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只所以如此，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不让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山西掌权。因为如果将来让山西的革命党人执掌政权，处于京畿肘腋间的山西，必将对他构成很大威胁。袁世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1911年12月18日于上海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预备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在双方商讨同意先行停战的问题时，袁世凯提出民军不包括秦、晋及北方起义各军在内，特别是山西民军，而黎元洪也于12月9日以“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及时停战”为由，称“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该三省无涉”。于是，袁世凯和曹锟等人便利用这一点，立即向山西方面增加兵力和火力，并于12月12日攻陷娘子关，迫使山西民军撤出太原，分兵北上南下。虽然11省革命军政府公推的总代表吴廷芳，对袁世凯将北方革命军称之为“土匪”的滥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且于南北议和第一次会上提出湖北、山西、陕西等地均应一律停战，清军不得进攻；必须得到袁世凯的正式承诺，始能举行正式会议的建议，1911年12月27日，又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上，谴责袁世凯在停战期间调兵遣将，攻占娘子关，继进太原府的行为，并且，在这次会议上还议定：“自1911年12月31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等处之清兵，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之外”。可是，袁世凯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为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而产生的妥协思想，却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了这些决议，但背地里仍纵容卢永祥继续进兵，于1912年1月6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率部进占太原。不久，又率部南据平阳。而袁世凯却让驻北京的意大利公使出面进行掩饰，把清军进占太原，说成是“太原传教西人，地位危险”，袁内阁“所派之兵只为保护西人，并非有战争之意”。为此，山西军政府代表李素、刘懋赏将事实真相电告吴廷芳，电文不仅揭露了袁世凯的欺骗行径，同时请吴廷芳“从速电达袁世凯，据理力争，即将兵队退出太原，一面声明以后晋中如有土匪，则由民军剿抚，清军不得干预，以清权限”（《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出版，第283页）。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山西民军代表南桂馨亦曾数次面请孙中山电袁力争。孙中山对于袁世凯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山西一事，十分气愤，说：“虽有此议，我们绝不承认，宁可议和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89页）孙中山所说的“此议”，显然是指袁世凯、段祺瑞给阎锡山的电报，而他口气的坚定和自信，则充分说明他对山、陕革命同志的坚决支持。
就在吴廷芳、孙中山据理力争之时，由杜上化、王用宾等在太原筹组的山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李素、刘懋赏在上海也向孙中山去电，认为“兹事只取决于来往电报，万难奏效”，应派山西籍人前往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并建议任命狄楼海为宣慰使赴晋调解。狄楼海受命后，提出7条意见，分电阎锡山、李盛铎、山西咨议局和国民公会，以及各报馆，并认为只要采纳实行，他赴晋与否，问题都可以解决。这7条意见是：“一、公恳阎都督顾全大局，力任其难，毋固言辞职；二、安插未撤之兵，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以定统一机关；三、消灭咨议局。取简单办法，组织临时省议会，以一代表民意机关；四、分拨兵械于各地方，以资震慑；五、调和旧日意见，急收各属人望，以期一致进行；六、确定地方官吏，免致观望，以期政令易行；七、建设讲演团，以期共和知识普遍人民”（《民主报》1912年3月9日）。
狄楼海所以在第一条意见中，提出要阎锡山“顾全大局”、“毋固言辞职”，是因为阎锡山接到袁世凯、段祺瑞的电报后，于2月20日给李盛铎的电报中，提出自己辞职，“另举贤能”的请求，并希望“久为晋民所瞻仰”的李盛铎鼎力维持晋局。阎锡山这样做，其实并非出自内心，而是他在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形势和当时整个局势的分析后，所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委曲求全的策略。他在到达忻州前虽然已经知道南北正在议和，但是，他清楚，在北方，实力仍操于袁世凯之手，仅凭山西一省之力，势难与袁世凯抗衡。山西作为华北战略重地，袁世凯是决不会让革命党人来掌权的，自己要想返回太原，就必须取得袁世凯认可，而李盛铎颇受袁世凯信任，所以，他向李盛铎的这番表示，实际上也是对袁世凯的一种“妥协”姿态。然而，革命党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山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由革命党人执掌山西大权的影响所在，因此，狄楼海提出要阎锡山“顾全大局”，“毋固言辞职”，狄的意见，实际上也正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意见。
对于狄楼海所提的7条意见，阎锡山十分赞同，当即复电狄氏，在对其“条示政见”极表赞成的同时，又说他“自审才力薄弱，觉不敢肩比重寄；只以接替无人，未使遽行脱卸，切盼尊驾速旋，极力主持，倘三晋同胞离水火，实受公赐”（《民主报》1912年3月9日）。从阎锡山的这番表述中，更可以看出虽然他仍表示了谦恭，可是，并未“固辞”，并且，还想通过狄楼海继续为他争得政治地位，以实现其早日返回太原掌权的愿望。为此，他接受别人的建议，请出了在家乡闲居的董崇仁赴京在袁世凯面前为他说项。董崇仁是定襄人，其父清末在皇宫包揽工程时，曾结识了袁世凯，董崇仁遂拜袁为师，济身官府，出任过观察、道员之类的职务。1897年，山西当局将山西矿权出卖给英国福公司后，盛宣怀、袁世凯见有利可图，以维护矿权为名，成立了一个同济公司，袁世凯即派董崇仁为同济公司负责人。正因为董崇仁与袁世凯有着这样的关系，所以，阎锡山要请他赴京去见袁世凯，转达其对袁的拥护和忠顺。
