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军于刀石村失利后，由拖斯和村转至寿阳营村，在此略加整顿后，即向托克托城进攻。托克托也是归绥道口外12厅之一，是个通判厅，最高行政长官为通判。它位于小黑河汇流黄河的入口处，因其是个水旱码头，所以商业相当繁荣，在山西民军由包头东进时，堃岫曾派了200名巡防队驻防于此，再加上地方上的百余名冬防队，还是有一定的防御力量的。通判包富荣听到山西民军进至托克托境内的消息后，急忙召集绅商共谋对策。其中，与同盟会有过接触的阎懋、刘兆瑞、李涌清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地方力量薄弱，无法抵抗义军，为避免地方损失，主张开门迎接民军，而冬防队队长吴英则坚决主张抗拒。可是由于谭永发的援军未到，又不敢冒然应战，在此情况下，包富荣顺应舆情，决定开门欢迎山西民军。为此，他一面派人到祝乐沁村与山西民军联系，表示欢迎，并让托城和同样是商业重镇的河口两地的“乡耆府”（相当民国时的商会）与地方士绅安排招待义军等事宜；一方面让堃岫派来的巡防队撤回归化城，同时将冬防队收枪解散。因而，山西民军不费一枪一弹即于1912年1月28日（农历辛亥十二月初十）进抵托克托城。阎锡山于第二天便发出安民布告，并令交出私有武器。为扩大民军，他开监释囚，把愿当兵的囚犯编入敢死队，还招募一些赌博汉和流浪者当兵。为解决粮饷，除支用税局、盐局和地方的一些公款外，又向商号和富户借银8万两（后按年息八厘归还），同时，还处决了暗中进行破坏的冬防队队长吴英（李茂盛等著：《阎锡山全传》（上），第141—143页）。
阎锡山的北路军在托克托城住了半个月。这时南北议和已近结束，当阎锡山等正商议下一步如何进攻归化时，李盛铎及前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等又派赵熙成持信前来，请阎停战，并催其返省。其时，在进攻归化的问题上，由于清廷已调集第一镇之1个旅增防归绥，因此，赵戴文等认为，若攻归绥，民军恐将全军覆没，而孔庚、李黾、张树帜等却以“王家驹阵亡，若不歼灭归化满虏，无以对死者”为由，力主进攻归化，“组织军政府，为民军根据地”。阎锡山虽然也清楚攻归化不利，并认为“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况且形势已定，返省时机也已成熟，但他却“以防夜遭不测”，仍对民军诸将慷慨陈词，说：“胜败之机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转败为胜，此正其时”。因此，民军离开托克托之前，他“下令进攻归化，部队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当部队东行五里后，他又“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山西文史精选》（1），第46页）。1912年2月9日（农历辛亥年12月22日），阎锡山等率领山西民军由托克托南下，向山西转进。2月13日进至河曲，后经神池、宁武，于2月18日（农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抵达忻州。
阎锡山率领的北上民军，于1911年12月12日撤出太原后不久，即在雁北重创清毅军，接着从1912年1月12日至1月28日，在短短的半个多月里，又连克包头、萨拉齐、托克托3城。这中间，山西民军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对绥远的清军也予以了沉重打击。并且通过斗争，发展壮大并锻炼了民军，扩大了山西民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当初阎锡山对山西民军可以在绥远活动的条件和形势，在判断上是正确的，山西民军在绥远的活动，总的来看也是成功的。
关于娘子关失陷后，山西民军对即将大举进攻的清军，该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山西军政府主要领导多持暂时撤离太原，不一定坚守省城的策略是明智的。在当时清军势强，而民军势弱的情况下，如果坚守太原，势必使清廷加强对太原进攻的力度，从而使守城民军遭到惨重伤亡。而“分兵南北”之议的实施，尽管有些仓促，阎锡山等人当时也并未意识到此行的意义所在，但从实践的效果上来看，它不但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免除了被清军围于省城，聚而歼之的厄运，同时也迫使进攻山西的清军不得分散兵力，寻歼山西民军。清军第三镇卢永祥于1912年1月6日率部进占太原后，就又驻守平阳，以防南下的山西民军。尤为重要的是，南下北上的两路山西民军，由于在当地同盟会员和革命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对清当地政权和清军进行了一次次沉重打击，并采取了一些维护地方秩序和百姓利益的措施，因此，它既有力地动摇了清政府在山西统治的基础，又使革命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从而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把更多的群众吸引到革命旗帜之下，形成了更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力量。这样，就使山西军政府的政权建立在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河东军政分府的成立，即是南下民军积极活动的一个胜利成果，同时，南北两路民军的革命活动，也为南北议和中争取对山西是革命省份的承认，提供了勿容质疑的事实。
6、孙中山等为山西力争，阎锡山向袁世凯低头，终于重返太原掌权
1912年2月18日是农历壬子年的正月初一，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是大年。这一天，忻州城各条大街上，五色旗迎风招展，许多人在寒冷的冬日下，吃过早饭便到北门外五里排队迎候阎锡山。原来，阎锡山转回山西之前，就在包头发出专函，通知周玳说：“不日由包头动身，先住忻州，你速设法与忻州州官联系，为我筹备一切”（《阎锡山与家乡》，《山西文史资料》第67辑，第37页）。周玳接信后，马上去忻州与州官朱善元接头，朱善元不敢怠慢，为迎接阎锡山的到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清扫街道，组织迎接队伍，还筹备了一些粮饷。
当天下午，阎锡山带着近千人的队伍进入忻州城。除负责警卫他的百十号大兵，都荷枪实弹，穿戴还比较整齐外，其余的大多穿着随便，头戴皮帽，身穿皮袄、皮裤，脚蹬皮靴，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背着手枪，有的挂着马刀，有的两手空空。他们这身装束，加之又是从绥远来的，难怪欢迎的人都说这是“蒙古军”。知州朱善元等一帮官员把阎锡山接到贡院后，为阎锡山大摆筵席接风，因为是大年初一，朱善元等集体向阎锡山拜年，并送阎锡山一副对联：“龙凤呈祥机运转，旗鼓重张震军威”，横批是“不老松”。接着还拿出白银20万两，献给阎锡山，供其发放军饷和其他开支。之后，五台、崞县（今原平市）、定襄的官员也送来大批银两相助。
受到隆重欢迎的阎锡山，心情十分愉快。他本想在忻州稍事停顿，就回太原，岂料，就在当天，袁世凯给他来电，并电李盛铎、卢永祥和武卫右军统领 王汝贤，转告山西民军停止前进，理由是“阎锡山军队纪律，非所深知，万无令其回太原之理”。因此，令阎“仍驻原地，静侯调查，须有本大总统令，方可移动，并令转饬温寿泉等遵照，如违即以违令论”，“如果阎擅自进行，望即都饬各营严加抵御为要”（《山西辛亥革命函电汇存》，《山西师院学报》1958年第2期，第163页）。这对阎锡山无疑当头棒喝。第二天，段祺瑞又给阎锡山来电，也是要他“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张巡抚锡銮退出太原，再行回并”（《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30页）。袁、段的电报都要阎仍驻忻州，不得轻举妄动，而袁氏的电报，不仅仅是针对阎锡山的，而且是针对整个山西民军的。阎锡山无奈，只好在忻州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