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和时代曲
20世纪是中国音乐由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型的一百年。1903年，清政府迫于维新派的压力，对学校开设乐歌课予以认可，于是，学堂乐歌率先揭开了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型的历史进程。当时积极从事乐歌的编配、创作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高寿田、冯亚雄等人，他们主要是选用美国、日本歌曲的曲调，填词成为“乐歌”教学生学唱。有些受到欢迎的歌，流传到社会上，也成为成年人喜欢唱的歌。李叔同用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填词而成的《送别》，就火爆走红，广泛传唱，流转至今。但不管这首歌如何广泛传唱，它的属性就是一首“学堂乐歌”，不能把它称为时代曲（流行歌曲）。
艺术歌曲和时代曲
20年代开始，从欧美学成归来的肖友梅、赵元任、青主等人，用他们在国外学得的西洋歌曲的创作方法谱写歌曲，中国乐坛出现了一种未曾有过的歌曲音乐形式—艺术歌曲。1927年11月，肖友梅创办了国立音乐院，他聘请了多位当时在上海的中外音乐家任教。1929年秋，黄自从美国学成回来，1930年出任音乐院的教授兼教务主任，和黄自同时期在音乐院任教的还有应尚能、李惟宁等名家。30年代先后进上海音乐院学习的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陈田鹤，被称为黄自的“四大弟子”。从肖友梅开始，到出身于上海音乐院的师生，曾创作有一批“艺术歌曲”，创作“艺术歌曲”的作曲家被称为“学院派”。
在当年的上海滩，学院派作曲家，认为时代曲不能登大雅之堂，谱写时代曲是堕落，是有伤风化，他们曾对黎锦晖发起猛烈的抨击和围剿。艺术歌曲和时代曲南辕北辙，在我们今天研究时代曲（流行歌曲）的历史时，不能把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也当做流行歌曲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介绍。流派不同、观点不同，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不同，把他们也放在流行歌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只能搅乱历史，无助于澄清流行歌曲历史的来龙去脉。
“新兴歌舞”和时代曲
黎锦晖1920年开始创作儿童歌曲，1921年开始推出儿童歌舞剧。其作品迅速流传海内外，使他成为“五四”时期名扬海内外的教育家、作曲家、音乐家。他的作品使中国的乐坛、艺坛出现了音乐史和艺术史上未曾有过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被称为“中国的新兴歌舞”。这些“新兴歌舞”主要是写给孩子们的；而他1927年开始创作的时代曲，则是写给成年人的“新型爱情歌曲”。这是两种不同历史阶段登上中国音乐历史舞台性质不同、风格不同的艺术作品，代表着黎锦晖创作历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领域。他的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都曾被广泛传唱，但不能称之为时代曲（流行歌曲）。
“时代曲”“摩登歌曲”和流行歌曲
在以《毛毛雨》为代表的流行歌曲问世的最初几年，无论是在歌坛上还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没有出现“流行歌曲”这样的名词。当时，此类歌曲叫做“时代曲”或“摩登歌曲”。当年百代公司为黎明晖灌录的《毛毛雨》唱片，封套上有“时代”二字，黎锦晖出版的歌曲集则称“时代新歌”、“时代新歌选”或“摩登新歌选”。我国著名演奏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秦鹏章老师，1935年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任“百代国乐队”的演奏员，当时“百代”录制的唱片，他都曾参与伴奏。他生前曾回忆：“流行歌曲这近代名词在当年是称为‘时代歌曲’、‘摩登歌曲’作为商业上的招徕词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论述当年流行歌曲的文章多把当时的歌曲称为时代曲了，“时代曲”一词的意思是这些歌曲属时代的新潮，“摩登”则是说这些歌曲是“时髦”的东西。
“时代曲”、“摩登歌曲”何时过渡到“流行歌曲”尚无足够的史料佐证，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是一夜之间的“突变”。1935年8月创刊的《歌星画报》，在第一期的《歌星论坛》专栏发表的一篇《供献给歌咏界》的文章说：“自从黎锦晖先生首创新流行的歌曲后……”这里出现了“流行”二字，但还不能把“新流行的歌曲”和“流行歌曲”当成一个概念。只能推断，在上海逐渐使用“流行歌曲”一词，是1938年以后的事情。
流行歌曲和电影歌曲
“流行歌曲”是一个专用名词，不能把凡是广泛传唱的歌都称为“流行歌曲”。
中国流行歌曲问世的时间，比电影歌曲问世的时间早了三年。到1936年，黎锦晖离开上海前，流行歌坛火爆走红的是他的几百首时代曲。1930年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问世后，电影歌曲中具有时代曲特征，在歌坛广泛传唱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成为流行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中国电影由无声到有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1936年才完全进入有声时代。此前问世的电影歌曲不超过百首，火爆走红的只有《渔光曲》等十几首，和当时大量灌录唱片、整天在广播和留声机里播放的时代曲无法抗衡。因此不能说是“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和发展才有了流行歌曲”。
