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战争
木匠干起来了，丁丁咣咣，声音传遍整个村庄，甚至连后山羊圈都可以听见。村人见谁家请了木匠，心里总有所思想，关系不好的叫也不去，关系好的，就是忙到老婆正在生孩子的份儿上，也要瞅个空当去看看。看木匠倒在其次，主要是去看做家具人家的木头是不是偷来的。村人相互防范的心理与生俱来，谁都会用这一招儿。有的大人和大人之间有过节，就支了小孩子去，去之前，还要交代一下咱家丢的木头是什么材料和大概的长短粗细。
小孩子遵从父母之命，到了人家家里，别的事情不干，两只眼球就跟木头过不去。这一家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爹娘的目的。忍不住指桑骂槐，说小骡子也能上墙了。叫了自家孩子，将前来窥视的小孩引出去，或者找借口说，这里面凿子、锛子、斧头来往舞动，看伤着你了。一边说着，一边就势将邻家的孩子推出门去。
木匠不管这些，你拿出，我就当是你的，锛皮拉锯，量材定做。
手艺好坏和木头没关系，家具做的好坏那才是手艺问题。木匠埋头苦干，夏天一动就是一身汗，光着膀子干活儿既凉快又利索。冬天冷了先点了木屑，烤热了手掌，再去动那些冰冷的凿子、斧头、锯和锛子。
在我们的村庄，以木匠为生的人虽然不多，但木匠手艺相当普及，随便哪个男人都会两手。往木匠跟前一站，看上一会儿，就知道这小子有几斤几两。一般来说，木匠是不会蒙人的，就算蒙了，也是一时，过不了几天，打的家具裂口、开缝儿或散了，这个木匠名声很快就大打折扣。更有内里怨气重的人家，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大有不把你名声搞臭誓不罢休的劲头。
实在的人家倒还罢了，不实在的人家，即使做得的家具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木匠要钱多了，或者拖的时间长了，心中也不满意，该说你不行的时候，还是要说，个中原因很简单：木匠多拖一天，就多吃人家一顿饭，多要人家一天的工钱。
木匠心里也明白，即使换了自己，也会这样想和做。到一户人家干活儿，木匠总是起得很早，中午不休息，到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才收工，到主人家里洗了手掌，端起盛好的饭菜，和主人家一块儿，或者独自一人，坐在小板凳上，声音夸张地吃起了鸡蛋面条。
即使木匠尽力，主人家也不一定放心。对新手尤其如此，有细心的人家，木匠干活儿的时候，总是凑在跟前说些淡话。木匠心里知道，这是监工，主人家怕自己把木头给糟蹋了。木匠心里不舒服，但也不好说。有经验老到的，也不管这些，见主人来看，照样干自己的活儿，你说话我就搭腔，你不说我就憋着。
若是新手，遇到严格一点的人家，心里有些紧张，拿刨子的手也没一个人的时候轻快和灵活。遇到这样的情况，木匠就暂且放下手中的技术含量高的活计，转向一般性的钉、锯和锛。主人家若是男人，稍懂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其中门道。若是妇道人家，则很难明白其中“秘密”。木匠越是慌张，她越是瞅得仔细。不一会儿，木匠额头上就汗水涔涔了。
丁丁咣咣几天或十几天，家具做好了。木匠就要到另一家去。这天晚上，主人家要给木匠算账。价格一般都是预先说好的，虽然没有签什么合约，但谁也不能反悔。即使觉得太贵了或太少了，只要一上工，说也是白说，哪一方都不答应。
主人家觉得价目比较合理，木匠干活勤快利落，做的家具也令自己满意的话。就炒了菜，买了酒，请木匠吃喝一次。菜虽不好，有酒就行。其实，木匠看重的不是菜和酒，而是主人家拿酒炒菜的那份诚意。
算完了账，谁也不欠谁的，都觉得轻松。主人家会说，下次打家具俺还找你，木匠知道这是套话，就说那敢情好呢！至于这户人家下次打家具时会不会再找同一个木匠，木匠不知道，要做家具的人家也不知道。
消失的手艺
夏天的蚂蚁，仅仅三两只，它们的活动范围不过窝边的两尺多远，如果是一窝儿，范围会逐步加大，以致连它们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巢穴，来回要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木匠也是一样，就那么几个同行的时候，个个有活干，东家请了张木匠，李家就请杨木匠。不多的木匠们各有各的雇主，各有各的生意范围，只要尽心做好每一户人家的每一件家具，绝对不用担心没有饭吃。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村里的木匠们人数增多，但似乎都洋洋得意，自以为有了铁饭碗，一家人过着仅次于地主的生活，虽不能花天酒地，可也衣食无忧。
其中，手艺好、口碑好的木匠，找的人多一些；手艺不好的也不用担心闲着。举个例子说，即使像曾经把门框分解成窗棂的三流木匠朱包成，也都没闲下来。
村人看着木匠们一个个生活得不错，有白面、肉和油吃，特别羡慕。木匠们自己也引以为豪。有一些比较爱显摆的，自个儿家里做了好吃的，不闷头吃，专门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吃，让村人眼馋。
可不论哪个行业，一旦成了热门儿，从业的人就多了起来。村人看着木匠生活优裕，人人都想把自己的纯农民身份改成木匠。究根问底，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木匠这门手艺，而是看中了木匠的生活质量。村里谁都知道，手艺是为人服务的，手艺不是目的。
手艺娴熟的木匠们受到了村人的一致尊重，提酒提鸡，托人求情，登门拜师学艺的人越来越多。聪明的木匠知道：多教一个徒弟，三两年后，自己就多一个竞争对手，自己的饭碗里就多一个人舀食。眼光短浅的木匠体会不到，看着人家提着东西来了，对自己又像老子一般尊敬，再看看摆在桌子上的鸡和酒，脸上的皱纹舒展，笑压在嘴缝儿里，还要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面对来人，推托一番，然后答应。
师傅带着徒弟上工了，徒弟自然要受师傅的打和骂。棍棒下面出高徒。徒弟们也都知道，但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在自己身上粗暴地行使肢体语言。师傅打骂了，嘴上不吭声，心里骂。师傅当然知道，但只要不出口，抓不住把柄，就等于没有。
渐渐地，村里的木匠们都带了徒弟，少的带一个，多得带三五个。木匠们不光在兜揽生意上竞争，带徒弟也竞争。在村人看来，哪个木匠带的徒弟多，自然手艺就好，这虽然是个表面现象，但也很能迷惑人。
徒弟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就像羽毛丰全的鸟儿，再不要依赖父母衔食养生了，一个个踌躇满志，一副秀才中举的亢奋劲儿，倾家中所有，购置了凿子、锛子、锯、墨斗等等家什。待在家里，整天倚在门框上，东张西望，盼有人请。因为刚刚出师，临近的人家还有点怀疑，做家具尽量请老木匠。老木匠忙不开，就把新木匠请了，做好做坏等着看吧。
