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先生现在屡屡为人提起的，恐怕是他的《晦庵书话》，其实我对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颇有几分感情，特别是后来的《简编》本，虽然这套书因成书年代过早，不免有时代的烙印和观念的束缚，但我想读书要能够主动剔除时代的渣滓，寻找其中闪光的东西。而唐氏的文学史，不乏学者的严谨和史家的见识。最近，翻读十卷本的《唐弢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的书信卷，从那些细节中，不难看出唐弢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敢于坚持己见的正气，领略到老一辈学人为人治学的风范。
鲁迅先生曾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书信中很多例子都可为此佐证。一九八八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一个“重写文学史”专栏，对以往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模式提出质疑，对此，学术界反应不一，其中一个较为恶劣的说法就是认为他们的观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妄图把学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众所周知，唐弢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影响甚大，自然很多观点成为反思的靶标。其时，国内一家权威性的思想理论杂志向唐弢约稿，要他发表对此事的看法，大约也有利用唐弢在学界的影响正本清源的味道。唐先生应约写了《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文中，他实事求是地谈了现有文学史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尽管“重写文学史”专栏所发表的文字见解尚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这种做法却值得肯定，也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行为。大约唐先生的文章与编者的意图殊为不合，杂志社要求他改动文章，唐先生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二日致艾以信中谈到此事：“……我说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说没有人这样说，要删，我不同意，并肯定有人这样说过，如要删，宁愿不登，后来这点总算没有删，但文责自负。”寥寥数言，看出他在大是大非上敢于坚持己见。
一九八九年，唐弢曾应邀担任全国优秀散（杂）文集评奖的主任评委。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致夏钦翰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参与评奖的情况：“由于我在会上坚持了几点意见（例如照顾要有限度、评委的作品不参加竞选……等等），得罪了许多人。作协对我也有意见，说是这样他们的工作不好做。我不管这些，觉得该坚持的，还是坚持。”“该坚持的，还是坚持”，这虽然不招人喜欢，但不由得让人为这倔劲叫好，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他一直心仪的鲁迅先生的遗风。在很多事情上，坏都坏在大家你好我好哈哈哈，面子上过去了，事情却办坏了。
别以为这个倔老头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学术上求知求真，大是大非，不能含糊，他并不自以为是或以势压人。他在给他的研究生汪晖的信中说：“我当然有我的看法，但不会勉强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和我抱一致看法，和我不同的看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还是尊重的，也不会影响我对他为人或文章的看法。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你们谈话时，总是谈写法方面较多，谈思想内容（除非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显著错误）少，因为意见容许有各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汪晖）这样做，既是为了学术的繁荣发展，又让青年后辈能够扬己所长。为此，他既不骂杀，也不无原则地捧杀，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致夏钦翰的信中就曾这样说过：“我反对有些人一味捧场，将青年乱捧。报上有些消息，实在过分，这不是爱护他们，而是害了他们，值得注意。”
姜德明曾写过《唐弢的信》一文，谈到唐弢每信必复，所用稿纸每字一格，标号清晰，每信署名后必注年月日，姜先生认为：“些微小节足见他的细心、周到。”我觉得从中恰好看出了唐弢的严谨学风。唐弢这批书信中，有关鲁迅研究的非常多。事无巨细，作为研究权威，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信口开河，而是所言必有凭据。这些，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想朴实无华、严谨扎实的学风恰是构建学术大厦所不可或缺的良好品格。或许这一代人都不在了，我们才后悔没有早一点珍视他们。
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