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村庄淡漠了我的模样
最深的疼
太阳还没出来，我和妻子醒了。早晨的寒冷无处不在，尽管昨晚母亲为我们点燃了炉火，一夜后，还在熊熊，但我们还是不敢将裸露的手臂伸出被窝。和妻子躺在床上，听见母亲说话的声音，父亲的咳嗽和弟弟小孩的哭声……这一种安静的嘈杂氛围，熟悉而亲切。尽管，多年的异乡比这里的生活要安逸一些，但这里有我的父母兄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还是会一次一次回到这里。
久远的村庄就像是漫长历史之间的一根草芥，与生俱来的宿命和传统根深蒂固且又绵延不休、锋利无比。
但我仍是激动的，回到亲人身边，这比什么都重要。在异乡，我已经被时间和世事修剪成一棵渐趋独立的大树，即使没有故乡，也能独立成长。可，谁能忘掉自己的根呢？我是南太行山地的一棵带血的草，无论身体怎么搬迁，根系乃至颜色、信仰还是故乡的。故乡如刀，还没出生，我们的身体、内心和灵魂里就雕刻了它独有的痕迹。
就像一个人的父母只能是生养你的那两个人，丢失了就永远也找不回来。
我瑟缩着穿好衣服，拨开依然烧得很旺的炉火，填了一些煤块，打开房门，来到父母房里。昨晚到家时太晚了，昏黄的灯光竟使我没看清父母亲的面容。我发现，母亲又显苍老了，55岁的身板儿虽还硬朗，可脸上的皱纹却像故意雕刻下的一样，黝黑的脸庞印满了岁月的泥垢，少许花白的头发夹在并不稠密的黑发间。父亲愈加瘦削了，他单薄的身板儿让我想起家里那块已经传了四代的擀面板。
父亲的烟依然抽得很凶，小小的旱烟袋里盛满了57年的沉默和苦难。在南太行的村庄，父亲的苦难就仿佛那些一次一次被点燃、烧着，尔后成为灰烬的旱烟。
身高一米八三、24岁的弟弟满脸堆着笑意，让我这个矮他一头、年长他五岁的兄长有一种压迫感。他转身的时候，我惊讶发现，小弟的脸上也有了一些皱纹，在他咧嘴笑的时候，非常明显。他搬动门前石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掌，修长的十指粗糙，很多的疤痕不规则地落在上面，若仅仅是凭这一双手，我可能以为它们的主人一定年过五十了。
偏远乡村代代重复的命运残酷而可怕。在这里，我不是说非要跳出农门才算是最好的人生道路，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出生地只是一个人、一群人的生命起始点，而不是一种羁绊和沉重的枷锁，一生一世都被圈定在既定的轨道和方位里。
母亲忙着做饭，已经蒸好了的白面馒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而三年前，母亲竟还舍不得蒸一锅纯白面的馒头自己吃，因为白面里大都掺了玉米面，蒸的馒头比饼干还硬。再早些时候，父母亲吃豆腐渣做的窝头，上面放一个秋天的柿子，他们说也很香甜。
这些年来，父亲和小弟外出打工，家里就母亲一个人，早上一个窝头，中午一个，晚上再一个，把少得可怜的麦子存起来，给我和小弟娶媳妇用，直到今天，才积攒了不到5000斤麦粒。
母亲说，现在能吃上纯白面做的馒头已经不错了，还想吃啥呢？
父亲坐在灶火旁，早晨的阳光打在他粗糙的脸上。父亲将一根根枯枝放进灶膛，暗红的火焰熊熊，长长的舌头舔着焦黑的锅底，浓郁的青烟从烟囱滚滚而出。
父亲似乎感到灼热，把屁股下面的小凳朝外挪了挪。父亲点起过滤嘴香烟，这是过年时才有的待遇或享受。他深深地吸一口，抿住嘴巴，数秒钟后，才张开嘴巴，将吸进去的烟雾吐出，然后是很舒服的样子。
我知道，父亲的胃不好，近年又患了四肢麻痹症。我劝父亲少抽些烟，父亲只是嗯着答应，之后又依然故我。
我知道，已经57岁的父亲半生没有什么爱好，只是抽烟和吃肉，可自小素食的母亲长年累月舍不得买一斤猪肉回来给他吃，即使逢年过节，也不过割个三五斤肉回来，装装门面。
我想我不能苛求父亲戒烟——不忍心连他的这一点嗜好也剥夺掉。
妻子已经梳妆整齐，弟媳妇也抱着六个多月的小侄女走出自家房门。我伸手接过小孩，可爱的小侄女竟然不哭不闹，看着我这张陌生的脸嘻嘻笑着。母亲和弟弟几乎同时对我说，等你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呢！我想了想，干脆就叫甜甜吧。小丫头属蛇，“甜”字有口有井，合而为甜，应当是很好的。
村庄淡漠了我的模样
吃罢早饭，村人三三两两来到我家。都说：听说献平回来了，来看看，在外面都好不？这意思是说，我来看你了，这是一个人情，我知道。他们都说我的样子变了，比前几年回家胖了。有的老人说你小时候是方脸，现在怎么成长脸了？我笑笑说，长相是爹娘给的，自己管不住。大姨妈说，献平小时候长得可俊了，人见人爱；远房堂哥说，现在就是变了，要是在哪个城市街上见到，还真认不出来呢！小姨妈说，十几岁的时候你可混蛋啦！现在懂事了。还有人说，献平这回不一样了，当了官了，连级干部耶！脸上蹦着惊讶。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还是我，我还是俺爹俺娘的儿子，是你们的这个或哪个。有人说献平谦虚，我说我不谦虚，我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对一位堂哥说，不管我在外面干什么，我还是一个人，一个和大家同等的人。他们说那咋能呢？当官就是比咱土农民高级。
这些面孔都是我所熟悉的，在我参军前，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了多年，很多人都有了儿子，甚至孙子，一个个的门庭每天都冒着青烟。他们一个个先后走进来，又寒暄着走出去，我一次次接迎他们，一颗颗给他们递烟，给他们的孙子、孙女或是儿子、女儿捧瓜子和糖块。一个个的人们说着同样的话，问着同样的问题，脸上闪着各种各样的神色。我知道，他们出门后，就会冒出许多怀疑和猜测，就会说出我一些赞美或是诋毁的话。
毕竟，我在这座村庄出生，并日出日落了十八个年头，村庄固有的、节外生枝的乃至现学现用的传统、习俗和脾性，我都了如指掌。我已经过了容易冲动和盲目的年龄，一切都很正常，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谁也没有理由剥夺、限制和堵塞什么。
