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自信、自尊和自负是他在革命和执政之间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他是凭自身能力，瞧不起所有为自己高贵的出身感到自满的人，不过他还是欣赏别人的自负，只要这一自负体现在成就上。但在宪法上，他规定别人不能与他平等。他必须挑选最能干的人担任行政和其他职务来维护自身利益，然而他还要使群众满意：他兼顾人人平等个人利益。这些矛盾是冲突的根源。
精神和武力是他的武器，他在革命找到这两种武器。“为什么法军如此勇猛？因为军官们逃亡了，军士由此当上了将军。你可以率领一支拥有军士的部队，因为他们来之于人民。”多年来，拿破仑不予授予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荣誉勋位大十字勋章。但因他们在施瓦岑贝格的官邸救火中表现英勇，皇帝大发慈悲，才授予了他们。他弟弟荷兰王滥发的勋章是不准在巴黎佩带。他给弟弟寄去的给国王的备忘录如下：
“这神圣荣誉标志岂能给一个陌生人，给一个即将就证明是无赖的人呢？要清楚认识你的臣民！不应该轻易地满足授勋的愿望，正如不满足外出打一天猎的愿望那样。应该把显著的成就放在首位……现在你还没资格将带有自己肖像的勋章授予别人……”
他的自负使他证明没有名门出身对一个有独创性或非凡的人有好处。有阿谀奉承者提议，将他的一位意大利祖先封为圣徒，他将其视为愚蠢的行为。梅特涅给他看一张家系图，这是在一张根据托斯卡纳的波拿巴家族档案编造的图。皇帝气愤地说：“给我拿走！”拿破仑在官方报纸上刊登了下面这则启事：“波拿巴家族始于何时的问题，告诉大家：雾月十八日。一个人欠了皇帝那么多，他怎么如此忘恩负义，如此没教养，竟然炫耀他的世亲问题？”有一次，有人在他的家系问题上与他争执不休，他大怒道：“谁也不准把我当成一个国王来侮辱我！”
慢慢到了开始出现分裂的过渡阶段。“我是国王们的布鲁图和共和国的恺撒。”这话的意思模棱两可。“我知道我让逃跑的是下层民众；不是贵族；我知道我加官进舜的是贵族，不是下层民众。”这话清楚明了。“塔西佗因使暴君害怕人民而受到夸奖——这对百姓来说是件坏透了的事。”这话只准一个意思。
在此人面前，谁也不会相信这句无意说的话：拿破仑在得到权力之前假装赞同自由的原则，之后很快就违背了这些原则。恰恰相反，此时我们需要一次思想交锋。这是那个自信的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一直也没有解决。
“我也是平民，他们和我心脉相连……贵族一直都是冷漠的，没有仁慈。”这番话向我们明白他原来的性格倾向。正因他克服了这一倾向克制住他那天生的同情心，他才有如此成就。当然，奖赏分明的他曾因庄严的荣誉勋位饰带装饰他小孩的摇篮，他还曾让塔列朗告诉称他为“卿”的已被废黜的西班牙君主应称皇帝为“陛下”，这都是贻笑大方的行为。如果他的心情好，他会意识到这一缺点并加以改正。有一次，他在派欧仁还是派塔列朗去准备埃尔富特的“帝国会议”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时他突然以男子汉的气概下定了主意：“受不受指责与我何关？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无所谓。”
皇位继承权的有关问题被提出来讨论，对任何人都是个重大的问题。“说我篡位是不对的。我不过是抢了路易保不住的空位而已。我要是路易，我就不会让革命发生，不管这一变化使思想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我的优点是我的好运气，我和帝国一样是新兴的。”但他不在乎这混乱的逻辑，反而更进一步，给他弟弟路易写信说：“从克洛维时代直到救国委员会时代，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我都要管。凡是故意说出的反政府言论，那就是对我本人的攻击。”
