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精力在人身上。很少与自然力发生碰撞，因为碰撞只有失败。一般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命令人们为他征服高山和路程。人是做工的基本，这位艺术家的精力和想像力注定在与人打交道中疲惫。只要工作，就要征服他们。任何人也没有拿破仑战胜的人多。他不仅征服了军队和民族，还征服了不少优秀的人。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走轻蔑的道路，并以荣誉和金钱作为方针。自信和经验叫他了解，每个人行事都只是出于利己行为。有些人由于贪婪或家族观念的驱使而走向“钱”程；还有人力求公众的赏识以满足其虚荣心、野心。拿破仑不相信理想动机，完全依赖物质手段。雄心的冲动偶尔表现出渴望永载史册样子，这是违背他心愿的事，但他人格的魅力偶尔要比别人精心计划的其它诱惑力还要大。歌德曾说：“拿破仑是为信念而生存，他不能理解理想动机的本质。就在他渴望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却否认这种东西。”
然而，靡菲斯特式对人的理解与拿破仑完全不同，与歌德同样大不相同。他说：“多数人心里都种下了善和恶、勇敢和怯懦的种子。人性就是这样诞生的，其余的由教养和环境来完成。”由于二十年来他拥有的人性，每天对它的细致的了解是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拿破仑所使用的材料之中，最熟悉的就是人心。
他用东方的慷慨，为所有给他效力的人花钱。但对于个人的花销而言是节俭的。他在执政时期说；“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会拥有一点财产，无论他是否愿意。我的个人收入是八万到十万法郎，城里的房子和乡下的别墅。我还需要什么？如果我与法兰西之间相互有别扭的话，我会心安理得地退休，不再担任公职……但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偷盗，部长们都软弱。有些人一定储存了大笔的钱……怎么办？法兰西彻底腐败了。它总是这样，一个人当上部长就为自己建豪宅……你知道他们让我付多少钱来整修杜伊勒利宫吗？二百万！……一定削减到八万。我被无赖包围着。”
勒德雷尔回答说：“你在军事行动中花的钱肯定比国内侵吞的公款多得多。”
“所以我要注意我个人的花费。”
这次谈话告诉我们国家元首对钱的看法。他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并指责他周围人的贪污腐化与挥霍浪费；他承认自己发了战争财；更鄙视想要二百万来修饰一座宫殿的工匠，而就他自己的想法而言，他认为一点钱也不该花。在大革命遗留下来的腐败之中，他与军用器材供应商和发战争财者作斗争。但他刚惩罚完这一件事，又给了元帅们不该给的收入，部分人每年可以拿到一百多万法郎。作为执政官，他把那些盗贼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后来做了皇帝，他却以过高的工资给同一个政府增加负担。
尽管如此，与他关系好的人还是发了财，虽然没有他的帮助。“等到我两手空空的时候，”他对塔列朗说，“我就去找你。仔细告诉我，你靠我捞了多少钱？”
“我没有钱，陛下。但只要是我的东西，您随便用。”
拿破仑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根据原因而改变。想研究他技巧的各种变化，就必须将他利用的人分类。
将军和元帅依赖于他最容易，因为他们有无数立功的机会；因为对于他们的效劳给予慷慨的酬报，他们变得更加富有。通过大量金钱，来达到两个目的：在自己周围洒满光辉，让最有权势的军官居于依赖状态。看到这些军人挥金如土，欠下债务，然后找他要求帮助，他感到高兴。他把他们从富有引向贫困，然后又转回富有。同时，他不给他们发挥独创能力的机会，把重要的决定留给自己，这样统帅也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天才。他控制着在公告中提起时间和方式，由于他们的虚荣心和妒忌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各位将军。
结果，他们对他恨爱交集，这能更牢固地束缚着他们为他效力。可能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效忠于他：贝蒂埃和迪罗克，他把这两个人的爱比做一个孩子和一条狗的爱。内伊说自己是一杆装了子弹的火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下令就开火。至于拿破仑，他只对与他一起飞黄腾达的人有好感，并在回忆录中赞扬他们。他称赞德塞镇定自若；莫罗的“直觉超过天才”；而拉纳的“勇气超过理智”，尽管他的理智后来大有长进；克莱贝尔追求名誉只是为了享受；马塞纳没有炮火射击不会变的勇敢；米拉“没有才智，但勇猛！他是个笨英雄”。拿破仑不能放弃这些与他一起飞黄腾达的人，哪怕他们几乎都领教过他发火的滋味。瓦格拉姆战役之后，拿破仑在他的帐篷里对马尔蒙大发脾气，说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一刻钟以后又任命他为元帅。
有时对人的厌恶在皇帝身上占了主要位置。“有了这种想法，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战友，这让我痛苦不堪，我想尽办法打消这些可怕的想法。”但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拉纳的死伤了他的心，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说过对外公布的的诀别话。他向梅特涅透露说：“拉纳恨我。他受伤后叫了我的名字，我知道他快死了。他呼唤我就像一个不信神的人在临死前呼唤神一样。”