新木匠急于打开门路，做家具时候虽然紧张，但都是尽心的。村人也知道，手艺好坏纯属个人修为，尽心不尽心是“职业道德”问题。新木匠接了活计，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着一炮打响，为自己以后的木匠生涯开个好头。
新木匠干了几年，手艺好坏只是一个方面，手中的钱多了，身边的徒弟也多了，到九十年代中期，村里的正式木匠已21人，算上正在学艺的，总数已达46人，破了有史以来的新纪录。木匠多了，可活计毕竟有限。这时候，那些稍微愚鲁的木匠才渐渐明白，带徒弟不是好事，花费精力不说，简直就是拿着自己家的票子往外扔。
出师的新木匠看本地已没有发展“前途”，就把目光盯向更远的村庄。木匠们赶着毛驴儿走几十里的干河沟，再翻过一道岭儿，到山西左权的下庄村和拐儿镇去找活儿。这里虽也是太行山，沟沟壑壑的，可四周还有一片村庄，生意范围比自己河北那一带还要大一些。
这里是晋冀两省交界处，两边村庄人家大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没有活儿干的木匠就利用亲戚关系，先在下庄或是大南庄找一家生意做，一边和其他村人套近乎，让做家具的人家也给自己再找活儿干。手艺好、嘴巴甜、讨人喜欢的，外村人也喜欢，也乐意为其介绍。
久而久之，这些木匠就在山西左权一带站稳了脚跟。正月出门，一般都要到秋天或者腊月才回来。单看时间，就知道山西的木匠活儿不少，收益也肯定坏不了。可是，一个木匠去了山西，紧接着又是一个，多了之后，就有了优劣，从业人员过剩的问题也相应的凸现了。劣的木匠只好另找生意。再从山西翻下来，到了邢台县路罗、白岸一带。这里的村庄也不少，虽然也穷，但谁家都要娶媳妇、送老人和盖房子，养活几个木匠还不成问题。
地盘站稳了，木匠就又带了新徒弟，这是一种循环。木匠们又都忘了前辈的教训，重蹈旧辙，心态也和自己的师傅一样，逐渐地，徒弟们出师了，又在自己锅里分了一份羹，木匠又幡然醒悟。但事实铸成，后悔没用。
木匠虽然将自己的生意做到了山西，但从古至今，村里的木匠没有一个真正抛家离乡，一去不返，在远处的村庄扎根生活。这里的人们乡土观念重，任凭走到哪里，都不轻易忘根儿。前几年，砾岩村一个离家多年，家在广西的老木匠，仍旧隔三差五地回到村里来，在老房子里住上几夜，到父母的坟头去哭上几声，烧些冥币，以此表示自己对家乡的依恋和对父母的感恩之情。那位老人还说，他想回来住，随便一个地方盖个房子，都比城市里强。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木匠们也跟着进入到了电器时代，买了电刨子和电锯。前几年的生意还好，村子里面隔一段时间都还可以听到电刨子的轰鸣声。现在，木器厂做的家具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村人也都知道成品家具不结实，但看中了它们的漂亮美观，结婚时候也图省劲儿，门也都定做了铁门，窗户也省掉了木头，改作铝型材和百叶窗。没有了家具做，木匠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和别人一样，外出打工或是躬身垄亩。村人用不着木匠，也就不那么重视了。木匠无奈。木匠和他们的手艺属于过去的年代。
铁匠的末路
南街村有一个铁匠，我只记得他姓曹，叫什么名字忘了。认识他很偶然，是得益于同村的小六子。某一天放学后，我和小六子蹿出校门，布鞋脚板甩起两股尘烟，沿着土石的转盘马路，像兔子一样奔跑。到了村口，气喘吁吁一阵，先后爬上一棵核桃树，两个人找了合适的树杈，骑稳当了，伸手摘几颗青核桃，用刀子旋着吃里面的仁儿。
光是吃肯定枯燥，就像饮酒，没有下酒菜，不说点闲话淡话也没意思。正吃得满嘴流油，我说：小六子，咱们将来干啥？能干啥？小六子想也没想，说：我当铁匠！俺舅舅那铁匠当得好呀，连武安和邢台人都到俺舅舅那儿买农具！我以后就跟着俺舅舅当铁匠，肯定不缺钱花。我听了，无言以对，我们家的亲戚们没有一个有手艺的，心里就很羡慕。但为了撑面子，我就对小六子说：我将来一定走得很远，进城市，住楼房。
小六子说你这是做梦乘飞机——净想好事儿。当时，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但除了小六子之外，我没有一个像样儿的朋友。他的话虽使我难堪，但也不好发作。低了一会儿脑袋后，我把话题扯到喜欢的女同学身上，我说我将来一定要娶张春莉当媳妇。小六子说，这个嘛，倒还有二分五到三分的可能。
第二天下午放学，小六子专门带我去他舅舅的铁匠铺。在南街村口，只一间黑黑的房子，前面搭着一个凉棚，凉棚下面是一堆巨大的炭火炉。再往前是一道石头垒的河坝，不高，大人抬抬腿就过去了。河坝外面，就是大河滩了，堆满了光光的石头，有大有小，坐着拖拉机从上面过，再结实的屁股也要颠成八瓣儿。
他舅舅正在打铁，火花乱溅，有一个人抡锤，他舅舅用火钳夹着一块生铁，那小子拿起铁锤，轻轻重重地砸。看了一会儿，我说小六子，咱该回家了。刚走出三米远，小六子一脸骄傲地看着我说：咋样？我说啥咋样。小六子说：俺舅舅啊！我走了几步，说：抡锤太使（方言，累）得慌了，我不干这活！小六子的脸立马耷拉了下来，像个茄子，不理我，一个人甩着步子过了河滩，往我们村方向走去。
我知道小六子生气了，心里觉得过意不去，第二天，早早跑到他们家叫他一起去学校。小六子看到我，也没吭声。他娘说：稍等等，六子吃了就跟你一起上学！我在他家院子的梨树下站了一会儿，想独自走，又觉得一个人孤单，只好硬着头皮等。
两个人走在路上，开始只有四只脚在噗噗响，单调得烦人。我说：小六子，你还生气呢？小六子看看我：鼻子里还呼着粗气，说，那么好的活儿，你还说累，不累能挣到大票子吗？活人能不累吗？我听了，脸红了一下，说，你说的对，当铁匠能挣钱，真是个好活儿！
小六子笑了，我也笑了一下。
到冬天住校，我才知道，铁匠不仅累，而且还起得很早。通常，太阳还在东边的树梢上挂着，打铁的声音就从河谷响起，连同冬天的寒气，一同进入到村庄以及远山的各个角落，震落了草叶上的露珠，也惊醒了山里的野鸡。这时，村人大都还在土炕上做梦，铁匠就把人敲醒了。
铁匠铺的炭炉子火焰不高，红色中略带淡黄，火苗上压着一块类似半个地主帽儿的东西，很是耐烧，再惨烈的火焰，也不能损它分毫，我问小六子那是什么，小六子转着小眼睛想了半天，又蜷起食指，把太阳穴敲了几下，也还没有想到。
每天早上路过，我都看到，三个上身裸着，只穿了一件油布围裙的男人，面孔黑得跟炭一样，手臂上的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很是健壮。一个男人坐在炉子一边，使劲儿拉着风箱，每拉一下，上面的火苗就蹿高一次。火苗突突，发出呼呼响声，火苗儿形状很是尖利，像刀子，能伸能缩。烧到一定程度，另一个男人站起身来，手拿火钳，探进炉火，将锄头、铁板或是斧头镰刀等家具用火钳子翻翻，再烧一会儿，赶紧夹出来，放在专用的铁墩子上，手里提锤的男人迅速往自己手掌上吐一口唾沫，抡起铁锤，砸向全身通红的铁块子，乒乒乓乓一阵，铁块子基本成型，火焰渐灭，变做焦黑色。