还有一些人我不熟悉，不熟悉的有几个从外村嫁来的媳妇。有一些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小姑娘，他们看到我叫叔叔，还有一个小我七岁的侄子的女儿开口叫我爷爷。我惊诧莫名，时间竟然如此迅即，一瞬间就可制造出一系列的诧异。我摸摸小丫头的头颅，却没有应声。我知道自己有意躲避着什么，不到30岁就做了爷爷。年龄不饶人，苍老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埋伏着，冷不丁吓人一跳。一代一代的人就这样后推前倾，一字儿排开，匍匐在同一条道路上。母亲在一旁说，你都当爷爷了，你看这人多快呀！
最初的几天隔三差五地有人来，母亲就让我在家待着，一边和母亲唠叨家事，一边等人来。母亲说近几年家里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奶奶去世的时候，有很多同村人找咱家麻烦，我的那个大伯外表像人，其实是鬼，借办丧事故意刁难；奶奶1998年7月去世，因为坟地要路过很多人的玉米地，我的一位大伯坚持要让我父亲挨门挨户地给人家说情、下跪；最多的说起我们家和邻居杨桂新家的宅基地冲突，持续多年。杨桂新是我爷爷的亲侄子，为了房基地的事情，有两次趁无人时候殴打我母亲，还有一次伙同其两个儿子，趁我小弟挑水没有防备之际突然袭击，致使小弟身体受伤，精神受到一定刺激；至今还吵闹不休，无理取闹。母亲还说，队里分得几棵白杨树和苹果树，竟然有人将硫酸涂在树干，埋在树根。这些很小的事情，却使我异常愤怒。这不是第一次听到。早在我未出生之前，这种窝里斗就异常频繁。仿佛是这个村庄的一种传统。我出生乃至稍明世事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和经历过了。我不能无视父母的屈辱，但我又是无力的。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村庄的对手。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因此，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人是恶的”的思想就很深刻地嵌入了我的骨头和灵魂。
该做饭了，妻子和母亲一起动手。手虽然在忙活着，但母亲的嘴却不闲。过一会儿就说，那个谁谁谁还没来看你呢。我说，不来才好呢！为什么要他们来看？妻子从我的话中听出了我对这个村庄的厌恶，随口说了一句这地方人真坏！我说我早就受够了，要不是父母亲和兄弟还在这儿生存，我一辈子都不愿回来。不是东家打西家，兄弟骂哥哥，就是张三李四因为一株麦苗，一块石头、一块干地皮吵架，实在不可开交甩开膀子就打。穷得叮当响，就知道窝里斗。正说着，一位还算不错的堂哥来了，我招呼着坐下，递上烟卷，点着，漫无边际地重复那些说了几十遍的套话。
几天后的下午，没事了，就一个人转过自己家的坡岭，到爷爷奶奶和我们居住过的旧村庄里走走，看望一下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村庄还是原来的模样，层叠的石板沿坡而上，两边错落的石头房屋大都衰败了，黑黑屋檐上悬着一条条凝成绳状的灰垢。偶尔有几声鸡鸣，几声老年人喊打野狗的苍白吆喝声。走进一家家门，黑黑的屋子让人压抑。
与坐在炕边上的老人攀谈，都说，哎呀平子，好几年不见回来了，这会儿在部队上干啥呢？我照实告诉他们。老人会唉的一声，说你那个大伯不在（去世）了，是前年春天的事儿；那个大娘死的可好过了，没打针也没吃药，睡着觉儿就过去了……下一个该轮到谁谁了，再一个就是谁谁，再下一个就是俺了。好像老人们的死都是按照一定次序来的似的。我不好说些什么，只是安慰老人多保重身体，有病就要花钱去治，不要硬挺着。老人会再唉的一声说，哪儿有钱呢？打盐的钱都上愁！
离开一家，到另一家，路过爷爷奶奶居住过的院子，门板还是童年的那付，台阶还是我不知踩过多少次的那些。如今，它们都静静地躺在那里，身边长满茅草，身上覆着厚厚的枯叶和泥土。春夏茂盛的野草只留下躯干，在院子回旋的风中摇头晃脑。因为久无人居，使我不自觉地感到阴森。记得童年常在这小道上呼啸往来，嬉闹打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所有哭声和笑声几乎都遗落在这里了，或许就在那稀疏的石头墙缝里，只是时间太久远了，它们喑哑无声，已经沉淀成石头的一部分了。
我们的早晨
被冬天稀释了的阳光爬上窗棂，一夜北风此刻消停，去年的丝瓜藤蔓悬在房檐，干枯得纹丝不动。院子里的苹果树裸着一身黑色。母亲将剥了几层皮的白菜放在刀板上切成条状，洗了，又随手抄在只放了一点油的小锅里，一声爆响，饱含水分的白菜就把滚油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随着熊熊燃烧的柴火，水煮白菜的清淡味道在我们家飘起。
早饭是雷打不动的小米粥就土豆、白菜。小米是自己家种的，白菜土豆也是自己家种的——这我早就熟悉，它们的味道一生我都记得。这次回家，我总是嫌母亲炒土豆、白菜时放油太少，吃起来没有味道。母亲说：俺小那会儿连白菜、土豆都很少见，有的糠窝头吃就很不错了。省油不就是省钱吗？以后还要给你和继平（弟弟的名字）盖房子，不省怎么行？
我对母亲说：省省省，身体重要还是钱重要？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俺就这样过来了，吃好吃坏都不要紧，只要吃饱就行。
2000年后，家里状况有些好转，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不用再吃掺了玉米面的面条儿和馒头了。我和妻子回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让小弟骑上车子，到几公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买回一斤青椒、二斤猪肉，十二斤包菜和三斤豆腐。
母亲说，你和媳妇难得回家一次，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咱奢侈点儿就奢侈点儿吧。你媳妇又怀了孩子，大人吃好孩子才能长好。别像你刚生下时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一个月从头到脚蜕了三层皮。