由此可知他的自负在捍卫正统性方面如此有力了，他几乎当真地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除此外的方面他仅把它用作政治套语），他竟然要对那些国王的行为买单，正是这些国王的废黜为他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他一生都在围绕着这一地位问题左右为难。奥斯特利茨战役后的那天晚上，在考尼茨城堡，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旗帜、被俘的将军、战败的指挥官发出的快信接踵而来，他都置之一旁，因为巴黎来了信件。后来凡是巴黎的信件他都这样做，全神贯注于一封充满了一个女人的流言蜚语的信，信上说，市郊反对政府的人已发誓永远不再踏进宫里。他气愤说：“啊！这些人竟敢如此大胆？行吧，旧贵族先生们，我们等着瞧吧！”这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的晚上！
这种仇恨就像是一个男人对一个不愿嫁给他的女人所慢慢产生的那种感情。他必须不顾一切战胜传统精神。一天夜里，在刚刚描述的那个场面之前不久，他约同勒德雷尔从客厅来到弹子房玩耍，然后谈了起来：
“你的参议院对贵族毫不怜悯，不存在支持帝国体制的团结精神。”
“陛下，它是听从你本人的。”
“这我用不着。它必须听从我的衣钵，无论谁拥有了它。衣钵应该足以保障其继承人的安全。这是贵族精神，你们这些乌托邦缺乏这种精神！”
整个世袭的问题都包含其里。它从这些话中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来，促使了第二次结婚，因而又上演了悲剧性的结局。拿破仑不能独自创造的只有：孩子和祖先。所以他联盟当权者，这了结他的子嗣问题，也可以让他的孩子成为正统的出身。他并不真是平民中的一员，而是一个贵族，他这样看待自己谁敢有意见？
“我特殊的地位。家谱学者想把我的家谱一直追溯到远古年代，还有一些人说我出身于中下层阶级。事实无从知晓。波拿巴家族是科西嘉的世家，名气不大，但也比那些羞辱我们的蠢家伙强。”
这是一个十六岁青年口气的小贵族的后裔，几个伯爵在军事学院里取笑他，在巴黎的寄宿学校里讥讽他。这正是支持君主政体的法兰西贵族羞辱他时，那个年轻人在他写作中使用过的字眼。他早年受辱的记忆铭记于心。没有永远难忘的凌辱，他对整个正统性问题很说不定是另一种看法，他的政治生活、他的家、他的命运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欧洲历史也可能大变模样。
他的自负在与法兰西的斗争中同样得到显示。他并非纯粹的高等贵族，所以他一辈子都否定自称出身高贵的说法。同样，尽管他表面上是法兰西人，他不具有法兰西血统，所以他常谴责法兰西人，就像他常批评贵族一样。二者他都征服了，但对这两种征服他充满了担心。
但他对法兰西的征服胜于对君主政体拥护者的征服。因为他没有法兰西人的血统，法兰西一直都不是他合法的配偶，她只是他的情妇。他很清楚。他求爱、委身、抛弃，他从与法兰西模糊的关系中感受到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我只有一个爱人，只有一个情妇：法兰西。她对我忠贞不渝，她为我流血，无私地给予我她的财富。如果我需要五十万人，她会答应我！”他责怪其情妇时就像个摔破醋坛的情夫，他“外柔内刚”地教育着她，他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只有他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以名誉和想像来构引她。所以，他胜利时她满脸堆笑；所以，她把孩子交给他。
然而，情夫和情妇一直相互顶撞。他们总是互相妒忌。谁都想制服对方。听听他像一个暴虐的情夫那样嚷到：“我发誓我所做所为都只是为了法兰西。我能给她想要的自由！”他站在客厅的中央，一边大声对客人说，一边目光审视着他们。他经常对密友恶语相加：“还是原来的高卢人！还是那样轻浮、那样虚荣！这些何时能被自尊心所取代，期望有这一天？”
法兰西人充满疑惑。私地里，他们就不能说拿破仑曾经写给弟弟路易的那些话吗？“由于你已加冕，你已忘了你是个法兰西人，你全力说服自己是个荷兰人。外国的环境让你充满想象，但它仍是外国。”勒德雷尔这样描写拿破仑：“他做了一件事。他们对他决不会像对拉斐德热心（拉斐德对他们无任何帮助）。他们从心底里钦佩他、尊敬他，因为他对他们有好处。”
