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分析罗茜的意思。事后回想我的反应，我认为我的大脑当时被三条明显不合逻辑的信息攻击了。
第一，“我们怀孕”的说法明显违背基本的生物学常识。这句话暗指我的状态，出于某些原因，也随着罗茜状态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罗茜肯定不会说“戴夫怀孕了”。然而，根据罗茜那句话的隐含意思，戴夫也怀孕了。
第二，怀孕这件事完全在计划之外。罗茜说过，如果怀孕，她就会下定决心把烟戒掉，然而我却理解为她是指我们早晚可能会有孩子，届时这就会成为戒烟的动机。另外，我们也曾明确讨论过这件事。那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卡尔顿区莱贡街上的吉米沃森餐厅。时间为去年的8月2日，距离婚礼还有九天，当时有一对夫妻把安放婴儿的容器放在了我们两桌之间的地板上。罗茜谈到了我们共同繁殖的可能性。
那时我们已经决定来纽约，而且我提出怀孕应等到她结束医学院的课程和执业资格考试之后。罗茜不同意，她觉得那样就太晚了。等到取得精神科医师执业资格时，她就要37岁了。我建议至少应该等到她完成医学博士的课程之后。罗茜想要成为一名精神疾病的研究员，精神科医师的执业资格并非先决条件。所以即便是因为生孩子而耽误了复习，其影响也不会是灾难性的。我印象里她当时并没有表示异议。但无论如何，任何一项重大的人生决定都必须：
1.给出具体选项，比如是不要孩子，还是要明确数量的孩子，还是通过慈善机构，赞助一名或多名儿童。
2.列举出各选项的优劣势，如出行自由，有时间投入工作，会因孩子的行为而受到干扰或感到悲痛的风险。每一个因素都应被赋予一定的权重，权重需双方认可。
3.根据上述方法对各选项进行客观比较。
4.制定实施细则，如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影响因素，则需对上述1、2、3条进行修订。
很显然，电子表格是完成1到3条必需的工具。如果第4条情况复杂，比如涉及一个新生人类的存在，且未来数年要保持对其供给，满足其各种需要，则需使用项目规划软件这一更为恰当的工具。我发现目前尚未存在适用于婴儿计划的电子表格或甘特图表。
第3条明显违反逻辑之处在于罗茜一直在使用口服避孕药组合，该组合宣称若能“严格”服用，可将年均避孕失败率控制在0.5%之内。这里的“严格”是指“每日服用正确的药片”。我实在无法理解，罗茜怎么能这么没条理，连如此简单的事情都能做错。
我同时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像我一般珍视规划的可贵，总有人愿意让自己的人生被随机发生的事件左右，哪怕坠入未知的歧途。在罗茜的世界里，在那个我选择与之分享的世界里，大众心理学的话语权可能远在生物学之上——怂恿你积极拥抱未知，却想不起来服用必需的药片。三件大事接连发生，但眼下的这件足以让橙汁难题，甚至是吉恩的学术休假都显得微不足道。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在事后才完成的。我呆立在浴室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我一直在竭力保持冷静，但情绪已经退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就在这时，最强烈的暴击又向我袭来。结果不可避免。
情绪崩溃。
这是我和罗茜结识以来第一次情绪崩溃——确切来说，是我的姐姐米歇尔因为宫外孕误诊去世以来的头一次。
或许是因为我年龄渐长，情绪日趋稳定，又或者是我的潜意识想要保护我和罗茜的关系，我花了几秒钟，维系理智。
“你还好吗，唐？”罗茜问。
答案当然是不好，但我不想告诉她。我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实施紧急方案上。
我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跑开了。电梯来到我们所在的楼层，但电梯门似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打开，再花上下一辈子的时间在我面前关上。在这个密封的空间里，我的情绪终于得以宣泄，因为我不想打破东西，更不想伤害到谁。
毫无疑问，我疯了，我不停地捶打着电梯，放声大叫。“毫无疑问”——这词用得没错，我竟然忘了按楼层，径直下到了地下室。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杰尔姆就站在那儿，手里抱着洗衣篮，身上穿着一件紫色的T恤衫。
我的怒气当然与杰尔姆无关，但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伸手抵住我的胸口，似乎是在提前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出于本能，我抓住他的手臂，背向擒住了他。他撞到电梯墙上，但即刻转身，向我施以重拳。这一次，武术训练战胜了本能。我躲开了他的拳头，扳住他的双臂，卸了他的防御之力。很显然，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已经准备好要吃我一击。我断无攻击他的道理，随即放开了他。他匆匆跑上楼，把洗衣篮丢到一边。我得离开这个狭小的空间，便跟上了他。我们二人一起跑到了街上。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紧紧地跟着杰尔姆，他不停地回头看我。最终，他溜进一条小路躲了起来，我的思路也渐渐清晰。我要向北走，去皇后区。