我说我在外边什么都吃过，主要是你和俺爹，都上了年纪，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母亲说：俺不委屈自己啊，这不，玉米面都不吃了。去年天旱，种的土豆不长，到八月是才收了不到两篮子土豆，昨天吃的那土豆是从你大姨家背来的。买就买点儿吧，再说也快过年了。
房后的斜坡上，堆着朽干了的粗大木棒，父亲一根根掀起来，扔到厨房门上。木棒上沾满了泥土，有的长出了白白的菌苔，像扇子一般，层层叠叠的。有的多半被湿土掩埋了很久，经父亲一掀一扔，泥土干脆地掉了。
父亲从斜坡上下来，走在屋门，伸手拿起斧头，走到那堆粗大木棒跟前，找一个厚而平坦的木墩子，开始一块块儿解劈。
劈柴有些讲究。在家时，我学过这门手艺，当然跟着父亲。起初，每根木棒的纹路都纵横交错，不知道先从哪儿下手。父亲说，这还要看是什么木头，如果是柿木，朽了就成了软绵绵的渣子了，斧子劈哪里都可以。枣木、木和栗木很硬，一般舍不得用做柴烧，你看咱家的面板就是枣木做的，几十年不坏，即使刀剁万遍，也还是光光的。
松木有油，湿着的时候很好劈，最好先用锯锯成一段儿一段儿的，往地上一墩，斧头一劈，它们就开了。最难劈的就是有长节子的木棒了，纹理扭曲，劈几斧子也还是分不开。
渐渐的，阳光有了一些暖意，母亲催促弟媳妇把孩子夜里尿湿的尿布拿出来晾晒，该洗的放在铁皮做的大盆里，先用水泡上，洗了晾了，孩子很快就可以用了。弟媳妇站起身来，把怀里的小侄女儿递给弟弟，转身，甩打着后跟儿磨得失去平衡的皮鞋，走下母亲的院子，到自个儿家里收拾去了。
我怀孕的妻子走过来，母亲说，没事儿就多睡一会儿。妻子说，早上空气好，勤走动着孩子好生，说着话儿，抬步走到母亲屋里，舀水洗漱后，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就到院外面的土路上溜达去了。
母亲对我说，你快去跟着，咱这里路陡，千万不要摔了。
我应声而去。听到我的脚步声，妻子扭过身子，看着我说：这早晨真安静。
我看到，向阳地方的草儿开始发芽了，灰雀就像擦着头顶在飞。
父亲走到石头砌起的羊圈门口，将两只绵羊牵出来，浑身洁白的羊一跑出圈门，就撒开四蹄，冲向院子。母亲说，饭好了，吃饭吧。弟弟走进房门，搬出小桌子，放在屋子的空地上，又从碗橱里取出六个瓷碗，送到母亲面前。
回家
又三年过去了。2004年冬天，我和妻子带着三岁的儿子杨锐东，再次从巴丹吉林沙漠出发，回南太行乡村老家。再从北京上车，出了京都，车窗外的冬麦显得安静，浅绿的身子伏在黄土上面。儿子在车厢里胡乱走动，那么多人，他并不陌生。我跟在后面，像一个护卫。妻子和对面的一位女士聊天。一站，又一站。车过邢台，我把行礼提前放在车厢门口，妻子给儿子穿好衣服。车门打开的瞬间，我就嗅到了浓重的煤渣、灰尘、汽油和铁屑气息。它们过熟悉了，在家乡的很长时间，我就被它们浸润、包围、容纳。即使离开了多年，我依旧能够从这种气息当中，嗅出最为熟稔的部分。
这是冀南小城沙河，它的天空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灰暗。站在人迹稀少的月台上，看见西边隐约的山峦——我的家就在它们之间，在它们最为偏远的一处：渺小、卑琐。村庄的周围，大片树木与蒿草里面，掺杂着石头、腐骨、炊烟，以及人、牲畜的叫喊。
夜晚到家，放下东西，刚说了几句话，母亲说烧一锅开水，让我和妻子洗脚。灶台在院子东墙根，由细木头支起，上面覆了一层黄泥和油毡。母亲从一边的柴堆里抱柴，灯光从窗玻璃投射出来，干硬的院子地面上还有着风吹的痕迹。对面的村庄也在忙碌，我听见了他们孩子的哭、大人的喊。
屋里灯光昏黄，面孔模糊。煤球火炉上，暗红色的米粥已经熟了。我们的儿子一刻不闲，在他祖父祖母的炕上，手里拿着一颗啃食半天的苹果。我出门，替娘填柴烧火。柴火很旺，不断发出噼噼啵啵的响声，火苗似乎一张张舌头，从我脸颊一侧，呼呼向上。不一会儿，水在里面就开始骚动了，它们咝咝响着。母亲说，再放两根干柴就要开了。我嗯了一声，找了一根两米长的干苹果树枝，握住两端，放在膝盖上，像拉弓一样，把它折断。
母亲、弟弟和我们一家三口，围坐着吃饭。摆在面前的是：土豆丝、炒白菜、切开的火腿、鸡蛋、馒头和一小碟咸菜。儿子不安生，和弟弟的小女儿甜甜一起，争抢印花的木碗，或因为一颗煮熟的豆子，用勺子和筷子相互击打。母亲放下碗筷，替我们看管。我知道母亲不能吃凉了的饭菜，就说，你吃饭，我看着他们。母亲说，我看我看，一会儿就好了。我坚持，母亲也坚持。我只好几口吃掉馒头，喝完米汤，替母亲看两个孩子，让母亲吃饭。
收拾了碗筷，窗外暮色凝重。对面的村庄相继进入睡眠，灯光接连熄灭。
我走到院墙东边，掀开锅盖，一股热烈的蒸汽蓬勃而起。灶里的火焰明明灭灭，舀了开水，端了盆子，从一边小路上，走到我十二岁那年父母亲就给我盖好的房子里，仅仅1分钟或更短时间，滚烫的开水竟然不再烫手了，它们的热量已经在短暂的途中，被冬天的冷没收了。
再回到母亲房间，儿子和侄女儿仍在嬉闹，穿着脏鞋，在爷爷奶奶的炕上奔跑。弟媳刷碗筷，母亲坐在炕沿。
妻子坐在母亲身边，拿着一本黑皮包装的《新旧约全书》，一边念着诗篇，一边停下来给母亲讲解。她说到摩西、撒旦、耶路撒冷、海地、埃及、100只羊、约伯的花园。弟弟坐在凳子上，正在修一把要很久时间才能打开的铜锁。他的手指足有八寸长，满是皱纹和裂口。
我在桌子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桌子靠墙的一面是镜子：一只柳条篮子里竖着一丛带着绿叶的红花，一边写着“万寿无疆”。再向上，是一张山水画：青山、江水、柳枝、桃花和在空中静止飞行的鸟儿。再一张是牧羊的耶稣手持权杖，在河边的青草上，以远处的黄色山脉为背景。基督画像左侧是镜框，里面存放着2岁、挎枪、扛摄像机、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列兵、抱着儿子、军官的我，19、33、48、55岁的母亲，还有坐在我们中间的父亲，石家庄和少林寺的弟弟，满月时的儿子和侄女儿，猝亡的大舅和祖父，因肿瘤而去的奶奶，正襟危坐的大姨，站在一边的小姨……无色的镜面上好像有灰，极为细腻的，落了一层。
过往的都是灰尘。我突然感叹。一小时后，两个孩子睡了，母亲把他们安放在被窝里，睡姿舒坦。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母亲站起身来，倒开水洗手，又到里屋端来一只面盆，放在煤火台上。
