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这个词在今天也不知道是褒义还是贬义，《现代汉语词典》中指的是“举止、气派陈旧”和“举止、气派陈旧的人”，看不出有多少赞扬的意味。我想这个词在“五四”时代一定用得很多，那种接受了新思想有了新举动的“新派”一定对遗老遗少们的“老派”大大地瞧不起。可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昨天还风华正茂，转眼间成明日黄花，孰新孰旧，真也难说。生在一个“后后××社会”中，整天与“新新××人类”打交道，不知为什么居然怀念起“老派”来——大约，也正是自己渐老的标志吧？
“老派”是不用电脑的，也不会随便给人打电话，倒是习惯写信，常常每信必复；再讲究一点，用的是毛笔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规规整整的总是一页解决问题。“老派”总是与奢华无缘，但也总有自己奢侈的享受，小吃，点心，酒和茶，哪怕是写字的稿纸，不论日子多么清寒，总有一点不肯“大众化”的地方。“老派”做人行事从不肯随随便便，哪怕是理所应当的要求也总是客客气气地提出，至于随便要求别人怎样怎样那简直等于犯罪，他们在某些地方上的谦恭和谨慎甚至让人觉得大可不必……给“老派”画一幅像，我没有那个本事，很多事情不像“征婚条件”和“招聘启事”能一清二楚，但在具体的人和事中你还是能够体察出一二来。
董桥在《南山雨》一文中，描述自己身处窘境中，得到一位长辈申石初的心灵援助：
三四十年前我带着家小来香港谋生，白天做两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给报纸杂志写稿翻译，三口生计勉强应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变卖细软的落难举措还是有的。这样熬了两三年，老二出世的时候，我去应征一份工钱优厚的职务，连过三关，十拿九稳，竟然落空。眼下是儿女的哭声和笑语，前路是通俗文艺作品夜雨屋漏的灰濛景象……
那期间，石初先生辗转知道了我的境遇，有一天约我到莲香茶楼喝早茶。是农历腊月，天刚亮，楼上靠窗的茶座冷得很，他殷殷劝我多吃点心暖胃，尽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下楼道别之际，徐徐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是他早年手抄的一些田园诗，喃喃说：“这些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见董桥《从前》第七十至七十一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这就是老派的人物，可入《世说》的人物！设想他如果拿着长辈的架子絮絮叨叨地讲人生哲学，那烦不烦哪！要是他从口袋里掏出美元或港币，那又俗得大煞风景。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可以历经时间的久酿变得越来越醇。当然，石初先生也不是没有教导，那是润物细无声般地流入心田的语言，让人有如沐春风般的温暖：“那天晚上天更冷，石初先生打电话言归正题，要我宽心，用了‘事缓则圆’四个字劝我再碰碰机缘，说他一九五二年刚来香港也磕磕绊绊，困顿无助，天天晚上读诗抄诗解忧。”（同前，七十二页）这个故事的结尾也颇有余韵：
一九九〇年年尾，石初先生丧偶，万念灰濛，久久难释，人也苍老了许多。一天，我约他到莲香茶楼喝早茶，下楼道别的时候，我把二十五年前他给我的那本诗册交还给他。我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同前，七十七页）
还有一件事情虽然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但“老派”的作风却同样令人感叹。这说的是国民党元老叶恭绰，他是位大藏家，藏物甚丰，宣德炉、古尺、墨、印、砚等等，样样都有稀见的精品，但藏物却不役于物，该撒手助人则毫不犹豫：“一次启功母病，无医药费，乃以物质典，恰途遇恭绰，恭绰执启功手云：‘我亦孤儿。’言下泪为沾襟，立出资助之。”（郑逸梅《忆叶恭绰老人》，《艺海一勺》第三十页，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版）如果说这样的事情是可见性格的常事，那么下面的事却不能不说是大显性情的豪举。这里关系到另外一位大名人张大千，他家传王右军的《曹娥碑》，“唐人题识累累”，但一次张大千赌局中大输，只好以此物易人。十年后，他母亲病重，忽然提出《曹娥碑》多时未见，想看一看。张大千一听叫苦不迭又不敢实告，遂找当年的接收者，接收者说早已出手了，张大千一筹莫展，在向叶恭绰等人诉苦时，奇迹出现了：
恭绰却笑指鼻，说：“《曹娥碑》在我这里。”大千喜极，即拉王秋湄于屋隅，求其代恳恭绰，并提出三点：“一如能割让，请许以原值为赎。二如不忍割爱，则以自己所藏书画，任其拣择，不计件数相易。三如认为均不可，则请暂借二星期，经呈老母病榻一观，再行璧还。”秋湄将大千意见转告恭绰，恭绰慨然说道：“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从不巧取豪夺，玩物不丧志，此乃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我愿以原物返回大千，即以为赠，不取任何报酬。”大千感激不已，认为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即使古人，亦所未闻。（同前，三十一页）
在今天为了那点书画、古董，一家人反目、对簿公堂的事情屡见不鲜，恭绰老人“玩物不丧志”的古风实在让人觉得“老派”既亲切又有气度。
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