我从未跑步去过戴夫和索尼娅的公寓。幸运的是，纽约的街道有一套逻辑清晰的编码系统，路线因此一目了然，这种系统简直应该在所有城市推行。我跑得很快，差不多有25分钟。在公寓楼下按响门铃时，我已经一身大汗、气喘吁吁。
我的怒气在与杰尔姆的遭遇战中消耗殆尽，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头脑一热，与他恶拳相向。我的情绪濒临失控，但武术道义战胜了情绪。这一点令人宽慰，但我整个人仍然深陷在绝望之中无法自拔。我要怎么跟罗茜解释我的行为？我从未向她提起过情绪崩溃的事情，原因有二：
1.距离上次崩溃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我的幸福感也与日俱增，因此这样的问题应该不会再次发生。
2.罗茜可能会因此拒绝我。
对罗茜来说，拒绝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她完全有理由把我看成一个危险又暴力的人。然而，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危险又暴力的人。这太可怕了。
“你好。”对讲机里传出了索尼娅的声音。
“我是唐。”
“唐？你还好吗？”索尼娅显然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向您致敬”。
“我不好。整个是一场灾难。是无数场灾难。”
索尼娅按开门，让我上去。
戴夫和索尼娅的公寓比我们的要大，各处都散落着婴儿用品。突然，我意识到“我们”这个词可能很快就不再适用了。
我的心绪焦虑不安。戴夫去拿啤酒，索尼娅建议我坐下来，但来回踱步才让我觉得舒服。
“怎么了？”索尼娅问道。接着，她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问题该问，但我给不出答案。“罗茜还好吗？”罗茜还好，至少身体还好。我平静了一些。理性逐渐回归，着手处理感性留下的烂摊子。
“不是罗茜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发生什么事了？”索尼娅继续问道。
“我整个人崩溃了。我控制不住我的情绪了。”
“没管住？”
“管住什么？”
“在澳大利亚不这么说？我是说，你没管住自己的脾气？”
“没有。我的精神有点问题，但我没告诉过罗茜。”
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从未承认过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至多是在二十几岁时得过抑郁症，但这完全是因为我在社交上被孤立。我承认，自己与大多数人在大脑配置上似乎有些不同，确切地说，是南辕北辙。但若是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盘尼西林（青霉素）和电脑可能根本不会存在于世。早在20年前，医生们就妄图诊断我患有精神疾病，我一直认为他们的判断有误。除去记录在案的抑郁表现，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诊断依据。然而，情绪崩溃是我的软肋。情绪崩溃本身就是对不合理的现实做出的一种更为不合理的反应。
戴夫回来了，递给我一瓶酒。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吞掉了大半杯。戴夫因为体重严重超标，被禁止喝啤酒，只有在我们的狂欢夜上能喝一点。我的情况在渐渐好转。尽管我还在流汗，但冷气和啤酒让我冷静了不少。索尼娅和戴夫真是优秀的朋友。
戴夫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包括我对精神疾病的坦承。“你也没跟我说过，”他插进来，“是哪一种……”
索尼娅打断了他：“不好意思，唐。我和戴夫想单独谈谈。”索尼娅和戴夫去了厨房。我知道，依据常理，他们的确需要想些托词来掩盖他们的行为，即在我听不到的情况下讨论有关我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容易感觉被冒犯的人。戴夫和索尼娅也很清楚这一点。
戴夫独自回来了。他的酒杯里装满了啤酒。
“这种事多久发生一次？我是说情绪崩溃。”
“跟罗茜是第一次。”
“你打她了吗？”
“没有。”我希望答案是“当然没有”，但当所有的理性思维都被失控的情绪淹没殆尽时，我无法给出任何绝对的答案。但我已为此做好了应急方案，方案今天也起了效果，所以我才能基于此给出答案。
“那你推她了吗——或者有什么类似的行为吗？”
“没有，跟暴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肢体接触。”
“唐，我知道我应该说些‘兄弟，别瞎扯淡’这样的话，但我没办法说出口。你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实话就行了。”
“你也是我的朋友，你应该明白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骗人。”
戴夫笑了：“没错。但如果你想要我相信你，就应该看着我的眼睛。”
我盯着戴夫的眼睛。蓝色的，竟然还是浅浅的蓝色。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无疑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眼睛。“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但我有可能吓到了一位邻居。”