我说明天再和吧。母亲说，明早就没馒头吃了。说着，就倒了面粉，掺了水，和起面来。
夜色愈加深重，外面有风，呼啦啦地吹过房顶和院落。到处都是风和草木摩擦的声音。整个村庄在夜晚深陷。一个人在寂寥的院落中站一会儿，四面的寒冷匍匐而来。相邻的鸡们、羊们已然睡熟。
回到房间，母亲已和好了面，洗了手，在火苗上烤。大家都有些困了，妻子困了，蜷缩在母亲的炕上睡着了。弟媳抱着睡醒的侄女儿，在膝盖上拍。——我抓过母亲的手，看到一对修长的手掌，上面爬满了皱纹、黑皮、白茧、冻伤和刀伤。我叹了口气。儿子在梦中嘬了嘬嘴巴，小嘴吧嗒吧嗒，在静静的乡村深夜，格外响亮。
母亲说，不早了，睡吧。我们说好。妻子抱了儿子，我提了水壶。出门是黑，一堵墙似的。风依旧在吹，嗦嗦的树叶贴着地面疾飞。回到自己的房间，热热的火炉吐着蓝色的火苗，在我们房间，在乡村深夜，安静着，把自己点燃。
旧居的温暖
清晨，朝阳从门框上方的窗棂照进来，淡红色的。墙上的花草年画、美女头像以及悬悬欲掉的黑色灰尘纹丝不动。妻子和儿子仍在熟睡，他们呼吸均匀、甜蜜、节奏。我将手臂伸出被窝，寒冷迅速围困。我打了一个哆嗦，穿好衣服。我又看见了那些搁置多年的家具：松木花纹的、浅黄色的家具，有的已经拱翘和弯曲了，但并不影响整体。它们待在那里，在长久的安静、白天偶尔的日光和夜晚奔窜的鼠群之间，以及浮尘、蛛网和安静的覆盖下，已经有十五年的时光了。
而房子老了，没人再用十多年前的眼光看它。石头的墙壁，青石覆盖的房顶，背靠山坡，在世事和风雨中逐日陈旧。它目前最大的优点是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宽敞的地界，深陷山凹的温暖。而家具还是原先模样。它们看不到外面的阳光、风雨和大雪；也因为没有常年的烟熏火燎，少却了褪色的机会。
15年，多少的日夜，我在其中奔走，从孩子到青年，从这里到那里，从虚无到现实。其间都是些什么呢？岁月的粉末分散各处，在生命中燃烧、熄灭，然后消失！
我记得：上初三那年，母亲和父亲，先后用两个冬天，带着锯和斧子，到三里之外的山里，锯掉分给自己家的树，再抬回来，在院里剥皮，把光光的树干推靠在东边的院墙下，一日一日的阳光和风，由表及里将它们晾干。再一年冬天，木匠来了，带着沉重的家具，走进这所房间。他低头，把电刨子、锛子、锯、斧头、凿子一一摆开，然后用尺子量了木头，用墨斗打线，用锯把它们一块一块解开，放在地上，又一块块地放在电刨子和锯齿下面。飞速的锯齿和快速的刨子将它们打理平整，凿出凹槽或推平棱角……整整半个月时间，散乱的木头成为家具。
木头们粉碎的肢体被母亲拣起来，一把一把放进灶膛。家具打好的当晚，我就睡到了这个房间，一个人，夜夜嗅着松香和油漆混合的味道，哭、笑，睡去或者醒来。
那时候，我想：那么多的家具，足够我一生使用了。而事实上，我们的一生，要有多少东西放进和取出了呢？我对母亲说，打这么多的家具没用。坐在土炕边儿上的母亲叹了口气，我知道她的想法：她想为我找一个好媳妇，而没有好的房屋和家具，谁会嫁给我呢？
躺在床上，吱呀的床板响着我一个人的孤独、忧郁和不安。我预感我一定会离开，而且很远。我不想要这些家具，尽管它们结实、漂亮，令好多人啧啧赞叹。
果不其然，14年前的某个上午，在大雪纷纷的村庄，我迈出了脚步。几年后，我就长大了。所不同的是：我在西北沙漠，家具们仍在南太行村庄的这所房间。在外地，有时候我也想起它们，但很短暂。
在时间轨道里，我慢慢结实，甚至过早地出现了衰老的迹象，总是自觉伤感，而这些家具依旧崭新，颜色光鲜。期间，我一次次回到这里，在这间房屋，这些家具之间，安然睡去或者心怀伤悲。
我总是想：如果我当年留在这里，而不是去向异地，附近村庄里的女子，会不会有人真的嫁给我？并在南太行乡村，围绕这间房屋和这些家具，在篷拥的尘土和不断的人事中搀扶着跋涉呢？我们会有怎样的孩子，会是怎样的生活境遇？这些家具里，到底会存放一些什么？它们会不会像我们的年龄或者乡村的日子一样，很快就破损和陈旧呢？
可是我离开了，将亲人留在这里，房屋和家具也只能顺从。十五年了，它们仍旧保持着一种沉默的崭新，在时光深处，显得比我年轻。1999年，弟弟结婚的时候，我建议用我这些家具，省些钱；而父母亲给弟弟重新又打了一套。也曾多次劝父母亲搬到我这所房子居住，他们也拒绝了。母亲说，分给你的，到啥时候都是你的，我们就住我们的。我听了，长时间无语。父亲说：留着吧，叶落归根，等你老了，退休了，还得回来住。我看看父亲胡子拉碴且瘦削的脸，忽然想哭。
我们的一天
阳光爬过东边的山岭，来到我家。它在房顶、院子、羊圈、猪圈和鸡窝上面，光芒稀薄、淡黄。我起来时，母亲已经在院子里面烧饭了，浓浓的白烟从茬子后面的烟囱里，呼呼冒出。弟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仍还没起床。院子下面的苹果树肤色黯黑，枝条在空中静止不动。对面的马路上偶尔有车，向上的卡车和轿车，向下的摩托和自行车，它们的声音从河谷传来，在我们的家居和耳膜里回响。
妻子、儿子也起床了，儿子出门，从三个石头台阶上爬下来，在院子里站稳脚跟，嘴里含糊地喊着姐姐，趔趄跑过来。我在院子里迎他，抱在怀里，他叫爸爸。我答应着，站在阔别多年的家居院子里面，儿子在怀，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快乐。
大家都在母亲的房间用脸盆洗漱，在院子一边刷牙。早上的空气有点沉滞，大概是灰尘太多的缘故。不一会儿，我就为大家炒好了菜，舀了饭，大大小小七只碗。母亲新蒸的馒头在篦子上，热气腾腾。
三哥来了，从老坟地一边的杨树林里，上了北边山岭。那里有一条路，我们挑水、种田都从那里经过。弟弟在院子里看见了他，回屋说，那边的三哥来了。我说哪个三哥，弟弟说对面住着的那个。我嗯了一声，算起来，这个堂哥是我在安子沟关系最好的了。他在上海宝钢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学院读书，见过几次面，吃了几次饭。我离开的那年，他也回来了，算了几万块钱下岗费。回家盖了七间新式房子。每次回家，他总是第一个来看我，说一些话和家乡的事情。
我扒拉掉碗里的饭，到院子里，他正在我家门前的小路走，我叫了一声三哥，他答应着，快步走来。进屋，我掏了支烟，给他点着，请他坐在椅子上。
他嗯了一声，说献平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啊。我说两个月吧。他说，轻易不回来，回来一次不容易，能多待几天就多待几天吧。