锻打的火候到了，手拿铁钳子的人就会夹起，转身放进脚边的清水盆子，嗤的一声，冒起一团白烟。如果还没烧好，或是缺少了工序，再放进炭火，继续烧灼。铁匠再取出另外一块儿，又是一顿敲打。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和小六子一块儿，从木匠铺前面走过时，小六子的神色一如既往地就骄傲。有天早上，小六子说：你还说打铁累，就你，连俺舅舅抡的那个大锤都提不起来。我不服气，就和他打赌。赌两块钱，谁输了谁买一包饼干，俩人吃。
我说行。放学后，两个人跑到木匠铺。小六子一进去，一个脸长而瘦，嘴巴上长着一捏小胡子的人笑着对小六子说：小六子，放学了，去家里吃饭去。
不用小六子说，我就知道这人肯定是他舅舅。
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憋得面红耳赤，才使那个牛脑袋形状的大锤离地一寸，一口气憋不住，就狠狠地扔下了。铁锤砸在黄土夯成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锤子周边的干土都裂了缝儿。喘息未定，我对小六子嚷：你输了！小六子说这个不算，要离地一尺才行！我不答应，就和小六子吵了起来，以前的友谊都变成了气恼，谁也不让谁。直到最后，都点名道姓地互骂爹娘。
那时候，我光顾着回骂小六子了，忘了旁边还有他舅舅，忽视了他舅舅和他娘是亲兄妹的关系，骂的话也不堪入耳，况且又在铁匠铺里。瘦铁匠先是蹲在地上抽烟，看着徒弟们的操作，继而把脸转过来，把皱纹和汗碱包围的眼睛伸到我的脸上来。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脸就和我的脸一般红了。他忽地站起身来，鼻孔里的气吹得胡子颤动。他甩掉烟头，两手往背后一插，张口就骂我是小兔崽子，杂种，还说我爹娘这样那样的不好。我气极，骂得越凶越难听。他舅舅更生气了，上嘴唇的小胡子一耸一耸，黑红的脸色变成了酱猪肝儿。
骂着骂着，他右胳膊猛地一伸，往外面的河滩一指，对我说，你给我滚出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我在人家的地盘上。别说人家骂我，就是打我，我也不占一点理儿。我赶紧退出来，站在外面的河滩上，和小六子对骂。没想到的是，小胡子顺手拣起一块烧白了的焦炭，冲我砸过来。那飞行物在空气中摩擦出呜呜的响声，打着旋儿飞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蹲下，飞行的焦炭从我的头发上擦过。
我把小六子恨到骨头里了，还有他当铁匠的舅舅。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胸中怒火燃烧，我想报复小六子，报复铁匠。
我害怕的不是小六子，而是他比我大几十岁的铁匠舅舅。
可是，我又拿他们没一点招儿，只能在心里恨不得小六子被石头绊倒，摔个鼻青脸肿脑袋再懵三天，也恨不得让他当铁匠的舅舅在抡锤时候不小心砸伤手指和脚……
但这只是我的愿望，却成不了事实。回到家，我对母亲说了，母亲很生气，说两个小孩儿闹着玩儿，大人掺和进来骂俺不说，还拿石头砸俺孩子，那铁匠真不是个东西！还说，以后不去他那儿做农具了，宁愿多跑十里地，到蝉房去做。
家里的锄头和镰刀坏了，哪怕天气再热，娘也一个人，迈着走惯山路的脚板，往返三十里地，到蝉房去买去做。蝉房铁匠铺卖的做的农具也不便宜，而且路程是我们村到小六子舅舅铁匠铺六倍的距离。
没过多少天，我对小六子的仇恨渐渐消散，可总是对他的铁匠舅舅怀恨在心。以致我和小六子重归于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不愿从铁匠铺前经过，宁可多走一段路程。在我的内心，对铁匠铺和那个小胡子铁匠，总怀有恐惧、怨恨甚至另外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
所有这些，小胡子铁匠当然不知道，或许他早就忘了。
往后的时间里，铁匠继续打铁，并没有因为少了我们一家的生意而倒闭和破产，我也偶尔从铁匠铺前经过，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看见小胡子铁匠和他的徒弟们，心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是怨恨，又不太像……总是觉得心里很难受。
我路过的时候，小胡子铁匠肯定也看见我了，有时候四眼相对，我一阵惶恐，赶紧收回目光，再看的时候，小胡子铁匠不知什么时候进到了屋里，或者坐在了木墩子上抽起了卷烟。
在学校，铁匠铺的声音很远地传来，有时候比下课的钟声还要响亮，节奏感很强。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次不愉快的事情，想起小胡子铁匠的那张脸。直到现在，仍还没有在我的记忆中黯淡。
所不同的是，我在渐渐长大，他慢慢变老。在时间当中，人和人才绝对平等。
初中毕业，我到县二中读书，因为有直接通往的客车，除了逢年过节去一次铁匠所在的村庄外，其他时间是不去的。
有一年冬天，奶奶带着我去一个远房亲戚家，我不可避免地路过铁匠铺，但小胡子不见了，抡锤的人是个生面孔。我问奶奶。奶奶说，小胡子铁匠患直肠癌死了，死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儿。
再后来，铁匠铺换成了小饭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消失了。铁匠铺彻底消失了，想起那个小胡子铁匠，心里还是怪怪的。
没有铁匠铺，并不代表村人不用农具，村庄进入了机械化时代。母亲说，集市上到处都是卖农具的，又不贵。再说，现在，人都觉得种地划不来，一年下来，能顾住一家人吃就不错了，还不如出外打工挣钱多。除了一些老年人仍将田地当作宝贝伺候，年轻人都没有了种地的心性，下地干活儿的少了，买一只农具几年都不坏。没有了需求，没有了钱赚，谁还当铁匠？