“×，要是你发神经时没人看到就好了。”
戴夫和索尼娅对于我可能攻击罗茜的推测让我痛苦，但欣慰的是，我意识到事情完全可能进一步失控，而一旦如此，他们会首先想尽办法保护罗茜。
索尼娅站在戴夫办公室的门口，一边招手一边打电话。她给了戴夫一个竖大拇指的手势，接着就兴奋起来，像个孩子似的跳来跳去，不断地在空中挥手。这一切简直不可理喻。
“我的天哪，”她高叫道，“罗茜怀孕了。”
索尼娅声音之高，好像屋子里有20个人一样。戴夫和我碰杯，啤酒洒了不少，甚至还用他的手臂环上了我的肩膀。他一定是感到了我的僵硬，便放开了我。索尼娅还在重复着她夸张的动作，戴夫拍了拍我的后背。简直就像是高峰时段的地铁。他们把我的痛苦当成了庆典。
“罗茜还在线上。”索尼娅说着，把手机递给我。
“唐，你还好吗？”她说。她很担心我。
“当然。那只是暂时的。”
“唐，对不起。我不应该就这么突然地告诉你。你要回家吗？我真的很想和你说说话。但是，唐，我不希望这是暂时的。”
罗茜一定认为我是在说她——她的孕情——但她的答案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戴夫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久：在罗茜看来，怀孕一定是个喜讯，而不是个错误。那两杯橙汁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她不想要伤害这颗受孕成功的卵子。这些信息需要很大的精力处理，但我的大脑已经运转正常，至少是恢复到了我惯常的运转模式。情绪崩溃可能就是在信息过载后一次心理重启的过程。
尽管我识别社交信号的水平有所上升，但我还是差点错过了戴夫发出的一次信号。
“唐，我本来想请你帮个忙，但考虑到罗茜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太棒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但接着我就意识到，戴夫的后半句，无论是从语气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在发出暗示，希望我能反驳他，好让他摆脱负罪的心理，在我麻烦缠身的时候继续给我增加负担。
“没问题。”
戴夫微笑起来，我能感受到他高涨的喜悦之情。10岁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接球，我为此付出的练习量远远超过一个小学生应有的水平。那时，每一次顺利完成这个别人看起来十分平常的动作，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如今，这种满足感重现，在因为我日渐娴熟的社交技能带来良好结果的时候。
“也不是什么大事，”戴夫说，“我最近刚帮一个英国人建了一个啤酒窖，在切尔西。”
“啤酒窖？”
“跟普通酒窖差不多，不过是放啤酒用。”
“听起来像个传统的工程，应该跟冰箱没什么关系吧。”
“看了你就知道了。可真是造价不菲。”
“你觉得他会讨价还价？”
“这不是什么常规的活，那人也有些古怪。我觉得英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人——你们应该更好沟通吧。我就是需要些道义上的鼓励，别让他随随便便就赢了我。”
戴夫随即陷入沉默，我也趁机想了想。我拿到了一个缓刑的机会。罗茜应该会认为，我之所以提出“暂停”的要求是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思考她宣布的消息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她应该尚未意识到我的情绪崩溃，因为怀孕的消息让她高兴得不得了。
这对于我也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明天我会慢跑到切尔西市场，参加武术中心的合气道课程，听完上周的《科学美国》播客。我们会一起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个有关青蛙的特展，晚餐我会做寿司、南瓜煎饺、味噌汤，还有鱼肉天妇罗，原料用白鲑鱼肉，种类可随意选择，只要是龙虾餐厅大厨推荐的就行。我还会利用罗茜坚持要在周末留出的“空余时间”——她眼下基本都花在论文上了——参加戴夫与客户的会谈。我还会去家居用品店买一些特殊的瓶塞和真空泵，把罗茜常喝的酒保存好，再帮她把饮料都换成果汁。
除了饮品，生活基本不会有什么改变。当然，吉恩也是个例外。我还得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基于眼下的情况，推迟公布吉恩到来的消息似乎才是上上策。
从戴夫家回来已经是晚上9点27分了。罗茜抱住我，哭了起来。我已经学会不要在这种时候解读她的行为，或者试图弄明白她在表达怎样的感情，尽管要基于这些信息才能帮助我给出合理的回应。我该做的正与之相反。我采取了克劳迪娅建议的策略，模仿格里高利·派克在《锦绣大地》中的角色。强壮而沉默。这对我来说很容易。
罗茜很快恢复了正常。
“我挂了电话就把扇贝什么的放到了烤箱里，”她说，“现在应该好了。”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知，但我想即便再放上一个小时，食材也不会更差到哪里去。
我再次拥抱了罗茜。我感受到了普遍意义上的快乐，就是那种人类在致命威胁被解除后的典型反应。
一小时零七分钟后，我们开始享用扇贝，穿着睡衣。计划中的任务悉数完成。只差宣布吉恩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