我说是的是的。接着是一些漫无边际的话，记得他曾询问我现在的钢铁短时间内会不会跌，我说不会的，至少五年之内，一直会保持甚至上扬的。他走之后，母亲说，人家老三现在包铁矿，去年挣了几万块钱。母亲的话音里面包含着十足的羡慕。中午，前面的合生哥来了，他的年龄和我父亲一般大小，只是辈分低。我十二岁那年，他整房基地，被炮炸了眼睛，虽没全盲，也只能戴高度近视眼睛。
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弟弟挑水，妻子烧火，儿子和侄女儿在下院玩，叫声很大，对面马路上也能听见。合生的后面跟着他大约两岁的孙子。到院子里，就冲我说，献平回来了！我叫了一声哥。然后像原先一样，掏了香烟，给他点着。母亲拿了一张凳子，请他在院子里坐，然后开始说一些事情。
这时候，虽然已经腊月了，但天气仍旧暖和，春天一样，日光照得人浑身发暖，晒得久了，有一种洗热水澡的感觉。后坡上还有零星的绿色，是返青的猪耳朵、苗苗菜、野蒿和灰灰菜。
妻子说，可以在向阳的地里种一些菜，我买了一些油菜、韭菜和芹菜籽，洒了水和花肥，翻松了土地，栽了几根木桩，盖上塑料布，不几天，油菜就出来了，小小的头颅在满是水雾的大棚里翘了起来，一颗一颗，连绵成片。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看一遍，逐渐，看出来的多了，心里也绿茵茵的。
中午饭通常由妻子做，蒸了米饭，炒菜有：青椒肉、粉条白菜、炸土豆条、炒鸡蛋和西红柿蛋汤。其中，粉条白菜和炒鸡蛋专门为母亲所做。
母亲自小就是一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我和妻子劝她吃肉，她说：都是个命，吃了人家，心里面不得劲。儿子和侄女儿玩得顾不上吃饭，妻子满院子追着喂他们，两个孩子有时候争抢，一个不让一个吃。
妻子只好瞒一个喂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把两个孩子喂到不吃。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家之后，我不愿意睡觉和吃饭，晚上总想和母亲、弟弟一起待着，说一些话。每次吃饭都觉得有点无关紧要。母亲知道我喜欢吃炸麻糖（油炸鬼），就拿了十斤面粉，让小饭铺炸了一大筐子，放在里屋柜顶上，让我想吃就吃。弟弟吃饭很快，也喜欢吃炒菜，不一会儿，两碗米饭和几个菜就下去了。
日光缓慢消淡，对面的松林烟气氤氲，和尚山、茶壶山的红石悬崖格外清晰。门前的路上不断有人经过。认识的多，不认识的很少。正在看孩子的时候，我九十多岁的大奶奶拄着拐杖从左侧的山岭上走了过来。满头的白发纹丝不动，木杖敲在尚未下过雪的干土上。
接着又有几个人走过，从我晾着衣服的铁丝下面，空手、手提或者背着东西，他们分别是：从山上背柴回来的弟媳姑妈、南垴村的侏儒凤莲、我父亲的堂兄杨贵里、砾岩村的傻子金生、大队副支书的老婆秀秀、儿媳玲玲，然后是由砾岩村返回的大奶奶。她路过的时候，太阳已经掉在了小扇山顶上，北边的村庄一片阴凉，穿着红色棉衣或者灰色衣服的乡亲们在自家院子里走动，炊烟升起来，向着逐渐黯淡的天空，向着人类的头顶，攀缘而上。夜风骤然发冷，门前的柏树微微摇晃。吃过晚饭，母亲和妻子分别穿了棉袄，拿了手电，她们要去和尚沟村聚会，读《圣经》、唱赞美诗、谈心得，十点钟左右返回。
父亲从大雪中归来
睁开眼睛，正墙上没有往日早晨可见的碎阳光。我想天气一定阴着。回到家里十多天，天阴的次数很多。开门，迎面是大雪，从空中连续下落，在地上、树枝、山坡和荒草上静止、增厚。我转身，对还在床上的妻子说：下雪了。妻子穿好衣服，掀开窗帘，孩子一样拍手、大叫。又站在门槛上，和我一起看雪。
落在院子的雪表面平整，除了树根稍微隆起外，其他地方高低一致。因为是早上，雪上还没有人的脚迹，可有不少的小鸟爪痕，多而杂乱。院子东边山坡上，枯草挑着一身的雪，弯下脊梁。没有一丝风，天幕苍灰，对面的青山隐没，马路上也没有了车辆。
在雪中，许多的事物都不见了，只可以看到雪。
我对妻子说，你看着儿子，我去娘屋里拿扫把。妻子应了一声，回到正在吱吱哇哇喊着要起床的儿子身边。我下了台阶，脚下的雪发出吱吱的响声，从我的鞋底、上升到了血肉和骨头。我一步一步走，它们也成群叫喊，使我有一种说不清的快感：虐待的、破坏的还是摧毁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在崭新的雪上走路，整个身心都是明朗、直接的。
我随手拍了一下路过的一棵山楂树，积雪簌簌而落。隔河相望的村庄也有人扫雪，竹子的扫把和铁锨吱吱啦啦地响，此起彼伏。
母亲在做饭，我就说，娘，扫把在哪儿？娘说，去年买的那个磨光了，还得买。我说我去买吧。说着，就沿着门前小路，往邻村的小卖店走。
过了一道小山岭，迎面还是雪，但好像有人走过了，清楚地昭示着人们的准确去向。
向下的路有些滑，我打了几个趔趄，突然滑倒的时候，一丛稗草将我拉住。小卖店还没有开门，里面有人呼呼大睡。我叫了他的名字，好一会儿，他揉着睡眼打开了门。我踢掉鞋底上的雪，买了扫把，扛起回家。我原想把路上的雪扫掉的，可又不舍得。我尽量踩着来时的脚印，不让这大片的雪再多一双痕迹。
走到自家院子，我扫雪，我想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儿子和侄女儿要玩，不可以让他们滑倒。扫把深入积雪，一下一下地，将它们推倒一边，露出一条窄窄的小路。我一口气扫到母亲、弟弟和我们的院子。
扫完，抬头看看天空，雪花仍在纷扬，那么多的雪，从高处，从不可企及的天堂，前赴后继。有一些落在我的眼睛里和脸颊上，凉凉的，像是一些轻微刺入的针。
到处都是雪，我们待在屋里，在母亲的房间，围着火炉说话，母亲坐在炕上，用褥子包着腿脚。弟弟用胶布缠着菜刀把儿。我说：爹还没回来，又下了雪，不通车怎么办？弟弟说，咱们弄车去接吧。娘说他一定会回来的，不用专门去接。我看了母亲一眼，有点不满。
吃过中午饭，二京子来叫母亲，说下雪了没事，不如到教会听传道人讲道。
做下午饭时，麦雪仍旧在下，在空中，像是一群俯冲的蜜蜂。我在锅里添了水，放在煤火炉上，坐在炕沿上看书，水就吱吱响了。我跳下来，到里屋挖了一勺子小米，淘好了放进锅里。
到院子里倒水的时候，忽然听到对面马路上有人喊弟弟的名字，我一听，是父亲。我急忙把小米丢在窗台上，转身从院子外两米多高的地沿上跳下去，转到小路上。到河谷，再上到一块麦地边儿时，父亲也到了这里。
