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反对袁氏集权，统一山西军政，革除旧习陋俗
阎锡山返回太原仍任山西都督后，为了逐步改变山西军、政两界的局面，于1912年4月15日，征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任命曾在兴和宣布起义并率军与阎锡山北上民军会合的周维藩为太原镇总兵，赴平阳接替谢有功之职。5月6日，周渤接替李盛铎出任山西民政长，管理民政事务。民政长之下，阎锡山于5月14日任命张瑞玑为财政司长，解荣辂为教育司长，刘锦训为司法司长，王大祯为实业司长（原名劝业道），崔廷献为内务局长，邵修文为高等审判厅厅长，王懋昭为高等检察长，南桂馨为巡警道（后让位于续桐溪）。7月1日，又任熊兆周为山西提法使，11日任温寿泉为山西军政司长。袁世凯执政后，为强化官僚政治的权威，以地方会议难以驾驭为由，取消了各省和县的咨议局。但是，由于清末以来推行的地方自治已实施有时，革命党人更把“地方自治”与民主平等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国家统一强盛的基础，所以，省咨议局取消后，又由士绅临时设立的“国民公会”作为民意机构，推谷如墉为会长，不久，又取消“国民公会”，组织临时省议会，作为正式民意机构，选举杜上化为议长，王用宾、陈受中为副议长。
在此期间，阎锡山于5月22日、7月12日，先后接到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和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电报。两都督的电报，其主要内容都是反对袁世凯中央集权，主张各省分权。因为袁世凯执政后，破坏《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任命其亲信爪牙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同时猜忌排斥同盟会籍的各省都督。而这时革命党内部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斗志消沉，日益涣散。仍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的革命党人担心如此下去，袁世凯会假借统一而实行集权专制。胡汉民在电报中指出：“中国今日所处之地位，为由内治未完全而期进于完全过渡时期，不能骤采纯全之集权制，而处处又不能不留将来集权余地，最宜使用有限制的集权说，取集权制之法。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中中央，至行政权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权各省，仍留将来集权地步”（《阎锡山年谱》（一），第95页）。李烈钧的电报在列举了北京政府“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并“失权于外人”等情况后，指出，今中央“乃一意操纵，如地方官及中央与地方各问题，前清尚出之言询疆吏者，今竞不询各省意见，由中央一面规定，强各省以执行，其专擅似较前清为甚。且中央近日官僚派复炽，革命志士尸会道院，放眼观察，党革新之锐气潜消，晚清之败征益露，我爱国仁人，牺牲生命构造之民国，前途如此，能不寒心。”同时指出，为讨论国政，互相联系起见，他已去电各省约定密码，诸公“均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树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倘政府挟有野心，藉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主张“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防失权外人，消弭专制之险象。
阎锡山从其返回太原后的一些感受中，认为胡、李二人“卓识伟论”，所言极是，并深表同情，同时在7月19日给李烈钧的复电中指出“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现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为今之计，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阎锡山年谱》（一），第101页）。接着，他又致电陕西都督张风翙，“祈赐赞成”阻袁集权。此后，阎锡山与胡汉民、李烈钧等来往电报不断，都在为阻止袁世凯专制而“争取各省联合会电中央”忙碌着。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除明白复电不赞同者四川都督胡景翼之外，其余各省都督都表示赞同联合会电中央。阎锡山考虑到曾是满清重臣，又任过山西巡抚，现为东三省总管赵尔巽的资力及“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于8月11日致电李烈钧，商议想由赵尔巽领衔向北京发出反对中央集权的联电，但赵氏给阎来电说他“无论何方领衔，皆愿附入”，但却表示他不愿领衔。因而联电致中央一事即搁浅下来。这一反对袁世凯集权专制的活动，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阎锡山是仍保留着辛亥革命的一股锐气，坚持着铲除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信念的。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8月18日，孙中山也应袁世凯之邀来北京会晤时，在8月25日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4个政党组成国民党并于当天国民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阎锡山、胡汉民等29人被推为参议。