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一生中，大造物主一直使小造物主心神不安。这个大造物主感到极为困惑：竟然没有一个统制者。不是他自命不凡，他嘲笑一切对自己权力的解释，但是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依然不可抑制——尽管它被称为神、命运或死亡。自信和幻想无法逃脱这张罗网。
首先是放弃教义。“我坚信耶稣……是被自称为救世主的狂热者处死的。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我从《新约全书》转向《旧约全书》，我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摩西……另外，我不能接受一个咒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宗教……更不能相信有一个赏罚分明的神，我看到老实人倒霉，流氓无赖走运。看看塔列朗，他肯定会寿终正寝！……如果我受到告解神父用地狱的痛苦支配，我能够保持独立吗？一个身为无赖的告解神父能发挥多大的威力！……”
他在这件事上始终如一。从他的童年时代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一直鄙弃所有的宗教（就他自己而言）。他不愿承认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把能够做到的一切归于正常人的理解、勇敢、互相配合和对人的了解和想像力的运用，这样的人不可能相信《圣经》上记载的奇迹。他曾对一个部下说，二百万人在摩西井喝水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他更讨厌对末日畏惧。他不谈道德，但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才谈它。在他临死之前不久，他在岛上与一位密友谈话时说：“假如我能向天主吐露一切不幸，从那里得到幸福和拯救，那么我该有多么愉快啊！难道我不应该要求得到它吗？在我一生不同寻常的经历中，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不用害怕天主的审判席和判决。我从没有过杀人的念头。”
由于以上原因，他在逆境中从不气馁。他在去世前五年希望死时不要告解神父，但又说人在临终时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实上这颗心至死都坚强不屈。
这样的人怎么能屈服于命运呢？他的自负使他相信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他只能把失败归因于命运。但这种有关命运操纵的意识最终垮台之前就存在了，它终生跟随着他，就像其他人赖以生存的敬仰与奉献和依靠对命运的相信，拿破仑从事了英勇的斗争。他感到自己穿着坚固的盔甲：“我是顽石的化身。闪电终究不能击毁它，只能无劳地发泄不满。”有一次他富有诗意地表达了自己的蔑视：“如果天塌下来我们就用长矛尖把它顶起来！”
这种反抗情绪很少出现。一般来说，他是听天由命的。在数百次谈话中可以证实这一点。例举三次：“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的气数是固定的，谁也不能改变……谁都难逃一死。”他对魏玛公爵夫人说：“相信我，有一个万能的神。我只不过是神的工具。”对约翰·冯·缪勒说：“从根本上说，所有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我只是凭借我司命星的影响才变得伟大。”在这些比喻中，我们看到对神的意识和依赖已融入对他自己之中的使命。这时，先知的光辉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但又被他那铁一般的自信所遮掩。
但拿破仑根本不像别人那样追崇他的司命星。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强调他的好运而贬低他的丰功伟绩。所以，他没有其他人那样迷信。路易带来一把贵重的刀，但不大愿意给他。拿破仑从弟弟手里夺了过来，说：“不要担心，只是切面包！”约瑟芬因为找人算命而受到他的责骂，但出于好奇，又让她把算命的鬼话全说了出来。他想让布拉迪斯拉发和约的签署日推迟，等到重新采用大革命以前的历法之后再签定。但他没有下令，只是随口说了一句：“那样我会十分高兴。”一八二〇年，施瓦岑贝格的死让他感到非常欣慰。在为拿破仑再婚的舞会上，施瓦岑贝格的官邸着火了，皇帝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现在施瓦岑贝格死了，消除了他所有不安的预感。
除了这些小事之外，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二十年中我们从没听说有一天他以迷信为理由做出推迟或修改的决定。但为了政治或修辞的目的，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司命星”和“命运”。因为他想在欧洲充当“命运的主宰”，他试图以下面的花言巧语来说服像亚历山大那样的人：“按命运的安排向前走是明智的、正确的。”他喜欢玩弄与命运、机遇类似的东西。他认为命运多少有些沉默，相信自己是下一场战斗的根本。“在这些事情上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有一点差错，一个小的疏忽就能改变整个结果……对于智力平庸的人，机遇将永远是谜。但对于头脑清楚的人，它终究会变成了事实。”
当他把才能、命运影响力混为一谈的——来证明自己是个充满活力的宿命论者。他说：“要防备有人对我行刺，我相信自己的运气、神魔和卫兵。”
他以这种男子汉的气概，迈着阔步行进在生死之间。
一部现代悲剧描述了一个想死的人。拿破仑说刻画得不错，但违反规律：“人都想活，不想知道怎么死。”所以，他从青年时代就反对自杀，开始是在一篇文章中，后来在一道命令中，以后又多次重申自杀是懦夫的表现，尤其是在逆境之中。对文献的研究显示，说他在第一次逊位之前企图自杀纯属杜撰。主要的自传都没有说到这件事，这一传闻是不可信的。在他的最后几次战斗中，拿破仑忠心效命沙场，从来没有想过服毒自杀。
然而，他并不是在枫丹白露的最后日子和滑铁卢战役之后才厌世。十六岁的他在日记中就记录下自己的厌倦情绪，三十岁时他给哥哥的信中也流露出这一情绪，这在他精力最生气勃勃的年月是看不出来的。那些追求幸福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位生性不适合享福的天才在自己生涯的顶峰也享受过满足，并且有过兴高采烈的时刻。但也有过怀疑的时候：
“为法兰西的安宁，”波拿巴在卢梭的墓旁说，“一个人要是根本不存在那有多好。”
“为什么，执政官？”
“他为革命铺平了道路。”
“我想你不反对大革命吧？”
“时间会显示，假如我和卢梭都从未存在过，这对世界和平会更有利。”
这样的怀疑渐渐地消失。但一直没有失去的是那种可怕的孤独感。随着他的青云直上，他到达了更令人恐惧的高度，导致孤独感也与日俱增。“有时生活令人难以忍受。”由于大海对他怀有敌意，只有沙漠使他感到舒适自在，那对他来说是无限的象征。那是令人崇敬的空旷之地，当普通生活的场景消失时，空旷之地就展现在他面前。
最能使拿破仑摆脱思想的束缚，使他高兴的就是他独自坐在剧院的包厢里观看悲剧演出。
除外，其它的都不能恢复他内心的平静。由于他的爱比别人都要少，他注定要悲惨地孤独一生，那是他为自负所付出的代价。“既没有幸福，也没有愁苦，”他说，“幸福者的一生是一幅银白色背景上画黑星的画面。不幸者的一生是一幅黑色背景上画银白色星的画面。”并不是这些夸张的比喻才能描绘一颗心灵的孤独。有更尖刻的声音从那熟悉的角斗场上传来：
“科兰古，你不知道这里正发生的事吗？我们一起的一些人想过得快活，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要经过奋斗才能得到那渴望的清闲。我自己怎么样？我有宫殿、妻子、孩子吗？各种紧张不正在把我累得精疲力竭吗？我不正在每天都献身于国家吗？”
他献身于工作，这就是他谈到国家时的态度。他在岛上说下面这番话时，有个轻柔哀婉的声音在回荡，充满了一幕崇高的悲剧性讽示：
“我的肩上一直扛着这累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