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召唤，让父亲很是惶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他拿起电话，就像拿起一颗炸弹，他把手机递给老伴说了句：你妹妹找你。母亲把电话接了，说了父亲的病情，父亲见老伴接了电话，自己没事人似的走了。
女儿哭了，母亲也哭了。
女儿风风火火地回了一趟北京，一家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医治父亲。北京医院的专家说了，这种病是世界医疗难题，想医治是不可能的，只是吃药，控制大脑萎缩的速度，缓解痴呆的病情。既然医生都这么说了，孩子再孝顺也攻克不了世界医学难题，也只能这样了。
老二倡议，要给家里请个保姆来照顾父亲。
母亲不肯，孩子们担心是母亲舍不得请保姆的工资，孩子们提出这份工资由他们三人承担。母亲还是不肯，母亲说：我身体还好，照顾你爸够了，等到我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孩子们仍然坚持请保姆，母亲又说：哪有那么合适可心的保姆？还不够麻烦的。孩子们想想，也觉得母亲说得在理，在北京请个合心合意的保姆，比找个媳妇都难，弄不好，还生一肚子气，不知谁将就谁了。三人也只能按母亲说的办了。
刚开始的时候，三个孩子不放心父母，经常打电话给母亲询问父亲的状况，母亲一一地说了，这次这样，下次还这样。父亲的病既然成了事实，日子也就是现实的日子了，波澜不惊。渐渐地孩子们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全力以赴忙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了，偶尔，周末时，回到家里匆匆地看一眼，说上几句话，老二依旧从车的后备厢里搬出一些鸡鸭鱼肉放到父母家的冰箱里，拍一拍手，喝几口水，说几句话，又匆匆地走了。
父亲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他们进门时，父亲总是害怕，把自己藏到卧室里，还关上门。
孩子们走时，推开卧室的门，冲父亲说：爸，我走了。
父亲不理他们，害怕地抱着个枕头，哆嗦着身子，头都不敢回。
孩子们在心里叹一声，把门又关上，心情沉重地走了，日子依旧。
“五一”节前夕，李少芬接到孩子们电话，说是“五一”节回来要和父母待上几天。母亲带着父亲去超市购置过节用的吃食，结账前，老伴还在身边。结账时，母亲专心地付款，装东西，等装完吃食，再一转身，父亲就不见了。
父亲失踪了，母亲带着哭腔在电话里通报给两个儿子。
老大张守强在电话里叫了一声，放下电话就坐地铁转公交往大兴奔来。
老二张守志毕竟是副处长，他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遥控指挥，先是报了110，说明了父亲失踪的事情。
他停好车，上楼推开父母家门时，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已经在做收尾工作了，他们让母亲找来父亲的近照。父亲已经许久没有拍照片了，这张照片还是去年国庆节张娜回来，临走那天全家拍摄的，妹妹在照相，照片上并没有妹妹。父亲坐在饭桌前，母亲和老大老二站在父亲周围，父亲是一脸的不配合，目光散淡地望着别处，一副胆怯的样子。妹妹当时就把这张照片转发给大哥二哥。妹妹之所以要照这张照片，她说：我一个人在上海，想你们就看看。
当时说这话时，妹妹是轻描淡写的，母亲先是红了眼圈，两个哥哥心里也酸酸的。妹妹照完相要去机场回上海，是二哥送走的，他回通州也算顺路。
这张照片是春节时候张守志打印出来的，单位里有台彩色打印机，处里的人在打印过年的明信片，张守志没什么可打印的，想到了手机里这张照片，便让处里的人帮忙打印了出来。过年时，他就把照片带了回来。现在这张照片派上了用场，警察看了照片，虽然不是父亲一个人的，有总比没有强，现在的电脑技术，会很轻易地把父亲的影像从众人里抠出来。
警察带走照片，说是要上网帮助寻找父亲，又留了家里电话和母亲的手机，并交代要24小时开机，有情况会随时联系。
送走警察，大哥张守强才气喘吁吁赶来。他头上流着汗，稀疏的头发沾在头皮上，不停地喘着气。
母亲看到两个儿子的到来，终于忍不住，哭泣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不到一分钟，我低头付款，再一抬头，你爹就不见了，我找遍了超市，再也见不到你们的爹了。
张守志说：妈，您别难过，难过也没有用，咱们去找我爸吧。
虽然报了警，但一家人心里并不踏实，寻找亲人的任务，还得靠自己，眼见为实。
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又来到了那家超市，超市离父母的家并不远，紧走慢走也就不到十分钟，路上他们就像侦察员一样小心地把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每一个角落和身影都看了一遍，仍没有发现父亲的影子。于是，他们又进到超市里，把每个人，每个货柜前后都看了个遍。他们的举动，引来了超市保安的注意，跟踪了他们一会儿，上前交涉了，才明白这家人丢了父亲，很同情的样子。张守志还拿出手机，找出那张全家福，把父亲放大，让保安看，让收银员看，大家都摇头。最后张守志还要来了超市保安的电话，把这张全家福发给了保安，让保安帮忙留意，一旦发现，立即电话通知他，必有重谢之类的。保安郑重地应了下来，一家人才松了口气。
从超市出来，他们又各个路口，公共汽车站牌下找，张守志逢人便掏出手机，指着那张照片，问人看没看见这位老人。人们都匆匆忙忙的，随便看上一眼，摇摇头，冷漠地离开了。
一直到了傍晚，母亲突然说：是不是你们的爸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