只是，村人听不到打铁的声音，一时不大习惯，时间一长，也觉得没什么。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日子还是一样的日子，只要自家过得好，别人的事情在心上搁一段时间，随后就水一样流走了。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对面是青山，松树覆满，一年四季苍翠。开门就能看到，一边的山顶上耸起一座红色悬崖，另一边山顶上也是。母亲说，东边那座上面有个大石洞，石椅、石炕、石几和石墩啥都有。以前有个道士在那住了好多年，后来还住过八路军。底下全是石洞，夏天下雨，一出太阳，站在远处看，山顶白光光一片——成千上万的蛇都出来晒太阳了。西边的那座从武安何家村方向看，活脱脱像个念经的老和尚，披着袈裟，合起手掌，样子虔诚得不得了。半山腰上，长着仙茶，再难治的病，喝了那茶就好了。一般人不敢上去采，有一条会飞的大蛇，长年累月在那看着。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母亲躺在新房的土炕上，月光从带着泥点子的窗玻璃上打进来。母亲摇着蒲扇，我仰躺着，满脑子幻想。母亲讲完，说睡吧。可我却不想睡，脑子在打开好几条路：我长大了，或者父母亲有了什么难治的疾病，我拼死也要把仙茶才回来。要是那成精的蛇阻拦我，我就和它打斗，实在打不过，就央求它——众多的神仙都会对孝顺的人网开一面，飞蛇也肯定不会例外。
再后来，和爷爷坐在夏天的院子里，树上不断掉下鸟粪，阔大的梧桐叶子相互拍打出响声。远处山冈轮廓鲜明，层叠无际。爷爷说，天上有好多神仙。我举头看看，除了成群的星星，什么也看不到。爷爷说，要是肉眼能看到，那就不是神仙了！我赶紧闭了嘴巴。爷爷吧嗒了一阵旱烟，在硬石头上磕掉烟灰。又说：天上每一颗星星都是地上的一个人，星星流到一颗，地上就会死一个人。最明亮的星星是大人物，不是位高权重的文臣就是本事很大的将军。一般的平头百姓，都隐在大星星后面，在地上，根本就看不见，除非是神仙下凡。
爷爷还说到家喻户晓的嫦娥和后羿、牛郎织女，七仙女和董永，我一边竖着耳朵听着，一边看着满天星斗。心里想，我是不是明亮星星中的一颗呢？我将来会不会成为大人物，像那些将军和大臣一样，不但在地上的人间做一番大事业，死后还能在天空上以星星的身份出现。这该是多美的事情？我问爷爷说：你看我将来能成个啥事？爷爷嘿嘿笑笑，又点了一袋旱烟，说，这会儿你还是毛孩子，谁能看出来呢？
这话让我失望了好多天，上学无精打采，总在想：我要是以后和爷爷、父亲一个样子，在山沟里当一辈子的“拱地虫”（南太行人对农民职业的形容）的话，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回去给母亲说，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要是你不好好读书，将来肯定是“拱地虫”，要是读好书了，上大学了，就肯定会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母亲还说，她生我那晚的前半夜，梦见两边门墩上各插了一面旗，左边的红，右边的黄，上面还分别写着两个大字——我急忙问她是啥字，母亲说，俺不识字，不知道。
坐在院子里梧桐树下，我使劲想了半天，也还没有猜出母亲所形容的是啥字。但有一点令我欢欣鼓舞，不读书是什么都不行的，读书才是干大事和成为“明星”的不二法门。从这以后，我上学格外积极，上课也认真了许多。有一年冬天，雪都埋住膝盖了，别的同学不去上学，我一个人背着书包，拄了一支干棍子，扑哧扑哧到校，竟然只有距离学校最近的几个同学。老师特别表扬了我。可没过几年，我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两条腿突然肿疼，动都不能动，连上厕所都得父亲背。
那时候道路和车还都不方便，父亲背着我四处求医问药，有时在漆黑山道，有时候在冷风劲吹的土石公路。我趴在父亲背上睡着了，或者抬头看星星。有几次，还听到瘆人的狼嚎，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树林里。父亲快步走，我在想：即使遇到狼，它们也不会吃我的——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但隐隐觉得，自己的命不会那么短，再说，还有身强力壮的父亲在。
腿好后，再去上学，乍然陌生了许多，好多字不认识，好多数学题做不来。我感到沮丧，有几次找学习好的同学请教，他们不告诉我，或者躲着我。到夏天，一家人坐在屋顶上乘凉，母亲拿了席子和毯子，铺在平房顶上。一边绿叶哗哗，山风吹拂，一边夜虫唧唧，流水喧闹。我看着天上的银河系，想到可怜的牛郎织女，还有七仙女和董永。特别是前者，不仅美，而且心碎和彻底；后者则有些单薄和语焉不详。
尤其是黄牛舍身为义之举——把自己的角摘下来，送给牛郎，让他挑着两个孩子去追自己的妻子。在人间，谁会这样做呢？还有王母娘娘挥簪划出的银河，仅仅是一个距离，但牛郎和织女的坚贞爱情却绵延久长。可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有些让人信不过，没人不喜欢富贵荣华，尤其是董永最终得中状元——叫人心里有点不舒服。而牛郎和织女只是为了爱情，去除了现实功利，显得更加纯粹和永恒。
从那个时候，我也在梦想一种类似牛郎的际遇——对普通的黄牛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和尊敬。有几次替父亲放牛，坐在草坡上，牛们笨拙吃草，丽日临空照耀。坐在石头或者草堆上，忍不住陷入幻想：其中一头牛是通灵的、或是犯错后被罚下人间受苦的，当我遇到织女那样的好女子，它也会突然变成人，把自己的双角摘下来，让我腾云驾雾，飞入缥缈天庭，完成自己永世流传的神话传说。
这样的梦想贯穿了我的少年生活——有很多时候，爷爷也给我讲一些古灵精怪的故事。其中几个，二十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爷爷说，从前村里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人长得模样特好，有一天，去水井挑水，刚回到家，扑腾一声摔倒，只说了句“俺去给蛇精当女婿了”就死了。据说，老水井很深（其实很浅），一直连到五里之外的后山，那里有一窟横穿整道山梁的石洞，是蛇精的家。好多年来，没一个人敢进去，就连放羊和割草都要躲得远远的。还说，后山的毛草坪里住着一窝狐狸，有老辈人说，有好几次见到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娘们，带着几个穿红挂绿的大闺女，在核桃树下乘凉，或者坐在山坡上喝茶晒太阳。
这故事带有明显的亲历意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类的故事在广大乡村不胜枚举。爷爷还说到：村里一个老太太死了，入葬前一晚，突然“犯唬”（即民间所说的诈尸及魔变），全身动起来，毛发变红，牙齿尖利，凶恶异常。要不是在场人多，用铁链捆住，把桃木楔子钉入心脏，后果不堪设想。有一个木匠，深夜借宿，第二天一早，却发现趴在一间老房子的梁头上，弄得满柱子便溺，几个月不会说话，软如无骨。五六十年代开荒种地，晚上睡在小房子里，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漫地里。
