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开卷书坊·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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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萧军的脾气

东北汉子萧军行伍出身,一身武功,脾气不好,这是出了名的。有人说纤弱的萧红就是被他打跑的,这是人家两个人的事,咱插不上嘴。但脾气不好、好打架,却在萧军一生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最有名的大概是跟张春桥(当时笔名狄克)一伙打架的故事。张春桥等人在报上写文章,讥讽萧军是鲁迅的孝子贤孙,惹恼了萧军,亲自上门下战表,约定时间、地点去决斗。张春桥带着朋友去迎战,这位朋友哪里是萧军的对手?三下两下便狼狈不堪,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租界的巡捕来查问了。聂绀弩机灵,赶紧上前:武术,这是中国人在练武术。张春桥们趁机开溜了。不知道多少年后,张高高在上的时候,萧军想起这次打架会不会有些后怕?

或许,天不怕地不怕恰恰就是萧军的性格。最近发表的萧军日记中记载着他在延安与警卫团战士吵架的事情,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与“自己人”的冲突令他苦恼:

今天下午四时许,我去统战部合作社买东西,回来路经山坡下,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我质问他们不肯承认,反下来一个四川口音的兵和我纠缠不清,不肯放我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后来我把大衣和帽子全脱给他了,就和他们相持在那里。(萧军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日记,刊《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后来是吴伯箫来了,才替他解了围。这样的事情让他很不爽,以致考虑要马上离开延安。这是一个自由惯了的人,不愿意被供奉着失去自由。在日记中对于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多有强调,他也批评一些人:“下午去看舒群,五时和他一同来文协。路上,他讲昨夜欢迎这里的首长之类,一些可耻的笑话,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当差’的风气在这里盛行,他们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想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而后慢慢地爬。这种新兴的官僚主义是革命前途一种暗影。”(萧军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日记)批评“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萧军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日记),包括地位显赫的江青,他认为:“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他们一嫁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工作岗位,随着丈夫‘光荣’去了!”(萧军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日记)或许萧军把革命想象得太完美了,才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到了向往的延安,立即融化在它的圣辉之中,比如曾唱着小夜曲的何其芳到了延安便放声歌唱延安:“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见……”“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文集》第二卷第一七四、一七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版)但萧军却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独立的意志,这个“我”始终盘踞在心中,不肯将它缩小,当然会给人高傲、脾气大的印象了。当然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不过,这种脾气发挥到在家庭生活中,那就不大可爱了,日记中曾经记着他对妻子王德芬的“约法四章”:

①她不能有什么隐瞒我的事。

②她不能结交任何男友,即使和女同学在一起,也不能和男人在一起走。我对延安的男人们是不信任的。

③不能和S有任何什么交接,即使招呼也不许打。

④万一有什么想头应该通知我,不应该待我发觉,总之是在我的女人名义下是不应该有不自重或随便似的行为。我不容许,不管别人是如何。(萧军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日记)

我敢说今天的小女生如果看到这个,不上吊也得马上找妇联。大概萧军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所以又写道:“我知道,这条件是近乎苛刻的,但是她只要和我在一起,她就应该承认下,因为这是防范我们的未来。”——理由似乎很充分,但手段实在太粗鲁。

粗鲁,是的,没有办法,这样性格的另外一面可能是率真,执拗,宁折不屈,疾恶如仇……而在这些方面萧军用他一生的行为证明了他不愧是鲁迅的弟子。所以这样的人,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你都否认不了他是个有性情的大写的人。没有去找“文革”中萧军与革命小将们周旋的文字(打架的毛病改了吗?),倒是看到林斤澜先生的一篇短文,可见萧老头的脾气和性情:

老作家萧老,会武术,有传奇色彩。文化造反派开一卡车,兴冲冲到他家里去一是抄点什么,再是揪人。

萧老上了卡车,向儿女们挥手,大声说道:

“爸爸革命去了,孩子们,再见。”(《揪人》,《林斤澜文集》第四卷第一七三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版)

二〇〇八年一月五日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