我三年没见的父亲，用一根棍子挑着两个带子，里面鼓鼓囊囊，脸上的皱纹里积攒了一些黑色泥垢，胡子和头发一样长。我接过担子，说：爹，咱回家。
父子俩一前一后，从光滑的小路上回到家。我们儿子醒来了，妻子教他喊爷爷。父亲坐在火炉边，倒热水给他洗漱。又到小屋里拿了早就买好的羊肉，洗了、切了，放在锅里煮了一遍，倒掉，重新添了开水，放了调料，端到我们房间，放在火炉上。我想一两个小时后，父亲就可以吃了。
黑夜，雪更加白了。妻子炒了几个菜，拿出我们带来的宁夏红酒，要父亲喝。父亲喝了一大杯子，说不敢再喝了。我说这酒没事，父亲坚持不喝，母亲也说不要再喝了。我们只好作罢，收拾了碗筷和剩菜，出门小解，我竟然有些发晕。给父亲点了一支烟，打了洗脚水，我们和弟弟一家各自返回自己的睡房。躺在床上，妻子说，咱爹真苦，再也不能让他老人家这样了。我无语。一边的儿子喝完了牛奶，抿了抿嘴巴，不一会儿，就侧身睡着了。
春节来临
雪后的某天，有人掀开我家门帘。说，武安有人来卖猪肉，看我们买不买。母亲说去看看，可又不懂得猪哪里肉好。我也不知道，就叫了妻子，踩着打滑的积雪，向下面的马路上走。一辆三轮车早就停在那里，两个男人在积雪上跺脚、抽烟。他们说，就剩下两条猪后腿了，妻子嗯了一声，伸手在松软、骨头白森森的猪腿上捏了捏，说：咱就拿这条猪腿吧。卖肉的用秤称了，说：23斤3两。然后看着我们的脸，母亲把手伸进棉袄的夹缝里掏钱，我拿了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卖肉的。母亲说，我掏吧。我说一样，站在一边的合明哥说谁小（辈分）谁掏。我说当然是我掏了，怎么能让俺娘掏钱呢。
仍旧有雾，看不清远处，也看不清近处。路边的枯草和树枝上结满白色冰凌。刚进家门，母亲说，把这些肉炖了吧，吃起来方便，妻子说炖了就不新鲜了，现吃现割的好。两个孩子继续在炕上玩耍，学唱戏，两个人啊啊地转圈走，模仿基本的戏剧动作。
父亲坐在炕沿上看着他们，由于兴奋，两个孩子竞相往他们祖父的背上爬。我呵斥儿子说，爷爷累了，不要欺负爷爷。儿子眼睛看着我，眼珠咕噜转了几下，转而又和他姐姐一起，啊啊地唱戏去了。
母亲说，今儿个都腊月二十八了，该准备春节的东西了，什么都还没有买，对联也没贴。我朝妻子要了五百元，往邻村的小卖店走。天气不是太冷，我穿着父亲的牛皮鞋，嘎吱嘎吱地踩着积雪，不一会儿，就到了商店。买了十瓶白酒、两条香烟、六袋奶糖、四斤瓜子、五袋薯片、十二包果冻、六听可比克、一袋辣子酱、一瓶苹果酱，还有三张大红纸。
傍晚，鞭炮声零星响起，在下面的河谷经久跌宕。孩子们不怕冷，在院子里，红肿的小手攥着冒烟的柏香燃放鞭炮，叭叭的声音格外清脆。
妻子剁了前天杀好的肥公鸡，用开水冲洗了两遍，连锅一起，放在煤球火炉上。快开的时候，依次放了食盐、生姜、香叶、大料、辣椒、胡椒，盖上锅盖，转身又在案板上切了青辣椒和土豆，她知道我爱吃土豆，切了很多。
我拉开柜子，拿了酒。两个孩子不一会儿就睡了，对面的村庄也安静下来。我对父亲母亲说：咱们一家几年没在一块儿过年了，弟弟说三年了。
妻子拿了一只海碗，夹了一些鸡肉，放进碗橱里，留给两个孩子吃。母亲不吃肉，妻子做了一盘油炸鲜奶蛋卷，端到母亲面前。
父亲、弟弟、弟媳、我和妻子喝酒吃饭。几杯酒下肚，我就有些晕了，这显然低于我往常的酒量。起身，觉得整个肉体是虚浮的，棉花一样。我提了酒瓶，端了杯子，做到母亲跟前，倒酒给她喝。母亲从来不喝酒，我劝她喝，她就喝了，接连喝了六杯。
除夕夜
我们一家八口人——睡在一面土炕上——妻子的主意。我们从各自的房间搬来被褥和枕头，摆在母亲和父亲的炕上。喝完酒后，夜里十一点了，母亲催我们睡觉。我和妻子抱了儿子，弟弟和弟媳搂着侄女儿。父亲和母亲脱了外罩，熄了灯。儿子人多兴奋，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我拍着他的屁股。午夜很静，外面除了风，再没什么响动。
醒来，外面仍是一片寂静，叫母亲开灯。灯光白亮，同样的灯泡，竟然要比傍晚时候亮出许多。弟弟也醒了，我说起床吧，都三点了。说起就起，弟兄两个不一会儿就站在了门口。母亲说，先放两挂鞭炮，再去拉着你们房间的灯。
对面的村庄仍旧没有声音，我们燃放在对面河沟里撞出大片的激烈回声。我和弟弟走向各自平日睡眠的房间，拉着院灯，同时点燃鞭炮。火药在黑夜炸开，连续的亮光照着附近的草坡。
星星有点暧昧，整个天空都还懵懂，彻骨的冷从地面敲打我的血肉和骨骼。对面有人打开了灯光。他们一定被我们鞭炮惊醒了，窗帘上有人穿衣，吱呀而开的门上铁锁叮当。
接着是他们的鞭炮声，一片一片，四处跌宕。孩子们在院子里大声说话，大人们在屋里忙着煮饺子。我叼着香烟，将早就买回的鞭炮、二踢脚一一点燃。
母亲、父亲、妻子和弟媳相继起床，母亲洗了手脸，先端了素馅饺子，倒在水开如花的铁锅里。接着又端来猪肉饺子，放在另一面铁锅里。我们吃的时候，父亲的羊肉饺子也浮上了水面。
我们该去村里拜年了，那里有比我和弟弟辈分大的长辈。
从北边山岭上，过了硬石和冰凌的河谷，再走上一道石阶小道，第一家是78岁的二大爷（即大伯）家。我们进去，浓滚的柴烟乌云怒卷，我们俯身拜年，道喜说好之后，快步出门。接着是改妹大娘家——接着是复生爷、喜娥大娘、三牛大爷……直到三哥家，村里长辈家的门槛，我们都相继踏过了。
这时候，天仍旧漆黑，灯光在村庄之间明明灭灭。
回到家里，儿子和侄女儿早就着装整齐，在屋子里面，唧唧喳喳。妻子端着盛有饺子的瓷碗，追着喂他们。父亲坐在炕沿上抽烟。不一会儿，院子里响起人声和脚步，给我们父母拜年的人来了，在屋子里，一波一波地打旋儿。
母亲要我和弟弟再吃一些饺子，我们说吃饱了，一会儿再到前面的几个叔伯和堂哥家去拜年。我又提了鞭炮，在院子里放。又有人来了，回到屋里。他们居然给我拜年，称我为叔叔、甚至爷爷。我心里一惊，蓦然感到了苍老，我下意识摸摸下巴，昨天刮掉的胡须毛刺一样扎手。
最后一波人走了后，太阳出来了，淡淡的光涂抹在远山近岭上。鞭炮声零零落落，孩子们喊声夹杂其间。我和弟弟一起，从东边山岭，走进堂叔家。再到另一个堂叔家，满墙的耶稣和标语，黑黑屋顶上灰尘成条，在柴火中左右荡漾。再前面的副支书堂哥家金碧辉煌，很多人在他的沙发上抽烟、吃糖和瓜子，然后喝酒，说笑。一杯一杯的白酒，进入肠胃，火焰一样。
大雾弥漫
大雾弥漫，黏稠的空气掌控了村庄的每一个空间。睡下后，我才想起忘了洗脑袋。妻子说不要洗了，到北京洗澡。我关掉台灯，睁着眼睛，天花板上，老鼠们蹿来奔去，唧唧喳喳。妻子似乎也没睡着，她和儿子的呼吸散漫。