这一类的故事和传说，好像都没有什么寓意和教诲，纯粹的恐惧和不可解。爷爷还说：往山西左权老舅家走的路上，有一面深不见底的水潭（现在仍在，确实很深，水流不断），一个木匠背着工具往家走。天黑时，遇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邀请他到家里做家具活儿。木匠就是出来找活儿赚钱的，有活儿干当然高兴。老头说，你闭上眼，把左手给我。木匠依言，只觉得一阵晕眩，睁眼一看，到了一座大宅院，豪华得不得了。几天后，活儿都做好了，老头说，给你几把黄豆吧。木匠有点不高兴，可还没开口，就到了黑水潭一边的小路上。心里越想越生气，就把黄豆扔了。天亮掏兜，却发现黄豆原来是金子。
黑水潭另一处，有一座将倒不倒、二十多丈高的红石崖，上面有一个大手印，下面凿了不少的佛龛，至今香火鼎盛。爷爷说，杨二郎杨戬不好好念书，他娘一着急，追着要教训他。杨戬跑到这里躲，他娘知道，脚一蹬，就把山蹬倒了。杨戬伸手一拖，就留下了个大手印。
如此等等的故事，充满神秘色彩和玄幻意味，拓展了我的想象力，在我的内心植下了最早的浪漫及恐惧。爷爷辞世十多年后，我还趁休假时机，实地去看了看传说中的黑龙潭和手托崖。样貌依旧，流水常新，佛龛仍在，山崖危立。只是，爷爷提到的很多人不见了，很多的事物和习俗将旧的打翻或掩埋在下，成为另一种事实。当然，这一类的亲历性故事，因为缺乏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只能在熟知的人心里，留下一串清澈涟漪。可是，一旦父辈一代人故去，这些故事，便也会在时间当中成为灰烬。
可这些故事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不言而喻，传说和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民族的心灵史诗，其中的仁义礼智信，基本上是儒家文化的民间版本，是一种渗透和教育的方式——考学失败后，我仍沉溺其中，梦想着有一天会在老水井、后山及附近传说之地，遇见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神仙。在众多同龄人纷纷结婚生育，自己仍旧孑然一身的年代，也梦想着遇见像织女、狐仙甚至蛇精一样的神仙女子，挣脱俗世肉身，加入到神仙和灵怪的行列。
在传说和梦想中陶醉，实际上比传说还要虚幻。二十岁后，我发现自己彻底转变了，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乃至爱在传说中沉浸畅想的脾性随着强大的命运压力及现实境遇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基本现实生存的务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中学时，那么虔诚地喜欢一个女孩子，也一直一相情愿地认为，她也喜欢我。但由于家境的悬殊——财富是地位的象征——我常常一个人躺在黑夜的床上，睁着眼睛，看黑暗中的屋梁，快意地想象着与那位女同学幽会、反抗、结合乃至私奔的情景，甚至设计好了道路和方向，准备了简单的行囊。
然而，这一切都是梦想，没人愿意与我忠贞不渝，更没有哪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奔向未知的艰辛的旅途。当一切破灭，我觉得我应当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后来发疯似的渴望财富，学着做生意，自己带了几条香烟，到山西高价卖，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赔了路费。又想从河北拉白面到山西换玉茭，从差价中获利，可又赔光了本钱。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打击是巨大的，不仅是钱财问题，且还影响到了声誉——本想做出点样子给不肯嫁给我的人看看，却没想到越来越糟。
有几次，一个人走在日渐繁华的县城里，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衣饰光鲜的人群与花里胡哨的各种日用品、装饰品，还有歌厅和录像厅……我想起爷爷讲的故事：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根木棍，随便一点，石头也能变成金子；还有一个传说，大中午时候抓一条蛇，把它的心脏取出来，拴在腰上，遇见自己喜欢的人露出一下，那人就像吃了秤砣一样，你走到哪儿就会跟到哪儿，你说怎样她就会怎样。
这样的幻想同样毫无意义，但对内心瞬间安慰令人鼓舞。我想，既然有这样的传说，就会有这样的发生——我想我要是富裕了，就把整个县城买下来，包括所有的人和商品，建筑和交通。我要娶一个比“她”更美丽贤惠的妻子，专门带到村子里，让她好好看看。后来又想，我有钱了，谁也不娶，还娶她，即使她结婚了也不要紧，我还会像从前那样去爱。有一次，还狂妄地想，像古代的比武招亲，在村里搭个擂台，所有的女子都来参加，供我挑选，到最后，我哪个也不娶，还会选择她。
典型的妄想主义，贫民的奢华梦，纯情少年的爱情乌托邦。到现在我还觉得，好多梦想是被传说激发的，也是对现实境遇的某种超越。再后来，一路向西，看到巍峨的祁连山，浩瀚无匹的戈壁瀚海，想到马踏匈奴的霍去病，饮酒做诗的李白乃至从戎戍边的郭子仪、范仲淹、辛弃疾、冯胜以及抬棺西征的左宗棠、饮恨河西的西路军将领杨克明和董振堂——甚至觉得，要是在战争年代，肯定也会像董存瑞、黄继光，抑或某些决战决胜的将军，横刀马上，兵戈疆场，成为一代英雄名将。
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古代名将和诗人在尘烟中远去，空荡荡的马蹄和诗句在时间的照壁上轰响和悬挂。我什么也做不到——唯一可以的是冥想和幻想，是一个人坐在幽闭角落或躺在黑夜的床上海阔天空。二十出头的时候，忍不住汹涌激荡的情感和生理欲望，一边幻想旧时爱情，一边又想着更多的爱自己的女子，甚至只是想和某个人尽一时之欢——前提是，她们都是爱我的，而我可以不怎么爱她们。在单位，遇到盛气凌人的领导，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以同等的身份和地位消除委屈，可以像更显赫的人物那样万人尊敬，前呼后拥，极尽权欲与尊崇。
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这样的梦想有什么不妥——当爱情幻化成灰，现实的铜墙铁壁和固有传统强大的无懈可击——而人的思维是无法管束的，只要不说出来，不妨碍谁，就是高尚的和隐秘的。以上的幻想，大抵是受到彭铿的影响，前一天，和同事们到沙漠某地参观彭祖御女壁画，回来就有此等幻想——还有一个传说：当年，彭加木等人在巴丹吉林沙漠某地看到一个喇嘛，坐在三棵沙枣树之间苦心修行。我能想象出那种孤寂的超脱，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沙漠，他的内心肯定有着一片丰美且沉静的草原。
