞出杰作之类的。这也难怪,在世人的头脑中,写作从来都不像是劳动,稿费简直就是捞外快。这个想法大概由来已久,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作家体制化有固定收入后,稿费不但不是劳动光荣的证明,可能还是烫手的山芋。手头有本一九五八年第十九期《文艺报》,上面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必须减低稿费和上演报酬》。真是今非昔比,现在的作家们拼命哭穷喊稿费低,可是当年的作家却要主动降稿费,他们傻吗,不知道钱好花吗?再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曹禺先生!

不敢怠慢,认真拜读:

作家的稿费应当大大减低,已成了从事创作的人们的普遍要求。作家应该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生活与待遇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该有悬殊……稿费、名声、地位等等观念,只是妨碍作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绊脚石。

在“大跃进”的气氛中,作家们是否“普遍要求”降低稿费不得而知,被“革命热情”所鼓舞昏了头倒是真的。降低稿费表面看来是不搞特殊化,与“劳动人民”平等,深究一下,不难看出轻视知识、轻视脑力劳动的社会风气。在当年,点灯熬夜写文章,那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在大喊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进军共产主义”的时代中,连吃饭都在公共食堂中,都绝对“平均”,岂容作家们再多拿一份稿费?!于是曹禺这样的文章就应时而出了。

在文艺界三天两头的运动中,曹禺不知写了多少这样的表态文字,文字背后是一个文学天才被扭曲的灵魂。这个十九岁出手便震惊文坛的剧作家在后半生却哑了歌喉,有些人说他胆子小,也有人批评他“爱热闹”,这都是冲他艺术才华的浪费而言的。但细想一想,不胆小他又能做什么?萧军敢说敢做吧,他的创作不也空白了几十年?至于“爱热闹”,他夫人李玉茹的话道出了曹禺无法摆脱的矛盾:“曹禺是个闲不住、管不住自己的人,巴金先生说他‘好热闹’。确实,有许多事是他愿意做的,喜欢参加的。做了这些事,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等等等等。”(李玉茹《写在曹禺日记前的几句话》)曹禺曾经对女儿说过:他是用社会活动来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万方《灵魂的石头》,《收获》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像曹禺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呢?尤其是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奋力抢回失去的时光,他能不着急吗?在晚年他一次次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万方《灵魂的石头》)他不乏雄心壮志,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立志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曹禺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记,见《没有说完的话》第六页)但是他的“天鹅之歌”终究没有唱出来。“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万方《灵魂的石头》)——这样骂自己的话他经常说,我相信曹禺的真诚,更能感觉到他灵魂的痛苦,灵魂被捆绑、失去了自由又无法恢复自由的痛苦。关于“敷衍”还有一件事情让人哭笑不得:曹禺的老同学黄宗江去找他,他留黄在家吃饭。碰巧,下午的活动两人又见面了,他热情地对黄说:“好久不见了,久违了!”真是想气死老同学。叙述这件事的孙浩然评价说:“演戏演多了,总是做戏。”(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二二二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其实,我倒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

批评曹禺做人“假”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就是这位戏剧大师每次看完别人的戏剧,他的评价都是:真不易,真不易!李玉茹曾这样解释:“这不是他的虚伪,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在他的日记中,以及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常说‘写戏太难了,太不容易了!’……曹禺对他人的劳动,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决不轻易伤害。”(李玉茹《没有说完的话》后记,该书第四六九页)我相信这个解释,曹禺曾经说过:“万不能失去童心。”一个有童心的人说话不会太深思熟虑的,从曹禺的一则日记还可以看出他也不总是好好先生,但总是怕伤害别人:

看了《家》(上海戏剧学院),我又犯急躁獉獉病獉,感情用事獉獉獉獉,太不沉着,当面指责导演獉獉獉獉獉獉,并且当着许多领导!……虽然,后来在台上,着实表扬了导演(我看时,确实觉得导得真好!)和所有的演员等等,但想起自己的浮躁,还是不安。(曹禺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记,《没有说完的话》第三十七页;重点号为原有)

没有一个人否认曹禺的天才和他的杰出成就,但也的确有很多人批评他后半生的种种,我想责任在谁呢?让一个作家去从事社会活动、处理人事关系,恐怕远远不能像他处理文字那么自如。骂自己几乎成了曹禺晚年的拿手好戏,不是在别人面前表演,而是夜深人静面对自己时的自责:“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曹禺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没有说完的话》第三十二页)那么,风又是怎样刮起来的呢,又是怎么将一个天才弄得晕头转向呢?追问这些问题,理解他们的处境,似乎比随意骂骂他们更有价值。据说,曹禺有个小本子记着他回忆录的草稿,上面最后一句话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你能想象陷入此境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吗?在历史的巨浪中,一个作家算得了什么,他又能有多大的把握命运的主动权呢?

晚年,曹禺常常说起《王佐断臂》的故事,他说:“人明白了,也晚了,胳臂断了,人也残废了!”

晚年,曹禺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是人,不死的人,

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了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

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魔》,《没有说完的话》第四一七页)

二〇〇八年一月五日晚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