而当阎锡山应山西各界人士之请，致电孙中山敦请赴晋，并派谷思慎、梁上栋至京迎接时，孙中山非常感动，及时复电阎锡山，谓：“此次来京，本拟游晋，以领诸同志大教。乃先辱蒙电召，感激无似。一俟事竣，即当奉命”（《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出版，第31页）。孙中山于9月18日在负责华北国民党事务的张继，随从秘书吴铁城、交通部长叶恭绰、山西籍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景耀月、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谷思慎、梁上栋等人的陪同下，抵达太原后，当天晚上，就与阎锡山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孙中山对阎锡山说：“你原与我约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出兵接应，你提早在太原起义，对革命之影响很大”，“我与清廷议和时，最后争执的，就是山西问题，我坚持一定要将山西包括在起义省份之内，和议几陷僵局，但因我必争此点，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我的主张”。第二天，即9月19日上午10时，在山西大学礼堂举行的山西军政界欢迎孙中山的大会上，孙中山在其即席演说中，又对山西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阎锡山的功绩进行了充分地肯定，他说：“今天兄弟初次到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竞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载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0页）。不仅如此，21日上午，孙中山离开太原时，临行前又向阎锡山嘱咐“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些办法，保守山西这一革命基地”（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引自邓励豪：《阎锡山与孙中山》一文）。
孙中山的山西之行，他对阎锡山的多次褒奖和临行前的嘱咐，使阎锡山大受鼓舞。为了保守山西这一革命基地，把山西建设好。他首先抓了军政方面的建设，在国内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阎锡山效仿日本军事设置，把军令与军政分开，设立了一个参谋司和军政司，任命孔繁蔚为参谋司司长，掌管军队教训及作战计划等事项；任命黄国梁为军政司司长，掌管军队的补充、编制、装备等事宜；另外设了一个秘书厅，任命赵戴文为厅长，并任命李德懋为官长；还设了一个粮服局，由南桂馨任局长，负责筹办粮秣服装等事项。并且为了统一全省军政，在将温寿泉接回太原，委以军政司司长，调黄国梁为都督府参谋长后，又采取强硬手段，把掌握河东军政分府实权却因对阎锡山不信任而反对全省军政统一的旅长李鸣风和观察使张士秀抓了起来，从而削弱了晋南的山头。对于有数千之众，得到谷如墉、杜上化支持的忻代宁公团，阎锡山派人与续桐溪磋商后，也予解散，以巡警道一席让给续桐溪，弓富魁被委任为都督府顾问，其余公团领导人员，分任各县警官职务。这样又削弱了晋北的山头。与此相应，阎锡山对军队也进行了整编，他在山西民军于撤离太原后转展南北时队伍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按中央政府核准整编为一师，任命孔庚为师长，师下辖两个步兵旅，旅长一由孔庚自兼，另一为刘樾西，每旅下辖两个团，共4团，团长为张培梅、倪普香、赵守钰、台寿民。师又直辖骑兵、炮兵各1个团，团长分别为张树帜、高树勋。另辖工兵、辎重各1营，此外，为培养军队的领导骨干，还成立了1个将校研究所，任命赵戴文为所长，路福保为副所长，所内100多人，大部为军队整编时编余的军官，主要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等问题。其后，又成立了1个军事教育团，1000多名团员主要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青年及从军队中挑选的士兵。还成立了1个精武社，任命李德懋兼任社长，招收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百余人，学习武术。马弁连和卫队营就是以精武社为基础，挑选而组成的。军政方面的这些措施，既强化了阎锡山对山西军事的统一集中领导，也使山西的军队建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从而为以后阎锡山巩固自己对山西的统治奠定了军事上的基础。
在加强民政、军政建设的同时，阎锡山还顺应时代潮流，在革除旧风陋习，促进社会文明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便是他从1912年起，通令全省的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以及兴办学校等活动，并且首先要求在他的家乡开展起来。命令“听从者奖，违抗者罚”。清朝入主中原后，强迫所有男子要留一根像满族男子那样的长辫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奴役和压迫，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但绝大多数男子，仍把留在脑后的那根长辫子视若宝贝。这对于消除满清统治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而从宋代就开始的妇女缠足，把天生的一双脚硬是要缠裹成“三寸金莲”，不仅使妇女的身心受到摧残，而且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劳动力，因此，剪辫子、放足，对于反封建奴役，改变社会陋习，发展社会文明，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事。然而，由于留辫子、缠足的陋习，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对它的革除就相当困难，当时五台、定襄一带流传的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胡折腾，胡闹之意，当地方言），剪了辫子留了学，搬了神堂立学堂”，就充分说明了人民对阎锡山这一举措的不满。