再者说，一个人是最自由的，生死不受羁绊，其他的也都是自我的，与这个世界任何事物及欲望都没关联。有一年去祁连山深处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在老虎沟、大岔牧场和马蹄寺等地，众多的青草从河边一直蔓延到山顶，覆盖的森林发出阵阵涛声，天空神秘而幽蓝，流水敲着玉石一样的石头，向着无际的天边。我想在那里砌石为屋，在青草上围一道篱笆，一个人，不，还要有另外一个人，常年住在那里，与世隔绝，种田得良，种花怡情，再生许多的孩子，让他们像棕熊、雪豹那样，长大后，找一片安静之地，带着心爱之人……如此轮回，与日月同升沉，与大地共荣枯。
我的遁世思想至此逐渐深重，总想作一个隐士，彻底绝灭俗世名利，为生而生，为爱而爱——1998年，我到上海读书，在宽阔的四平路、夜晚嘈杂的五角场，乃至时常囊中羞涩的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和浦东开发区，觉得自己与这个发展最为迅猛的东方大都市格格不入——很多周末不出去，到图书馆看书，或者三五个同学在宿舍胡说八道。那些年间，我读了不少的书——尤其是历史哲学类的，还有关于居延地区历代沿革及丝绸之路的各种文化研究。
从那时候，我知道了居延汉简与敦煌遗书，还有周穆王、玄奘、晋高僧法显、张骞及班超、亚历山大大帝、十字军东征、左宗棠及马可·波罗、刘鹗、彭加木、科兹洛夫、斯坦因、贝格曼等人在西域乃至中亚的事迹和传说。我想到：平沙万里的巴丹吉林沙漠与荒芜的大西北竟然如此神奇和厚重，尤其是沙尘暴迭起的额济纳（古代居延）竟然隐藏了如此之多的传说——野火中傲然重生的巨大胡杨树在风沙中突然而去，数十年后携儿带女重现出现的牧羊人；乃至在哈拉浩特深埋千年的汉简及西夏文物、“（黄帝之母）见大电绕北斗枢星，二十四月后诞黄帝于祁野”的神话传说，还有骑青牛“出函谷，没入流沙”的老子及性学鼻祖彭祖留在这里的蛛丝马迹。
这些传说，有的与早年在南太行听到的异曲同工，有的则更旷达神奇，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量、铁血素质和绮丽、苍凉的梦幻色彩。有些年，我狂妄地想，自己这一生，一定要在沙漠留下一些传说——像先民在贺兰山、嘉峪关；像王维、胡曾、斯坦因、贝格曼在额济纳，路易·艾黎在山丹，像常书鸿、李承仙在敦煌，李广在陇西，李陵在阿尔泰山，苏武在贝加尔湖；彭加木在塔克拉玛干，像高尔泰在敦煌和酒泉，像杨显惠在夹边沟、疏勒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把自己融进传说，在书本和口齿之间流传，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朽的梦想。
因为读书，儿时的梦想得以实现，尽管是世俗层面的——读书我觉得是天下最有意思的事儿，多年来养成了睡前阅读的习惯——没有书，我觉得什么都是枯燥无味的（可能除了某些激动人心的情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建一座超大的图书馆——像最近播出的好莱坞《图书馆员》系列电影那样，收集天下最神奇的梦想和传说，乃至人类有史以来的智慧和思想。我还想设立一个全世界，至少也是全中国最公正、最不受人情和各种利益左右的文学、科技、美术、电影电视及环境保护大奖，奖金100万人民币以上；在自己创办的学校开设国学课、世界神话史；创建一本专门刊载和传播各种各样的梦想和传说的大型杂志——俗和不道德的也算，自私的和暴力的也不会拒绝，全面持续呈现世上每一个人最真实的私欲与梦想，存在和传说。
28岁那年，正式恋爱后，在无数场合，面对妻子，我发誓要给她最好的生活，她总是笑，我现在才知道，这尽管不是一种狂妄，但对于一个平民而言，难度可谓“平步青云”。这算不算欺骗？我时常感到不安，随着时间的更替，却没有了当初那种创造欲望。当看到自己孩子的时候，我想到给他最可靠的保障和最好的教育。面对父母和爱我的长辈，我想给他们最好的晚年生活——可我至今一件都没做到。尤其是2009年春天因胃癌过早去世的父亲，我想用自己的命来换，可是最先离开的还是他。
对一个人而言，所谓的梦想是一个由高到低、由高尚到庸俗甚至卑劣、由干净到污浊的过程。我时常想起小时候那些缥渺而单纯的传说和梦想，与现在相比，觉得自己正在严重蜕化，像一个神仙突然贬落尘埃，像月宫嫦娥突然变成泼妇，像善良美丽的少女转变为巫婆……更像是一个皓首穷经的信者最终走上了暴力杀戮和断章取义的“贩卖”，更像一个既得利益者酒足饭饱后的训导和演讲。
每次回到家乡，我就想，要采取一些办法，修复被采矿选矿的污染田地和河流，想把那些传说发生之地开发出来，想把有限的土地的改造并合理利用起来，让人人都能赚到足够生活的钱财，收获足够的粮食——给母亲修建一座可以安度晚年的宅院，让拘谨的山里孩子们都去读书，满世界跑——梦想乡村真的像“帮闲”文人笔下那样安静祥和，没有利益争夺和伤害。梦想有朝一日回到母亲身边，有足够的钱财和精力孝敬她，让她每天都高兴，和我们一起生活。
当然，我也不喜欢战争和灾难，希望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仁慈的，真正的博爱和自由；到哪里都不用担心有危险，被伤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战争、谋杀、贪欲及伤害每天都在发生，它们与善良、和平、博爱和同情此消彼长、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每个人的心底都埋着野兽和上帝。其实，渴望平安一生，战争消失，灾难不发生，大都出自一己之私，因为无法避免，总想着自己平安快乐就行，而忽略了他人和后世。
由此，在内心底层，高尚顶端，我更喜欢以身饲虎的大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慷慨、一生洁净的虔诚和信仰、众生平等的兼爱和博爱。在俗世名利，现实生存面前，我喜欢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和钱财安妥好每一个亲戚朋友的生活（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正做到心怀平等，一些宜人乐己的事情，比如开设农村无息贷款银行、设施完备的敬老院、面向整个农村人群的慈善基金会、不收任何学费的学校、还有公墓、医院及公民知识培训机构……可我只是一个我，在南太行乡村和母亲面前，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对什么都无能为力的人；在巴丹吉林沙漠和浩大的世界，我是我，或许也不是我。我不过是一个客居者，在浩瀚人世，只能算一个可有可无的过客，乃至时间、自然资源和人类文明、智慧和劳动成果 “无能为力”的消费者……除此之外，我的梦想与现实形体一样的强大而卑微。
