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家》2015年第04期
栏目：小说
1977年的冬天，我和母亲回老家蒲草去奔丧。那一年我九岁。三舅四十七，死了。
米镇离蒲草五十里，那时没车，想去姥姥家一律都是步行。记得那一天刚下完一场大雪，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和母亲从家里出来了，踩着积雪，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随着脚踩雪的咯吱声和雪灌进鞋里的冰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农村日子的艰辛。一路上母亲没话可说，绷着脸，脚步是急促的，也不顾及我的快慢，赶火车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我时不时地要跑上几步，撵上她，问啥时能到。母亲面无表情地回答：“快了，前面就是。”就这样，我和母亲整整走了四个小时。
我的姥姥、姥爷一共生养了十二个孩子，六丫六小儿。大舅李祥春、二舅李民春、三舅李会春、四舅李志春、五舅李和春、老舅李兰春；大姨李秀芸、二姨李秀琴、三姨李秀珍、五姨李秀芬、老姨李秀兰，母亲大排行老九，小排行老四，叫李秀英，也是他们十二个孩子当中唯一一个脱离了农村，嫁到城里的人。
在我众多的舅舅当中，开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三舅，是我的大舅李祥春。大舅虽是农民，但不务正业，不爱土地，爱赌博。成天鬼一样在村里游荡，白天睡大觉，晚上不着家，在蒲草一带是个有名的赌徒。那个年月，动不动就有人保组找到家里来，弄得全家人都胆战心惊的。自然大舅要比其他几个舅舅有“名气”。我的姥爷、姥姥自然对他也就操了不少的心。可要说生活过日子，几个舅舅加起来也没有大舅家殷实。这倒不是说大舅赌博赚了钱，日子好过，而是大舅的思维和那些弟弟不一样，不管输赢，该吃吃，该喝喝。照他的话说，有输的就得有吃的。
那时每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只有在大舅家的饭桌上能常见到大鱼大肉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在大舅家的餐桌上，或是鸡蛋或是鸭蛋总是要有的。而别人家白菜、土豆都吃不上流儿。我这几个舅舅和姨看了就生气，外面一屁股饥荒，家里吃的还这么好。可气归气，一个妈生出来的，哥兄弟、姐和妹还能怎么样。于是，在我的印象里，觉着大舅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更严重一些说，不是个什么好人。
在众多的舅当中，和大舅截然不同的是我的三舅——李会春。我的三舅是个大队长，还是个党员，是他们老李家在蒲草五十多户人家、几百口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党员。按当时大舅和三舅两人的表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兄弟俩不仅在家里是死对头，在队里也是天敌。大舅的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但他在全村的亲和力却好得出奇，连当大队长的三舅都不敢和他媲美。原因是他赌博交了不少朋友，公社里的一些领导、人保组的个别头头儿，自然就认识了不少。当然这些人不仅仅是认识，更主要的是“钱”的关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请大舅通融一下好使。时间久了，村里人，只念大舅的好，对大舅的游手好闲和赌博成性也就忽略不计了。大舅不仅赌博成性，村里的女人也没少划拉，大姑娘小媳妇，当然更多的是寡妇——好下手。要说这样的人应该是人见人烦，没人喜欢的。可大舅偏偏不那么招人嫌。说了也奇怪，赌博的人不管怎么输赢，手头儿总是有钱，你也说不清是他赢的还是偷的，借的还是抢的。说是偷的没人报案，说是抢的又没人找。再加上大舅办事的能力极强，能说会道，出手又大方，也就在村里混了个好人缘。三舅却不同了，三舅是大队干部，待人接物都是有原则的，自然很多地方就是得罪人，特别是亲属。
从米镇到蒲草要经过分水、石棚、大岭、官屯、青山怀、火石岭、苇子沟、前窨后窨、前英后英，然后才能到姥姥家的蒲草。我牵着母亲的手，一步一滑，深一脚浅一脚，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姥姥家。
这时的姥姥家很乱，满屋满院子的人，哀嚎声不绝于耳。三舅死了，三舅是蒲草最大的官儿——大队长，在乡下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死，在蒲草不能说不是件大事，自然前来吊唁和帮忙的人就不少，里出外进地帮着张罗、忙活。那年的冬天，也是出奇的冷，冬日里很少有人出出进进。特别是在乡下，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一个个都猫在屋里不想出来。只有哪家有了什么特殊的事情，通过队里的大喇叭，撇声辣气地喊上一通，这个冰冷的山沟才能活跃起来，村民们才肯走出家门。这一天的早上，还没等大队的广播放开始曲《东方红》，就听到哀乐声了。紧接着大喇叭就嚷上了，说他们的大队长李会春死了。开始村民们还没在意。在乡下死人是常有的事。在大喇叭嚷了三遍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是他们的大队长死了。便在惊恐中纷纷地来到了三舅家。
在乡下，死人和结婚都属头等大事，无论是谁家，无论是喜是丧，都要大吃大喝三天。特别是丧事，既表现了乡邻的热心帮忙，也能体现出主事人家的慷慨。也就是说，人死了，给活着的人一次吃饭的机会。特别是那个年代，吃是很重要的，属头等大事，怎么能不吃呢？三舅又是蒲草的人物，他死了，如同蒲草的天塌了，自然要比其他人过世显得紧张、沉痛和铺张。
我牵着母亲的手，风尘仆仆，急急忙忙地走进院子。第一眼就看见了支在院西北角的三口大锅，正冒着腾腾的热气准备着午饭。那热气在寒冷的冬日显得格外的温暖。我看了当时就有些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