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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该坚持的,还是坚持

唐弢先生现在屡屡为人提起的,恐怕是他的《晦庵书话》,其实我对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颇有几分感情,特别是后来的《简编》本,虽然这套书因成书年代过早,不免有时代的烙印和观念的束缚,但我想读书要能够主动剔除时代的渣滓,寻找其中闪光的东西。而唐氏的文学史,不乏学者的严谨和史家的见识。最近,翻读十卷本的《唐弢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的书信卷,从那些细节中,不难看出唐弢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敢于坚持己见的正气,领略到老一辈学人为人治学的风范。

鲁迅先生曾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书信中很多例子都可为此佐证。一九八八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一个“重写文学史”专栏,对以往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模式提出质疑,对此,学术界反应不一,其中一个较为恶劣的说法就是认为他们的观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妄图把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众所周知,唐弢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影响甚大,自然很多观点成为反思的靶标。其时,国内一家权威性的思想理论杂志向唐弢约稿,要他发表对此事的看法,大约也有利用唐弢在学界的影响正本清源的味道。唐先生应约写了《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文中,他实事求是地谈了现有文学史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尽管“重写文学史”专栏所发表的文字见解尚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这种做法却值得肯定,也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行为。大约唐先生的文章与编者的意图殊为不合,杂志社要求他改动文章,唐先生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二日致艾以信中谈到此事:“……我说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说没有人这样说,要删,我不同意,并肯定有人这样说过,如要删,宁愿不登,后来这点总算没有删,但文责自负。”寥寥数言,看出他在大是大非上敢于坚持己见。

一九八九年,唐弢曾应邀担任全国优秀散(杂)文集评奖的主任评委。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致夏钦翰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参与评奖的情况:“由于我在会上坚持了几点意见(例如照顾要有限度、评委的作品不参加竞选……等等),得罪了许多人。作协对我也有意见,说是这样他们的工作不好做。我不管这些,觉得该坚持的,还是坚持。”“该坚持的,还是坚持”,这虽然不招人喜欢,但不由得让人为这倔劲叫好,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他一直心仪的鲁迅先生的遗风。在很多事情上,坏都坏在大家你好我好哈哈哈,面子上过去了,事情却办坏了。

别以为这个倔老头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学术上求知求真,大是大非,不能含糊,他并不自以为是或以势压人。他在给他的研究生汪晖的信中说:“我当然有我的看法,但不会勉强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和我抱一致看法,和我不同的看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还是尊重的,也不会影响我对他为人或文章的看法。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你们谈话时,总是谈写法方面较多,谈思想内容(除非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显著错误)少,因为意见容许有各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汪晖)这样做,既是为了学术的繁荣发展,又让青年后辈能够扬己所长。为此,他既不骂杀,也不无原则地捧杀,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致夏钦翰的信中就曾这样说过:“我反对有些人一味捧场,将青年乱捧。报上有些消息,实在过分,这不是爱护他们,而是害了他们,值得注意。”

姜德明曾写过《唐弢的信》一文,谈到唐弢每信必复,所用稿纸每字一格,标号清晰,每信署名后必注年月日,姜先生认为:“些微小节足见他的细心、周到。”我觉得从中恰好看出了唐弢的严谨学风。唐弢这批书信中,有关鲁迅研究的非常多。事无巨细,作为研究权威,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信口开河,而是所言必有凭据。这些,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想朴实无华、严谨扎实的学风恰是构建学术大厦所不可或缺的良好品格。或许这一代人都不在了,我们才后悔没有早一点珍视他们。

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