他的自负的另一种形式，它最光辉的形式，也以悲剧而告终。“希望我是自己的后代，高乃依这样的诗人会让我想些什么，让我做些什么、让我说些什么。”从他的少年到流放，在他出生和死亡的那座岛上，历史上类似的事件让他逐渐有了自尊。他说，历史是惟一真正的哲学。要是他对历史不存在这种特殊的感情，拿破仑的生涯可能不会甚至完全不会是现在这样。他的政治分析有两个来源：历史和想像力。前者是理智的，后者是感性的。只有历史是他栖息的地方。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唯一的，他一个人旅行，只有历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尉开始与恺撒一起腾飞。在罗什福尔，皇帝沉信地米斯托克利的英勇的榜样，以此终止了他生命中活跃的时期。
在开始与结束之间，我们发现了若干表达他的想像力运转方式的迹象，这些迹象体现在古往今来历史的重大事件。什么原因让他反对塔西佗和夏多布里昂？因为他们告诫人民防范暴君。什么原因让他责怪行刺恺撒的人？因为这人想对昂吉安公爵的判决辩护。他担任首席执政官时突发其想想写几章罗马史，以证明“恺撒不想称王，他被谋害是因为他想结盟所有的派别以恢复秩序”。他又补充说，恺撒在参议院里遇害，那里的四十个庞培人都是独裁者的仇人。拿破仑背后的意思是他要清洗参议院，他也如此做了。
他以罗马风格描绘了八个美丽的浅浮雕像的草图，这些像要雕在凯旋门上，显示他统治的业绩。雕像要完全表达实际，只是在表面意义上蕴含着历史的自负。他召集许多国家历史学家和富于创造力的作家，和他们交谈许久，以便通过他们为媒介赢得后世对他的赞扬。他觉得自己的肖像是如此逼真，他说亚历山大从来没有让阿佩莱斯画他肖像。大卫要把他画成“骑在战马上的威风姿态”。他很兴奋地坐在腓特烈大帝的书房里拟定军事命令；在无忧宫请这所房子前主人的传记作者共进晚餐；在伦巴第欣赏奥古斯都的凯旋门；在埃及参观庞培的柱形纪念碑，在这些纪念物上留上烈士的名字；在马德里和莫斯科研究腓力和叶卡捷琳娜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但他对这一切的喜爱并不只是审美趣味。他耗用的那些时间是史诗般的，那是拿破仑得到的真正的报答，那是他最初梦想的实现。
他不断描写着自己的历史。年轻的将军按时间顺序记录他最初的功绩，他在那长长的画卷后面又添上一场场新的战斗。做这件事的是一只艺术家的手，为的是永存不朽。有人把意大利王冠拱手给他时，他觉得不过是五年前的功劳，犹如从古到今的传奇故事一样：“几年以后，我们在尼罗河岸上得知计划失败了，对这一坏消息我们感到非常伤心。但幸好我们的军队勇敢，当意大利无辜地以为我们还在红海岸边的时候，我们已到了米兰。”此时，他竟然当众践踏法兰西的宪法，使得亚平宁山上最卑微的民众也知道他从埃及回来了。他在与教皇对抗时写了一封长信又让欧仁抄写，这仿佛是欧仁写给教皇的信。信中说，只能把拿破仑比做居鲁士和查理曼。
他在其生涯的颠峰时对他的奥地利大使说：“不要有问题出现，我是个罗马皇帝，属于恺撒家族最有名望的世系。夏多布里昂曾把我与提比略相比，提比略只能从罗马旅行到卡普里。好主意！图拉真，奥雷连——都一样的。他们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他们使世界得到解放。你没看出我与戴克里先的政权之间的相似之处吗？权力网终天下。在一个以尚武为基础的国度里，文职官员的权力无人能比……人注定要做恺撒的。”
名誉是他一生的目标，也是惟一的目标。他全心投入到了这一目标上：他对自己独一无二的意识，他的使命感，他的荣誉感，他的尊严，童年时的梦想，青年时的理想，成年时的功业，失败时的不安。未来是一幅巨大的未知的图画，吸引着他全部的想像。他的心愿更像是关注后世的拉丁语的“Sloria”，而非当今人们欢歌笑语中的法语的“gloire”。一个精灵对不朽的追求激励着他，尽管他知道他也是凡人之一。“碌碌无为地活着，蹉跎岁月，等于白来于世间。”
他修改了加冕誓言，发誓要保卫国家不容侵犯和人民安居乐业。他在诺曼底亨利四世的一个战场上修建起一个纪念柱，柱上篆刻着：“伟人喜爱那些与他们趣味相同的人。”腓特烈的剑“比普鲁士国王拥有的一切都珍贵”，但他平时也会想到未来。他让为流浪者建房，他是如此告诫大臣的：“我们应给后世永存遗迹。”在他临退位时，他拒绝卖国求荣，他的部分名望就来自对这些领土的征服。他在临终时说出一段发人深思的格言，意义艰深，像他的命运一样凄凉：
“对荣誉的热爱就像是横跨深渊上的一座桥，以此通往天堂。荣誉成为过去和未来的纽带，沟壑把他与未来隔开。我留给后代的只有我的名字，别的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