明早就要走了，我们离开村庄，又一次将父母和小弟留在这里，一家人隔山隔水，在时间和世事当中，任凭灰尘洗涤、光亮照耀、黑暗覆盖。
我似乎听见了母亲的叹息，穿过玻璃、墙壁和布帘，在我内心，喑哑而疼痛。外面漆黑，太多的雾水蔓延惆怅。对面小孩哭泣的声音清澈得令人焦躁。我叹息出声，一边的妻子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还会回来的。我没有吭声，在大雾夜里，在即将分别的清晨到来前，心情沉重。
我突然想一个人在深夜走走，在村庄和山坡上，满带心事，像石头一样滚动。妻子抱住我说，冷，不要了！我把赤裸的手臂伸出来，打开灯，旧年的家具依旧，崭新中似乎弥散着某种哀愁。
我知道，我们不得不离开。这是多么坚硬的事实！侧身，摸摸熟睡的儿子，他温暖的身体在呼吸中起伏，光滑的皮肤让我感觉到了棉花的朴素与温暖。
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灯光穿透院落停靠的黑暗。我打开房门，扑面而来的大雾似乎一堵无法穿越的墙壁，柔软得生硬。母亲不知何时打开了院子的灯，黑黑的村庄，只有我们这一处有亮光。我叫醒熟睡的儿子，在懵懂之中给他穿好衣服。
妻子说，儿子儿子，咱们回家，去看姥姥姥爷了。我内心发疼。
父亲点燃的灶火，红红的火焰照亮了半边山坡，母亲正要把饺子往锅里下，妻子说不想吃，我也不想吃。父亲粗大的手指在火光中明灭闪现。弟弟和弟媳也起来了，他们在屋里，把我们的行包放在一起。
弟弟坐在炕沿上，一脸忧郁。弟媳在一边站着，见我们进来，过来抱了儿子。说要好好抱抱。屋里的气氛安静，有一种深切的哀愁在我们各自的内心嚣张。我又看了看墙壁上的年画、耶稣画像、黑黑的屋顶。
小路上黄土泥泞，马路上没有车辆，村庄没有人声。站在马路上，面对父母、小弟和弟媳。我竟然没有了要说的话，沉默了好久，也没出声。班车快到时，我重重地叫了一声爹和娘，站在他们面前，眼泪流下来，像个孩子。
儿子不明所以，他在一边奔跑玩耍，不要我们任何人抱他。班车来到，停下，我们上车，母亲和小弟也上来了，他们要送我们到另一个村庄，然后再步行回来。我想他们不要去了，可又无法开口。
从家门口到另外的村庄，距离短暂，母亲抱着我们的儿子，她的孙子坐在前面，我和弟弟坐在最后一排。灯光刺破浓雾，片刻时间，邻村就到了。
车子停稳，母亲要我去看看二妗子，表哥表嫂还没起床，二妗子也没有起床。他们出来，在房间坐了一会。班车就响起了催促的喇叭。我故意放慢脚步，和母亲一起，走到班车前。
班车开动了，母亲在后面跑着，向我们招手，不知喊着什么。我趴在窗玻璃上，心里难受，但没哭。弟弟把摩托放在小姨妈家，要把我们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一路上还是大雾和泥浆，不断上下的人，对面驰来或者超我们远去的车辆。
到邢台，吃饭，我看到弟弟的手指细长，又布满了裂口和皱纹。我劝他多吃一些，他闷头答应，蓬乱的头发犹如狮子的鬃发。
妻子劝弟弟回去吧，再迟就没有回村的车了。他一步一回头，看我，我挥挥手，他也挥挥手。即将看不到的时候，他停下来，又看我。
弟弟走远了，我还在那里站着。
列车开动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感动。亲人和朋友，我最好的骨髓和粮食，我一生的心都靠你们来喂养。只是，村庄远了，亲人远了。我忽然想到，这一生当中，一些事情总是在渐去渐远，在消失，在沉淀。村庄是，亲人们也是，我自己更是。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从一开始，我们就在拥有中失去，在温暖中离散。很多事物，包括人，也只能在我们生命乃至内心、灵魂里留下一点痕迹，但这些痕迹也是极其脆弱的……儿子还小，他想不到这些，在人的车厢里，依旧胡乱忙个不停，窗外的城市、村镇、麦地、荒滩、沟渠和水流，大雾渐次消失，华灯初上的北京：跑车、脂粉、尘土、声浪——使得它更趋幽深不可测……而回望的故乡，却总是令人深深叹息，心里布满忧郁的风声乃至悲怆的思想。
逃跑的暗火
命运
对面南山上，松树很多，四季郁郁苍苍。很多年前，有一个孤寡老妇人居住，她的房子就在松林的中央，周边一大片空地，一人多高的茅草之间，偶尔有长满苔藓的黑色岩石露出来。房前和屋后分别有一块田地，春天种植玉米和土豆，秋天是谷子和高粱。左房侧有一个小小的水井，清水之间，乱草浮在水面。她在的时候，无论天气多旱，水井不干；她有事出门几天，水井就干得只剩下一把白土了。她一回到家里，就又是清清的一汪泉水。
村里一直有人去那里锯木头、砍柴和采山楂。我也去了几次，中午干活累了，跟着父亲，到老妇人家喝水，吃干粮。老人大约六十多岁，身体硬朗，只是鬓间的头发有些白了。她似乎一直就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在粗布衣服上穿针引线，屋外的阳光落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也落在她半个肩膀上。老人很热情，见到我们，老远就站起来，招呼我们进屋。
她总是穿着黑色的对襟上衣，脸膛黑黑的。等人走近，笑哈哈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那时候，看到这个人，我心里总觉得怪怪的。这样一个老妇人，独自住在深山野岭，有时一年不出一趟门。老人们说，这里狼和野猪很多，还有不少的妖精。有人亲眼看见，狼群擦黑时候就四处走动了，妖精们在深夜唱歌、打架和争吵。不少夜里，狼们猛撞她的木板门；还趴在木头的窗台上，用牙齿咬，用头撞。还有人说，这里的妖精经常在黑夜把人从炕上抬到院子里，或者房后的空地上。
有一次，我和父亲走到她家门前，她站在一边，让我们进屋坐坐。我跟在父亲后面，一进门，把阳光丢在外面。屋的中央放了一口已经漆好的红色棺材，一头对着左侧的土炕。喝水的时候，端着碗，却不想喝，一直觉得那碗里一定有着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中毒的。她一直在一边看着，可能知道我的意思，就说，到树上摘些苹果和李子吃吧。父亲立马起身，走出来，爬到她房子左侧的苹果树上，摘了好几个青色的苹果。因为没熟，吃起来有点硬，味道也苦涩，就又爬到李子树上，摘了两兜。回到院子里，坐在树荫里，和我一起吃。