可是，阎锡山仍“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心把这些革新活动进行下去。他不但明令五台、定襄各村，把庙里的神像推倒，改作教室，还委任五台县五级村的同乡好友康佩珩负责，联合当地绅士名流林铭山、朱应龙、赵三成等人，在东冶镇搬掉庙里的神像，设立“保安社”，以此为后盾，开展放脚、剪辫子活动。康佩珩曾留学日本，已剪去辫子，他以身作则，先让其妻放脚，妻子不听，他就威胁说：“你不掺（掺，当地方言，“解开”的意思）脚扳子，我枪毙了你！”在他的威逼下，妻子及弟媳们都放了脚。接着他又要其父剪辫子，其父骂他，“叫你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康佩珩不敢来硬的，而是哀求其父说：“你不剪辫子，我就不能出去办事，你剪了，我就好办了”。在他的动员下，其父和五个弟弟都剪了辫子。于是，在他的带动下，五台东冶、建安一带，剪辫子、放脚的活动，很快开展起来。
但在有些地方，对剪辫子、放脚，反对甚为强烈，还几乎酿成惨案。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豪绅曲汝霖和屠夫宋周全，在周围村庄几十个标头（武术师傅）的推举下，就组织了邻近各村的1000多人，包围了阎府，打算进去烧房子，杀人。虽经村里的老年人出面调解，没有出事，可是他们仍不甘罢休，不久，即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并进到东冶镇，把保安社团团围住，扬言要砸烂保安社，杀死康佩珩。保安社因人少，不敢出院，康佩珩、赵品三冒死站在屋顶上，向外面闹事的人讲话，劝其解散回家。可是有人竟向康、赵二人仍石头，另有一些人则抱来柴草，准备烧保安社。保安社的人先是鸣枪警告，但闹事者不听，双方发生械斗，保安社2人被打死，还有1名邮政人员被枪杀，在此情况下，康佩珩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闹事者才吓得四散逃跑。过了两天，阎锡山派人把曲汝霖、宋周全抓走，从此，再也无人敢抵制放脚了，终于使剪辫子，放脚的活动在河边周村一带打开了局面。之后，随着这两项活动的不断发展，1917年阎锡山将其作为“六政”的主要内容提了出来（“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辫子），在全省继续施实。
除此之外，阎锡山还大力提倡兴办学校。1915年他曾先后由自己出资在河边村兴办了两等小学校，即小学和高小一体的小学。这就使本村学生小学毕业后，可以不到18里外的东冶镇上高小，而在本村继续上高小。阎锡山请大建安举人、他的叔丈人徐一鉴先生任校长，当时招收学生52名，除全部免收学费外，其余灯火、柴炭均由学校负责。每到开学时，阎锡山及其父还到学校讲话，勉励学生发愤读书，为国尽力。
2、反对沙俄侵蒙，力倡南北“言和”；金永主晋时，表示“懦弱”，以曲求伸
经过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早就觊觎中国外蒙古的沙俄，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加紧了策划外蒙“独立”的活动，终于在1911年12月1日，扶植活佛哲布尊丹巴，成立了“大蒙古帝国”，并组成外蒙傀儡政府。此后不久，这个傀儡政府又在沙俄唆使下，出兵占领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对于沙俄的侵略和外蒙不少汉奸的卖国行径，国人无比愤怒。次年1月28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致电喀尔沁亲王，指出沙俄的野心，提出“西北秩序，端赖维持，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16页）。
山西紧邻蒙古，外蒙倘若“独立”，势必会给山西带来莫大的威胁。所以，阎锡山在1912年10月至11 月之间，曾先后多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允许他“派陆军两营分扎旧日出防地点，略加变通，化散为聚，剿防兼顾”。北京政府给其复电，称赞了他的建议，但未同意其派兵，并且通令全国，以“民国初兴，根本未固”“将由中央派外交途径，维护领土完整”为由，着令严加取缔以私人或团体的名义，自由组织敢死队或征蒙队。然而，阎锡山并不甘心就此罢休，当他得知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傀儡政府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及所附《商务专约》，规定沙俄在外蒙除享有种种特权外，还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的消息后，认为对沙俄此举，“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遂于于11月13日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准我亲率马兵独一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继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领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阎锡山年谱》（一），第111页）。但袁世凯正忙于对付南方革命势力，同时，也担心阎锡山会乘机将其势力扩展到绥远，对阎主张的“亲征”一事，又搁置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