春雨帖
在乡村，所有光明和黑暗，最先从村庄两边的山岭升起和降临。山坡、地沿和河沟的茅草刚刚发生，像一群调皮的孩子，趁着春风，努力扑腾嫩黄的翅膀，想来它们也是有飞翔欲望的，像法国诗人博纳富瓦诗句所表述的那样：“热闹得像一场雄伟的事业。”田里的玉米和麦苗见风就长，野草混杂其间，匍匐向上。在乡间，蝴蝶是最美的，可我总是熟视无睹，一脸麻木——男孩是不喜欢蝴蝶的，看见就看见了，没有特别的感觉。女孩子们看见了，却兴奋异常，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嚷着喊着让母亲或者姐姐捕捉。
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弟弟。那时候，我一直厌倦劳作，总是说出很多的理由，拒绝下田干活。十二三岁的孩子，我的欲望仅仅是能够轻松而且顺着自己的意愿，度过每一天。这事情本身是简单的，而在乡村，尤其大人眼里，只有一个字：懒。有人对母亲说，你家这孩子，成不了大气候，懒字当头！母亲说给我后，我不高兴，但仍旧懒。“懒”成了我在乡村时候的另一种“疾病”。
早晨是凉爽的，清水一样，浇过身体和触觉。目击的远处近处，还有不少的枯黄，有大片的绿色，像是围剿的军队，从荒凉的根部、四周和头顶，温柔占据又一个冬天之后的大地表层。站在自家的院子，可以嗅到青草的芳香。接着是房后杏花的香味——蜂蜜一样甜，在风中流传。花朵还没落，孩子们就想到了酸杏——我也是，拉着弟弟，爬到山岭上，再顺坡下去，站在满是粉白花朵的杏树下面，像饿极了的猴子，眼巴巴地要找到花朵之后的青涩果实。
长大后，看到智利诗人帕斯在一首诗中写道：“属于面包的还给面包，但愿面包每天都出现在你的桌上，属于汗水的给汗水，属于梦的给梦。”（《朴素的生活》）这是多么自由和美好的愿望或者说境界！可是，在那个年代，对于我来说，这种“朴素的生活”只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
到正午，天气热了起来，热得满身淌汗，外罩穿不住了，我急忙忙地跑回家，没来得及擦掉汗水，就把外罩脱下来，扔在凳子上，然后又风一样跑出去。没过几天，梨花也开了，洁白的白，纯白的白，气味也像杏花般蜜香。
那时候，我家下面地沿边长了一棵大梨树，每年春天，花朵盛开如雪，把无数个黑夜映得如同凌晨。我们一家，都在梨花黑夜的光中睡眠，包括老了的房屋、已历数百年的青石台阶、还有一棵千疮百孔的老梧桐树。而桃树已经不多了，从十三岁那年起，一边山岭下的桃林忽然不见，剩下的只有树桩。第二年，还有一些嫩桃枝滋生出来，但不久，就彻底消失了。
父亲和母亲开始忙碌。因为庄稼，村人都行动起来，在各自田里，穿着春天的衣服。汗水流下来，不是滴在泥土上，而是顺着脖颈向下，穿过衣服，再从腿角流到湿答答的泥土上面。奶奶叫了我和表弟，两个孩子，背着装满柴粪的荆篮，沿着村前村后的小路，一趟一趟往地里运粪肥。
我给奶奶干活，弟弟一直反对。他不喜欢奶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明白，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心里怎么会有怨气呢？而且根深蒂固，直到长大，奶奶病故之后，依旧氤氲不散。
要点种了。种子从去年的谷子、花生和玉米里脱颖而出，或者被人从远处的商店买回来。太阳热烈，连续一个月，土壤所蕴涵的水分在连续的照耀中急速溃散，三指以下的泥土干燥犹如白面，手指伸到里面，有一种灼热感。父亲说，这样的土壤不能点种，种了也是白搭。我知道，每一粒种子都要发芽，如果不能，洒就是一种徒劳和浪费。这时，村人们开始抬起头来看天——流云缓慢，深远湛蓝，风中的花粉和蜜蜂的飞舞让人厌倦。一连好多天，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
在我多年的乡村生活印象中，无雨的春天，不啻于一场灾难，再美丽的花朵也只好凋落。没有果实的树木就像是一个没有依托的灵魂，树叶的繁华只是一时的浮华行为，显得浅薄和短暂。又十多天过去了，天空依旧晴朗，风除了在清晨时分收拾一下夜里难得的露珠之外，只有飞行，在山冈和田地，河沟和树梢，似乎一个百无聊赖的过客，迷失在南太行山一带的村庄。
有人再次想到神仙，古老的祈雨仪式，或者唯心主义的现实表现。坐落在另外一个村庄中央的龙王庙扑掉一年的尘灰，再次回到村庄的核心。有人挨门挨户齐了钱，有人去往更远的地方，请来戏班，在大队部外搭起舞台，开始唱戏，旧朝的故事在方寸之地复活，咿咿呀呀说的唱的都是人间的喜怒哀乐，众生百相。天还不黑，人们就拿了自己的杌子、凳子，坐在舞台下面，等夜幕合拢，帷幕拉开。
我们这些孩子们依旧是最快乐的，三五成群。平时见不到的伙伴和同学，都在傍晚，呼喊着奔向这里，一个个神采飞扬，情绪激昂，好像这戏班专门为我们所请一样。锣鼓响起之后，大人们坐在黑暗的舞台下面，张着眼睛，仰着脖子，眼睛和内心跟着舞台的人们转呀转的，演出完毕，回家路上，一个个还在讨论剧情，哀叹前人，顾怜己身。
小孩们是不看戏的——听不懂咿咿呀呀的唱腔，只是在大人背后，灯光明亮或阴暗处打闹嬉笑，或者静静地趴在某个地方，看自己喜欢的事物。最吸引人的似乎就是心仪的女同学了——说到这里，我蓦然觉得震惊：十二三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早就对异性有了一种朦胧且强烈的感觉呢？我心仪的女同学每晚必去看戏，和家人一起，坐在黑暗的舞台下面，反射的余光将她白皙的脸庞映得玉石一样晶莹剔透——我就站在戏台一侧，从帆布一角伸出脑袋，整晚整晚，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一个人，没有一点疲倦或者厌倦。
父亲和母亲当然不知道，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孩子，懒惰得出奇，他们只有苛责，骂完了还叫我吃饭，衣服破了还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无论多忙。但那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总觉得，父母生我，就是他们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应当由他们来做。
母亲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无论怎样，我去学校或者走亲戚，她从来不让我穿一件有补丁或不干净的衣服。母亲后来对我说，孩子就是父母的门面，就是一个家的象征——这话是我成家之后，母亲才说的，虽没有这样文雅，当时，还没有听完，我就泪流满面。