往回走的时候，我问父亲，这个老妇女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里。父亲说她的丈夫以前是个八路军，结婚不到两天，就参加八路军了。没多久，就在平汉前线牺牲了。她一直没有改嫁，守着这座房子，后来又收养了一个从河南逃荒来的男孩，还以丈夫的姓给他取了名字。长大以后，在距离这里二十公里之外的和尚沟村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因为母子两个闹不来，她就一个人又回到这里居住。母子两个，多年不曾往来。到那时，我才知道，她的义子就是我同学刘桂增的父亲。因为这件事，从心里觉得，刘桂增的父亲肯定不是一个好人。
站在我们的村子里，老人和她的房子都隐在黑黑的松林里，连炊烟都看不到。每次往南山那边看，就会想起那个她，想起她屋地上阴森森的红色棺材。没过两年，也就是我升到初一的那年，听说老人被村里干部送到了养老院。没过多久，又听说她在养老院和另外一个老人搞对象，还两个人住在一起，按养老院工作人员的话说：这个孤寡老人不讲“精神文明”，通知村干部带上她的亲属去看看，要再胡来，就把她开除回来了。
果然，没过几天，她果真回来了，工作人员先把她送到养子家，养子和媳妇坚决不收留。根据本人意愿，又送回到她在松林的家。后来有人再去那里干活，还到她家去喝水。夏天摘苹果和李子吃，冬天到屋里烤火。有一次放学回来，问刚从那里回来的父亲，那口棺材还在不在？父亲说，在，不过挪了一个地方，放在炕上了。
暗火
穿过松林，翻过南山，用了大半天时间。顺坡下去，是武安的叫前群村。很大，也像河北这边住着石板房，村前有一条河沟，里面都是千冲万刷的大小卵石。那年我十三岁，和另外一个大人，冒着一身臭汗，到村里，穿过几个窄小的巷子，进到一个忘记了名字人家坐下来喝水。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个子不高，脸色黑，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操一口武安方言。屋里家具很多，正中靠墙处是一张已经油漆剥落的木桌。墙上贴着《薛仁贵征西》的戏曲年画，对面是一个高高的淡黄色衣柜，里墙根放着十几个粗大的水缸，里面盛满了麦子、玉米和谷子、豆子之类的粮食。她迎我们进门，每人倒了一碗白开水，微笑着示意我们喝。我看她家的灶台收拾得还算干净，就端起碗来，不几口，就喝了两大碗水。
这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村后的山坡上，遍生洋槐树，青色的叶子在风中忽闪，斜了的阳光落在高处的树冠上，也落在没有阴凉的草坡和石头上。喝足了水，我在院子里转，看见左右人家的房子和院子，对面的山坡和树木，还有不少的羊只、鸡群、猪猡和黄色的牛。房背后的似乎有人吵架，声音很大，在河沟和对面的山岩上撞出一大片回声。我听不懂到底因为什么，又相互骂了一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吵架没好口，骂的都是很脏的。
站得累了，我就在她家院子的一块红色石头上坐下来了，想晚上怎么办，回去还是在这里借宿。日光逐渐转暗，深处谷底的村庄暗淡起来。这时候，有一个闺女扛着一把锄头进了院门，看见我，眼睛猛地往里陷了一下，瞬即，脸上也掠过一层颜色。她大约有二十几岁，个子不高，很丰腴，方形的脸蛋洋溢着一种健康的肤色，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圆而大，睫毛长得像一挂草帘。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看着她，走到墙根，将锄头放下来。
下午吃饭的时候，她给我端了一大碗鸡蛋汤面，葱花在上面使得白色的面条显得很好看。几乎一天没吃饭，我早就饿了，想端起来狼吞虎咽，可是她一直就在旁边，没有吃饭，一直看着我。我的脸有点发烧，不好意思吃面，但必须要吃，就用筷子，一点一点地往嘴巴里塞，嚼动的时候不敢把始终牙齿露出来，就鼓着两个腮帮，嚼得不能再烂了，再吞下去，再吃。同行的那个人倒是一点都不羞怯，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吃，满屋子都是吸食面条的响声。
吃过饭，天就黑了，北斗星在山尖上。四周的天幕底部有点发红。我们和他们坐在院子里，有风吹过来，掠过皮肤，像是一层清水，凉爽而又惬意。他们在咕咕哝哝地说话，我没有心事听。时不时看看坐在对面的那个大姑娘。她也不怎么说话，夜色覆盖了她的身体，也收藏了她的表情。这时候，我不再小心翼翼了，而是正面看着她在黑夜中的轮廓。过了一会儿，她起身走出院门，看着她出去，我有点着急，也没心听他们的说话了。站起来，在院子里慢条斯理地踱步，平均两秒钟看一下院门。
晚上，躺在陌生的床上。外面静极了，连风声都没有，偶尔传来别家婴儿哭泣的声音。再后来，是此起彼伏的狼嚎。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都是那个大我十几岁的姑娘的脸。在被窝中，我的鼻息中似乎有一种肉体的温煦味道，经久不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以前遇到那么多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女人，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同来的人在旁边响起了鼾声，我看着微微发白的窗户，忽然想到：她到底在哪个房间睡呢？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没有洗漱，就站在院子里，看着东边的太阳、山顶上的蓝天和草叶上的露珠。小路上走过来走过去的人。等了好久，不见她从屋里出来，我想是早早起来下地去了，还是在睡懒觉。同行的人说要走，我嗯了一声，没有动身，他再催，我只好跟在他后面，告别。一直走到房后的山岭上，我还在回头看，有几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妇女在玉米地里锄草，可我不知道哪个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