1937年以后，周璇唱红了《天涯歌女》、《四季歌》和《何日君再来》，龚秋霞唱红了《秋水伊人》，赵丹唱红了《春天里》，盛家伦唱红了《夜半歌声》，以及陈娟娟的《月光光歌》和影片《王老五》的同名主题歌的走红，特别是1939年开始周璇连续唱红的电影插曲，电影歌曲中不断涌现的“流行歌曲”，形成了“流行歌曲”和“电影歌曲”平行发展，相互渗透的局面。
“流行歌曲”或“时代曲”是一种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曲调通俗易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流行歌曲的词作家和曲作家吟唱的是他们本人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是他们从生活中捕捉、提炼出来的素材和形象，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作品能否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和情感上的共鸣；电影歌曲表达的则是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是根据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影片主题的需要而创作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不能离开这些需要去随便表达自己的情感，否则将破坏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剧情发展的合理性，这是时代曲和电影歌曲的根本区别。无声片时代的电影，决定它的票房价值的是情节（故事）、人物和演员的表演；有声片问世后，凡是片中有插曲的，除了前面的要素，片中插曲由谁唱，歌曲是否好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的上座率。为电影谱写插曲的作曲家既要考虑影片中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的需要，也要使自己作品的风格能为观众（听众）所接受，时代曲的特点就自然地融入了许多电影歌曲。一些编导还根据那些歌影双栖明星的特点，不只让她们每片必歌，还专门为她们拍摄“歌唱片”、“歌舞片”，越来越多的电影歌曲同时也是流行歌曲。大家常常把电影歌曲都当成流行歌曲，是因为两者关系十分密切的缘故。
中国流行歌曲的历史始于1927年
研究中国上海时期流行歌曲的历史，首先要界定这一课题所涵盖的时间，而且要依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来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1927年《毛毛雨》问世前，中国乐坛没有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中国流行歌曲历史的起始时间是1927年，这是比较准确的不应该存疑的。目前，这个问题出现了多种说法，有说是1898年的，也有说是1917年的，还有说是1930年的，应该说依据不足，有些牵强。
中国上海时期流行歌曲的历史和香港时期流行歌曲的历史
1949年开始，中国大陆不能再公开传唱流行歌曲，也不再出版这些流行歌曲。当年号称“当代名歌全归百代”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1950年春节前后宣布停业，从此这些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中国流行歌曲创作、传播的中心，逐渐由上海向香港转移。这一转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2年末，“百代”在香港恢复运营，1954年，香港时代曲的创作和传播才进入黄金时期。进入60年代，上海时代的影响即“海派风格”逐渐淡薄，特别是1967年姚敏的逝世，在香港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香港时期流行歌曲的历史，与中国的上海时期，既有联系又不是简单的延续，那是香港流行乐坛自身的历史，不能把中国流行歌曲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延伸到香港时期。
“黎派音乐”和“海派文化”
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唯一一位自成体系、自成流派的大师级作曲家。由于“黎派音乐”长时间被否定，今天，一些研究或涉及中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文章，不用“黎派音乐”，而是用“海派文化”、“海派流行歌曲”的提法来阐述。“黎派音乐”和“海派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是研究和阐述中国流行歌曲历史无法回避的课题。
“海派”一词，最原始的含义是指上海一派京剧演员的表演风格，后来发展延伸到泛指上海的文学、戏剧、电影……所有的艺术形式和人文景观，都称之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通常是指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形成的市民文化，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化。“海派流行歌曲”的源头就是黎锦晖的时代曲，是“黎派音乐”。
这些问题，是我在研究史料，撰写《流行歌曲沧桑史话》过程中遇到的，在正式叙述“沧桑史话”前告诉读者朋友，是为“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