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绝对是当今的“牛”人：弄木刻、画画儿、写字，样样精绝；这还不算，老头子的文章也写得好，嬉笑怒骂，大气磅礴，笔笔有真性情，这样的文章拿来跟散文家的比一比，全中国准有一半散文家以后要改行。不过，人们对散文常常不以为然，更何况名人嘛，放个屁也有人抢。那好，看看老头子的诗吧，我说的不是打油诗，是新诗，早在八十年代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就得过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新诗（诗集）一等奖，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与他一同得奖的有艾青、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舒婷，足见老头子的这次客串的技术含量。小说家先别撇嘴，这家什老头子也操练过，而且出手不凡，他打算写一部叫《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自传体小说，才写到四岁，就已经二十万字了，这还了得？难怪有人说黄老头狂，眼睛里没有几个瞧得起的人物，谁叫人家天分高，弄什么是什么来着？
好了，那么这样的人物可以算作“大师”了吧？按说这顶帽子戴到老头儿脑袋上恰如其分。君不见，当今社会活得长一点，吆喝得响一点，自我感觉良好一点都成大师了，黄老头儿含着个大烟袋看着就比那些人有三分神采。不过，如今大师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正如黄永玉的文章中所写，国民党时期的首都南京流行这样一句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到现在则是“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了。当然，也有朋友早就叫他大师了。起初，他感到难为情，常了，“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黄永玉《大师呀！大师》，《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作家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但肯定还不是那么心安理得，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称作“大师”了，而且个个安之若素，“我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已经达到了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听着人叫自己大师当然比洗了热水澡还舒服，但这“有趣”却未免让人读出几分酸楚，这个“有趣”而不是“得意”可见“狂妄”的黄老头儿可不糊涂，不想当大师的艺术家不是好艺术家，可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艺术家却既愚蠢又可怜，多年前黄永玉就这么说过：
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莱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千……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谈何容易？（《大师呀！大师》）
说得太好了！这话可以拿来问那些招摇过市的各行各业的大师，比如搞音乐的可以问问你是否跟莫扎特、舒伯特可以平起平坐了；搞文学的可以问问，是不是你以为可以跟托尔斯泰、曹雪芹称兄道弟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扪心自问，人有点雄心壮志合情合理，可我们的名字真的就可以和人类历史上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并排在一起吗？如果你的气儿不是那么壮的话，就别再自找烦恼了，好好做自己的活儿吧。“大师”这顶帽子人人都知道戴着舒服，但要把它戴得端正、戴得稳定可就没有那么容易。
“大师多如狗”，是不是对大师有些不恭，是不是太不尊重大师了？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因为缺少真正的大师才会批量生产、早产那么多次品货，恰恰是没有见过天有多高地有多远，才会见了小水沟就惊慌失措地喊黄河、长江。其实，大师既不是职称、封号，又不是福利待遇，它是人们心中公认的一种标准和尺度，是一个供人仰望的标杆，如果这样的人多如狗遍地走，那你是不是太不尊敬人类的智商了？或者说，大师只能属于历史，只有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物才配享有这种敬称，而那些急着扛着大师的招牌扮演大师招摇过市的人，多半是枉费心机。有一点你更应当明白：周围的人不过是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在逗你玩罢了，你以为他叫你大师就真的把你当作毕加索了，不信，拿一幅你的画儿跟他换一幅毕加索的，你问他干不干。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