此外，阎锡山还在定都的问题上不失时机地向袁世凯讨好输诚。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和谈中就民国首都定于何处的问题上，争论得相当激烈，双方所持理由自然都是从有利于己的方面考虑的。革命党人主张建都南京，因为南方革命力量较强，孙中山在其辞职咨文中提出的3个附加条件中，有一条便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他强调说：“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为做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命鼎新，当存一番佳境”。而袁世凯考虑到他的北洋军主要在北方，北京是其个人势力的中心，若在南京建都，他去了要受约束，而在北京，则可为所欲为，因此，他坚持建都北京。就在这中间，阎锡山为讨好袁世凯，与山西清遗官员李盛铎、骆成骧、王大贞、许世英、周渤、林学咸等联合发表通电，赞同建都地点“以北京为宜”，说什么“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山西辛亥革命函电汇存》第174页，《山西师范学报》1958年第2期）。
阎锡山的这个政治表态，无疑使袁世凯感到高兴，而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也作了让步，提出阎锡山回晋担任都督，由李盛铎担任民政长。不久，李盛铎又与藩司、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刘笃敬于3月13日联名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现经官绅各派代表，共同合议，决定如下：一、全省官绅，公认阎都督回省，并确能保卫治安。二、阎回省后，都督名义，仍旧存在，与他省无异，有变更时，须与他省一样变更。三、山西全省军事，全权专归阎都督管理”。“除阎都督回省后，一切办法仍由官绅会商，期臻妥协外，谨合词上陈，务望早日定夺”（《山西辛亥革命函电汇存》，《山西师范学报》1958年第2期，第174页）。李盛铎等人给段祺瑞的这个电报，所反映的问题十分清楚，即从当时山西的实情来看，只有阎锡山回太原仍任都督，才能确保治安。因为阎锡山掌握着一定的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尽管仍不甚愿意让阎锡山掌权，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到，一方面孙中山已经作了一些让步，自己若再坚持原议，说不定孙中山会为此而不履行4月1日在南京正式解除总统职务的协议，如此，自己已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的民国大总统，也将会是名不正言不顺，对自己造成很大被动；另一方面，如果不用阎锡山，阎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及其在山西的影响，难保不会再生出许多事端，山西一乱，必然会影响北方，因此，他只好让阎锡山暂时保留山西都督的职位。尽管如此，却说明了袁世凯已经承认了山西为革命省份，同意了阎锡山回太原掌权。
阎锡山获此消息后，按照封建官场惯例，又故作姿态，向孙中山、国务大臣、各省都督及各地报馆发了辞职电，说是“山才力绵薄”，“自顾弩骀，实非其才，刻已电恳晋民公会及咨议局，另选贤能，来忻接任。一俟继承得人，山即解除公柄，长揖归田，与四百兆同胞，共享自由幸福”。不久，袁世凯允许撤走进占太原等地的卢永祥部和王汝贤部，由阎锡山返回太原仍任山西都督。阎锡山得到确讯后，立即收拾行装，率部于1912年4月4日返回太原，并于当天向全国重要官员、各团体、各报馆发出返抵太原的通电，继而又发出《通告全国文》，其中，特别提到了“今奉大总统命令，率军回省”。
在忻州滞留了近一个半月后，阎锡山终于返回到太原，继续当上了山西都督。阎锡山能够逢凶化吉，复任都督，并非他有什么造化，而是当时大势所定。辛亥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要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国的革命任务和目标，是民心所向，民心所归，不但受到革命党人的拥护，而且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阎锡山是太原首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娘子关曾筹划过“燕晋联军”，并对清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抵抗，兵分南北后，他率领的北路军在绥远一带又有不俗的表现，因此，在南北和谈中，孙中山、吴廷芳等为山西是革命省份据理力争，山西商绅、咨议局等也向段祺瑞去电，欢迎阎锡山回太原仍任都督。这中间，虽然有孙中山向袁世凯的让步，也有阎锡山的辞职，请董崇仁向袁世凯的说项及其在定都问题上的向袁讨好，但是，如果没有举国上下希望早日停战息兵，建立共和这一大势的促进，没有阎锡山领导的山西民军已在事实上造成的山西形势，袁世凯是绝不会轻易地让阎锡山复任都督的。所以，阎锡山复任都督，是辛亥革命的又一个结果，也是阎锡山等山西革命党人努力奋斗的一个结果。
关于阎锡山在滞留忻州期间向袁世凯输诚讨好的一些活动，似也不应一概否定，甚而把它说成是“向袁投降”。因为，在阎锡山抵达忻州之前，正听到了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共和告成，袁世凯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既然共和告成，那么，为建立共和而奋斗牺牲的山西革命党人，就理所当然地要来执掌山西政权。可是，由于袁世凯从中作梗，使阎锡山滞留在了忻州。但阎锡山接到袁世凯令其停止前进，仍驻原地的电报后，并没有表现出沮丧颓废，悲观失望，也没有解散民军，或是立即向袁世凯表示投降，而是仍积极处理政务，并且努力寻找着早日返回太原复任都督的办法。在他滞留忻州期间，就处理了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定襄县知事丁怀启。而他向袁世凯所采用的一些手段，其目的则是为了换取袁的信任，以达到早日复任山西都督的目的。如果阎锡山不是采取这些灵活“变通”的手段，而是顶着硬来，或是直接认输，那么，前者在当时袁世凯仍掌握北方实力的情况下，山西民军将会遭到“围剿”，山西革命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会损失殆尽；后者，则会使阎锡山威信扫地，遗臭千古。而由于阎锡山采取了这些手段，则完全避免了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因此，对于阎锡山的这些表现，还是应当予以基本肯定的。阎锡山的这种“委曲求全”，不是他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他为达目的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志的反映。而这次的挫折和磨练，也确实为他在今后风云变换的政治斗争中，如何应对危局、保全自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