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直到“龙抬头”的二月二,年才算过了。那么,现在还可以接着谈过年。这次是“革命化的春节”,这当然是特定年代的词儿了,至于什么叫“革命化”,我辈没经历过没有发言权。好在有当时的文字,那就从中嗅一点“革命”的气息吧。
沈从文先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写信给在四川自贡的儿子沈虎雏、儿媳张之佩说:“今年过年不放假,凡事照常,十分好。我们每天学习毛选和政策文件,劳动照常,天气过冷,室外打扫园子已不常进行,只收拾毛[茅]房。”(《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十八页,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版)“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学习和工作,不过一代大文人沈从文的工作是什么呢?扫茅房!据说还是女厕所!忘了在哪里看到的,说沈先生曾严肃认真地说:组织上让我扫女厕所,这表明虽然在政治上不信任我,可是在道德上却绝对信任我……
沈从文的书信除了交换个人信息之外,还有大量对于社会状况的描述,无意中显露一位杰出小说家的本色。一九六七年的春节前后的情况在书信中也有描述:
全国各处都在搞夺权,北京自不例外。妈妈机关也在进行这个复杂工作,我们馆里也在搞,在过程中“保”字号且有忽然变得格外左的。是一种新的花招。争得相当激烈,还将有一个较长时期多次反复才会告一段落。妈妈办公处上月被外来单位占据,赶出到一民房办公。近日来那些外来被加压力成为“不受欢迎”的,分别走了,机关才又迁回大楼。近来终日大小会连续开,权是夺了,如何行使,还是问题。……受“经济主义”来到北京的各种职工,已约百万人,近日在陆续返回。但新来的还是大有其人。不少人都带了几百元人民币,争购日用品,因此百货大楼三楼出售手表等特种物资的,已由红卫兵把守,不再出售,东安市场东西也多入库。且有用大卡车把这种捣乱分子连同所购东东西西游街示众的,实在大快人心。
夺权,开会,串联,抢购物资……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又过了一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给沈虎雏的信上,这种乱糟糟的情况照旧。大约来北京“闹革命”的人太多了,实在吃不消,现在开始清理的政策来了:“一、限期(廿)各省市革命组织办事处联络站撤销,各回本单位闹革命。新来有事的,也有一定时间,过时不许住招待所或旅馆。二、搜查各招待所旅馆,扣收投机倒把抢购的物资和凶器等物。三、上山下乡青年返京的,限期返原单位。加之恢复了回乡探亲假,因此车站热闹得很。”(《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九十八页)这都是历史书里读不到的,是社会史和生活史的好材料。沈从文还写到各单位特别是文化单位批斗人,其中提到卞之琳:“文化部门知名人中,似有部分解放后又重新被揪斗的,和派系斗争有关,此放彼即揪。卞诗人是否又揪入,不得而知,他自己似不免担着一份心的。”不过,这样的斗来斗去老百姓大概早就厌烦了,沈从文提到群众对报上文章“相当厌烦”,那些小册子也不吸引人了,“多数人忙着买东西过年”。
大约生活安稳了些,这封信的开头,沈从文居然抒起情来,而且跃跃欲试想用文字表现点什么了:
天气很好,干冷、无风、而晴明。让我想起五一年在内江乡下过的那个年,真有意思!我一生也忘不了。总觉得还要找个机会,来内江便民乡老式糖房住两个月就好。因为相去快廿年,乡村人事的变化和不变部分,只有我能注意到,可能用文字保留得下来。
这个闲不住的人,大约闲得久了,心痒手也痒,居然天真地想写文章,认为自己身体如果过得去,“万一还用得上我长处时,也将无条件接受新任务”。下面的话很自负:“因为比起来,始终即比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等懂问题,懂人,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也懂什么叫通俗化!也许或居然有那么一天,再来写,再来教!也许还居然有机会,去什么农村跑跑住住。”——这才是骨子里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也许”在一年后就变成了现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春节前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谈的是下雨,天冷,吃的东西,还有他要做的工作。其中也谈到过年和有人被获准回北京了;“这里已有点像过年,菜柴均多了起来。食品店糖酒点心奶粉均有供应,布店闻每天有上千元售出,随时有牵猪到区的人。廿六、十三诸连日来均有大数目回京的人,如上路倒不寂寞。”(《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二二页)不过,即便来了农村,沈从文写没有写出他理想中的文字,看看他这样的诗句就清楚了:“学习解放军,一心为人民,战胜大自然,起步共长征。”(《大湖景[三]》节选,《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二页)“世界形势好,祖国面貌新。日出东方红,天下齐照明。”(《大湖景[四]》节选,《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三页)“厨房周同志,岿然一巨人,灶前默默立,如‘大树将军’。案前有小耿,揉面手不停。打击帝修反,同样树标兵。”(《双溪工作点十连厨房》,《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五页)看来沈先生也未必就比他的同辈人“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呀!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有什么用啊,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写什么也比怎么写更重要,它无形中就决定了怎么写的问题。我敢说,这个问题也一直苦恼着一九四九年后的沈从文。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