春末的一个傍晚，西边的天空突然乌云四起，黑压压的，压在头顶，让我想起“青海长云暗雪山”这句诗。父亲和母亲说，看起来就要下雨了，脸上是高兴的表情。在夜幕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源自土地的湿润气息，像是无色无味的烟岚，一圈一圈，向上扩散。我也有点高兴，躺在被窝里，竖起耳朵，专注地听着窗外的动静。开始，好像什么都没有，接着一阵大风，呜呜地，哗哗奔过院落和树梢。后来，我睡着了，梦见自己站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一次次被无形的力量推下去，然后是持续的恐惧和晕眩。我惊叫出声，睁开眼睛，屋顶是黑色的，连眼睛都是。父母和弟弟的呼吸从一边传来。
过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好像是后半夜，窗外噼噼啪啪的声音，像是一群虫子在集体叫唤。我听了听，是雨。不大的雨珠。落在屋顶的那些是没有声音的，落在树叶和泥土上的那些却是响亮的，巨大的梧桐树和杨树叶子在紧凑的雨滴中弹跳，让我联想到水龙头下面的花色盘子，溅起来的水珠一定是纯白色的，没有气味的。我有点激动，就喊母亲。母亲睡意蒙，说，听到了！语气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高兴。我有点沮丧，心想：不是盼着下雨吗？下了又怎会不高兴呢？
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趴在窗台上看看外面的春雨，可是又不敢。母亲总是说：黑夜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小孩子看到了会生病。我知道所谓的不干净的东西就是祖父故事里所说的那些：异于人的另一种生命形体，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诡异力量。我还是害怕了，缩在被窝里，在雨声中，不满于黑夜的漫长。后来想起在书本上学到杜甫的诗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背完后，细想又不对——这首诗歌的情景与那一夜有些区别，一是好雨倒是好雨，但时节似乎迟了好多；二是润物细无声也不恰当，窗外的春雨是有声音的，而且格外响亮，倒是“润物”二字深得其味。
清晨开门，泥土的院子里都是清水，每一个水洼里都飘着一个太阳，刺眼的太阳，晃动着，像是一只秋千，令我眼花缭乱。弟弟先我一步，走到院子里面，穿着布鞋趟水。母亲看到了，呵斥我，要我把弟弟抱回来。我原本愉悦的心情猛然又遭到了打击——我想，好不容易一场春雨，懵懂的弟弟想来也是高兴的，趟水没有什么不好。稍大一些后，才明白，母亲不让弟弟趟水是从世俗角度考虑的：布鞋湿了，就会着凉，甚至感冒，接着是花钱买痛。而我的出发点却是单纯的。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冬天下雪，夏天下雨之后，他也常常喜不自禁，到雪地和雨地去玩，我会叫他回来，担心他着凉，感冒。
没吃早饭，父亲和母亲就各自扛了撅头，提了种子和化肥，去地里了。这时候，太阳慢慢升高，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深得像是一面无法穿透的巨大海洋。我知道这个比喻很俗，但确实如此。院子下面的苹果树开花了，湿了的树干上趴着好多花大姐。长着翅膀的昆虫，飞不高，但总在飞，从一根树枝到另外一根。多年后，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诗：“高高的苹果树下生长着一群野草，粗糙的苹果树皮看起来很性感。”（美布莱《乘车经过一处苹果园有感》）这两句诗歌是普通的，但“性感”一词打动了我——从没有人说苹果树是性感的。当时，我只是觉得苹果树湿漉漉的，只不过比它们下面的野草更为显眼一些罢了。
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村庄都是铿锵的刨地声，在高低的山坡上，低洼的河沟里，回声绵长。中午，因为太阳的光亮，泥土当中氤氲着一些类似腐烂了的青草和泥土气息。山坡上的野花都开了，因为草多，一点都不显眼。倒是一些叽叽喳喳的飞鸟，在村庄的额头、屋檐和田间，飞飞落落，热闹非凡。梧桐树花一朵一朵噗噗落下，我和弟弟捡起来，把花屁股放在舌头上舔：淡淡的甜味，叫我们迷醉，舔了一个又一个。
也就是在这一天，村里的一个老人故去了，没有任何征兆。子女们下地回来，看到她的房门依旧紧闭，呼叫不应，破门而入，老人早已尸首冰凉。大片的号啕响彻村庄，接着是锣鼓鞭炮，在春天的第一场雨后，将村庄的心情弄得急躁而又灰暗。我和弟弟都是恐惧的，母亲不让我们去看老人的葬礼，让我带着弟弟，在自家周围的草坡、树下转悠——弟弟问了我好几次，我说那里有人在打架，小孩子不能去。弟弟将信将疑，踮着脚尖，站在山岭上，努着身子看。
那一个春天，因为一个老人的死亡，让我记忆深刻，或是这样的春天重复得多了，渐趋麻木，无所感触。但根本的问题是：春雨是不可重复的，每一场，每一滴，都是独立的消失和过往。多年后，弟弟和我都长大成人，而乡村春雨，每年都一如既往，来得异常迟缓。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或许是地域、气候、人群还是植被乃至生态变迁的因素。由此，我断言的“不可重复”是正确的。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一年，似乎是土地包产到户第五年，到处都还是红色的标语。分地时，队长和会计权利最大，事先把产量高的田地归拢在一起，留了记号，抓阄时候故意抓给自己或亲戚。分完后，母亲和父亲还专门买了皮尺，逐一丈量了自己分到的田地，实际亩数比定好的少了四分三厘。母亲很沮丧，生气，嘟囔了好多天，还教育我说：好好念书，将来不受人欺负，要是当了官，好处首先是自己的。
其实，我始终没有听从母亲的训诫，依然故我，十八岁离乡，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期间很少在春天回家，家乡的春雨于我只是一个固定的如上所述的记忆。现在，父母和弟弟仍旧在那里，但谁也不会专门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我形容一下春雨的迹象和感觉——只是一句，下雨了，点种了，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一直想再一次回到村庄，在白昼和夜晚，再倾听和感受一次春雨。而乡村在我心里的情感，正如俄国诗人勃洛克一首诗歌所表述的那样：“我的故乡有着最为广阔的快乐和忧伤，像一些公开的秘密，到处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