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进了屋，三舅的尸体就停在厨房靠北门的位置。母亲扔下我的手，一下子跪到三舅的灵前，说哭不哭，说叫不叫地边喊边哈哈地叫了三声哥。然后又扯过我，让我给三舅磕头。我跪在地上，糊里糊涂地磕了三个头。我觉着好玩儿，磕完头就和母亲进东屋见姥姥。母亲见了她的母亲才真正地哭了起来。她喊了一声妈，母女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母亲哭的时候，我没有哭，就在一边看着。我就是觉得奇怪，这么多人在，哭啥？！也不怕让人笑话。这时姥姥拉我上炕，我就坐到了姥姥的怀里。
三舅和姥姥住在一起。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按乡下的规矩，姥姥是应该和老舅或大舅住在一起的，可我姥姥偏跟三舅住在了一起。后来我大了，听妈说，还不是因为你三舅是党员。我当时还小，不知道党员是干什么的。
我坐在姥姥的怀里。姥姥问我累不累，冷不冷。我看见一屋子的人，不敢说话，觉着挺好奇，挺兴奋。
姥姥家是五间草房，一明两暗的门，东面两间，西面两间。姥姥住东屋，三舅住西屋，中间隔着一个厨房。三舅的尸体就停在厨房的位置。
乡下每家的炕都很大，有些像大车店。每次来都能让我联想到我们小学校的篮球场。姥姥家的炕上坐了很多人，有大姨二姨和老姨，还有三舅妈和四舅妈，以及一些我不认识的邻居老头儿老太太，挤挤插插一炕。地上就是侄男和女在给死者裁黄表纸，打着纸钱。有蹲着的，也有跪着的，来来往往的人就从他们的身前身后走来走去。
三舅是躺在用条凳架着的一块门板上的。尸体上盖着拖地巾，是用黄色的缎子做成的，很鲜艳，上面绣着两个小人儿。三舅的身上放着一杯酒和一根葱，葱剥得很净，白白绿绿的，葱心部分朝着死者胸前左上角儿，既表现死者是个男的，也预意着死者晚辈们日后的多福。
母亲将我放到炕上，又回到厨房，在三舅的脚下开始烧纸。这时给三舅烧纸的不仅是三姨和五姨，还有一个哑巴。哑巴我认识，在她家还吃过大红枣儿。哑巴那年三十多岁了，始终没有嫁人。哑巴不是本村人，是三舅前些年在村里山上树林里的一棵树上救下来的，也不知是哪儿的人。不会说话，还不会写字，想说话就那么“呀呀”的，有些像猫叫。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三舅把她送到了公社，公社也没法处理，又是大活人，怕出其他意外，就让三舅暂时给安排到了他们大队的一个小型抽丝场干活儿。三舅见她怪可怜的，没住的地方，在大队部的附近给她盖了间小小的茅草房，就算安顿下来。两年以后，有知情的人，说哑巴是山西何家沟的人，父母都没了，闹饥荒，跑到这里来了。她实在活不下去了，想自杀，这才遇见了三舅。三舅让她回老家山西，她说什么也不回，比划着说，如果撵她走，她还去死。三舅怕出事儿，也就让她安居了下来，还给她取了个名字叫何兰香。
四个人烧纸，母亲和两个姨说话，也不背着哑巴，听着什么也无所谓。
母亲边烧着纸边问：“怎么样，三哥的棺材解决了？”
五姨说：“没有，上午研究了大半天，妈要把她的棺材让出来，这些人都没同意。”
姥姥有口棺材，是姥爷走后这几个舅凑钱给买的，准备着姥姥百年后用的。可万万没想到，三舅走到了姥姥的前面，又没有发送的棺材，姥姥就想让出来，几个舅和舅妈都不同意。
母亲问五姨说：“老五，你啥意见？”
五姨说：“咱们当闺女的说话也不算。人家儿子给妈买的棺材，一旦给了三哥，将来母亲有那天怎么办？”
母亲又问：“他三舅妈是啥意思？”
三姨说：“就是一个哭。家穷得叮当乱响，别说棺材了，连领多余的席子都拿不出来。一口一个嫁错了人，还埋怨三哥大队长当得不值。”
母亲又问：“大哥呢？”
五姨说：“你还不知道三哥和大哥的关系？大哥赌博被抓，三哥什么时候救过？不过表面上还说得过去。”
母亲说：“人都没了，就别那么较真儿了。”
五姨说：“大哥毕竟是场面上的人。不像二哥，一点面儿都不给。”
母亲又问：“二哥怎么？”
五姨说：“他跟老三的劲儿比大哥还大，恨不得三哥早些死呢！”
母亲说：“不就是为了孩子当兵的事儿吗，都过去多少年了。”
三姨说：“你在城里，你不知道，在乡下孩子当兵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当了兵，孩子就有出路了。你说三哥是不是糊涂，怎么能把那一年的当兵名额给了外姓人呢。这官儿当的，亲情都不讲了？”
母亲问：“后来谁去了？”
五姨说：“给那个孙洪章的老婆孙寡妇了，说孙寡妇太困难了。”
母亲问：“三哥是不是跟孙寡妇——”
五姨小声说：“开始怀疑他俩有事儿，后来又说没有，怀疑大哥有。谁知道？说不清。”五姨又说，“也是，那个孙寡妇家也确实挺困难。你想啊，一个寡妇领四个孩子，怎么过？后来大的当兵了，还有三个。”
三姨说：“怎么不能过，我不是一个人啊？！谁家比她家富多少啊？我也是带着三个孩子，我怎么没有那些烂事儿？天生就是个臊货！”
母亲说：“要我说你也该找一个了。”
三姨守寡已经多少年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三姨父，在大炼钢铁的年代，被倒下来的钢炉砸死了。
三姨说：“算了，我命硬，不找了。再找指不定还出什么事儿。”三姨又说，“要说孙寡妇也难，真要是没人照顾，她家那几个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