即便是他推崇的元帅表现出愚蠢或缺少勇气，他会像骂小学生一样地骂他们，尽管回想起青年时代的友谊也不能。他对朱诺说：“你的做法闻所未闻，特别鲁莽……你对自己的军事职责有一种特殊的见解。我认不出你！”在伦巴第对一位将军说：“在你的指挥下都是贪婪大于诚实，但到今天才知道你是个胆小鬼。离开军队，我不要再看到你这张脸！”在西班牙，一位将军投降了。六个月后，这个人在一次阅兵式上出现在拿破仑面前。皇帝在队伍中大骂他一通，并不听别人的劝告。目击者说，他训斥了整一个小时。“一个人可以交出一座堡垒。战争难以预料，失败随时可能。任何人都也许被俘虏。这种事明天就也许发生在我身上。但首先是荣誉！指挥官的任务是打仗，如果他投降就该枪毙……一个军人应该知道怎么死。我们要面对死亡……作为臣民，投降是犯罪；作为一名将军，而是犯了愚蠢的错误；作为一个军人，是懦夫的表现；作为一名法兰西人，你的投降是可耻！”
他的坦率使同时代的外交官感到惊讶，他们不依赖坦率。“在外交方面，机敏和摊牌比坦率更有用。外交官的花招已经过时了，他们的手段早就被揭穿了……什么都没有欺骗更能暴露弱点。”
在与英格兰的战争重新开始之即，他告诉英国使臣，法兰西需要很久以的才能与英格兰在海上对抗，但又解释说，他能很快把军队增加到四十万。在申布伦，他对奥地利的谈判代表说：“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们打败了我，我会提出一些优惠的条件；但假如我打赢了，我提的条件会很苛刻。我需要的是和平。”
他在与君主打交道时诡秘。在他权力登峰造极时的年月里，他不再去拜访任何人。在蒂尔西特，他两天内就反客为主；在德累斯顿，虽然他是国王的客人，却是一副主人的派头。他不与王后们打交道。路易丝王后乞求公正的对待时，他让她坐下。“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更有效地阻止一个悲痛的场面发生。人一坐下，悲剧就改为喜剧了。”
他的政策在那个黑人共和国效果不大。在波兰做得更好一些，他试图以庆祝活动和话语的形式把它争取过来。对犹太人则做得更好。大革命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之中很多人在莱茵河畔放高利贷害人。拿破仑知道作为商人的重要性，所以没有采取禁止措施。他想起了他们的法律和习俗，把他们的最高议院召到巴黎，该公会已有好久没有开过了。他让这一团体做出决定，成功地安排这一最高权力机构将高利贷给予禁止。但在西班牙，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忽略了所有的风险，让约瑟夫“将畏惧灌输给群氓”，以保证全体国民友好相处。所以，即便在他春风得意之时，他只能用一种敬畏参半的心情看待他们，感觉他们神秘莫测。他到埃尔富特希望用戏剧影响德意志君主时，告诉总经理不要演喜剧。“在莱茵河的这一边没有人懂喜剧。高乃依的（西拿）可以演，因为它描写了重大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表现君主仁慈的场面，效果肯定不错。”尽管他引述（西拿），雷米扎纠正他，说：“神任命了国王担任这一神圣的职务。在这一职务上，过去是正确的，未来是自由的。谁担任这一职务都不会被认为有罪，无论做什么，都无懈可击。”
“好极了，”皇帝大声说道，“主要是对德意志人，他们总有墨守相同的观念，还谈论昂吉安公爵的死！我们必须放宽他们的道德视野。这对德意志中习惯忧思的人有好处。”他似乎是在谈论德意志音乐，对此他一窍不通，实际上他是在考虑德意志哲学。它们都不合他的口味，他喜爱意大利的咏叹调和伏尔泰的智慧，说“康德是个默默无闻的作家”。这一观念使他无法预见这一可能性：一个动作如此迟缓的民族终有一日会产生狂热的情绪。
也许这个原因是不能理解的异族民众。在意大利北部他的确取得了进展，因为他当时是个年轻人，他的想法太天真，被压迫者的愿望仍然记忆犹新，他是大革命的先驱。但这个独裁者再也没有机会把火炬传给外国人了。但是他仍观注民众的意见。“一个统治者应该为民众而服务，不必担心他是否会使某某先生高兴……领导者居高临下，没有党派关系。谁进入了党派，谁就是奴隶。”这是原则，但行动是另一回事。
尽管是在法兰西，民众看到的也是令人生畏的人。他们怕了他十年，但他第一次失败之后人们产生了怀疑。“统治者对人民应该举止庄重，”拿破仑说，“但不能奉他们，如果不给予他们一切，他们会觉得受了骗。你问我为什么说威胁性的话？我说这样的话是为了避免做出威胁的事！”
但这严厉终究与他坦率的性格和民众的本能不相符，他不能通过名誉和金钱来引诱群众，他给他们看标志：王冠的加冕典礼、王宫、金碧辉煌和君主。但人们知道自己和统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没有受骗。
尽管他知道这一切，并且采取仁慈的措施救济穷人，但是永远也无法抹去原来记忆。他从思量君主到思量民众时，对同伴就不那么蔑视了。民众和君主都是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说：“改变世界的聪明人从不是靠影响首领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影响君主的人必定是个阴谋家，他的成果是二流的；而调动群众的人是为了改变世界面貌。”民主将他与民众分开，他对议会制度说的虽然话不是建设性的，但非常重要：
“共和国是提高精神境界和包含伟大事物萌芽的政体。但正是因为它伟大，所以终究都要毁灭，它需要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来维护其权力，这肯定会影响专制主义或贵族统治。贵族统治是专制政体中最烂的，罗马、威尼斯、英格兰甚至法兰西都是例证。共和国想实现强大，中央权力机构必须永远建立在议会之上……但只能通过腐败来实现，腐败是民众的肿瘤，是中央权力机构中可怕的武器。君主立宪制这一应急的手段的诞生。有它的长处，但要等到议会普选以后，其职责是约束君权。”
拿破仑知道到了十九世纪相关的所有问题。可是他根本不懂社会问题，因为他自己的生涯是从社会问题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