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转学到了长治市第一完小，即是后来的梅辉坡小学。
那是1954年的晚秋。父亲奉命到长治专署文化补习学校培训，母亲带我和弟妹随后搬家同来。学校早已开学，校长看了我的转学证，叫语文和数学老师分别出了考题，我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答了两个小时考卷，其中的作文题是《为什么要转学》。作完考卷，老师频频点头，似极满意，翌日我便正式进了课堂。
专署文补校在游岭上，父亲就近租了民房，全家住到了参府街。我上学时，沿西大街，折进梅辉坡，坡上就是校门。
西大街的两侧，虽然平房低矮，却是店铺相接，而且常有集市，街头颇多热闹情景。我肩挎书包，经常在那些零卖花生瓜籽、肉丸小吃、日用杂品的小摊小贩中穿行而过。街上绝无汽车，自行车也极少，只有骡马大车时而扬长驰过。遇上有结婚大礼登场时，四对高头大马在音乐声中轩昂而来，新郎新娘和陪伴者都一律戴了墨色眼镜，气派十足地高坐在马背上，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站得一街两行，这大概是西大街上最好看的风景。
最冷清的是冬季。那两年的寒冬真正地酷寒，上学的路上冰坚雪滑。
每天早晨，我和二弟先给家里抬两桶水，然后才去上学。水管在街口处，平时锁着，井盖底下的龙头也关着，冬季如果不关闭井下龙头，上面的水管就会冻死。每日开关一次，甚是麻烦。我们提前将空桶摆去排队，自来水公司的人总是姗姗迟来。等到那人来后，先打开井盖，拧开底下的开关，然后用钥匙开启水龙头的铁锁，排在最前头的水桶的主人交上二分钱一张的水票，于是乎，每日一度的供水节目便正式开始了。水桶早已排成了长长的一溜，心急只嫌水流慢。挨冻的两只脚不停地跺地，水桶却只能一挪一挪地前移。等到把两桶水抬回家里，往往误过了上课的时间，慌慌张张赶到学校，老师已经进入教室，只好在门外高呼“报告”。如果到得太晚，“报告”亦不敢喊，须在外面冻着，候到下一节课才能进门。这种挨冻的记忆，我以为颇有一些程门立雪的意味。
冬季天黑得很快，傍晚回家时极感凄冷。街头甚至阒无一人，只能听见自己的鞋底在积雪上摩擦得吱吱作响。这种时刻，从挂着“清真”招牌的饭铺中飘散出来的香气最具诱惑力的。我能感觉到那儿的油糕是何等地香腻，羊肉丸子汤是何等地热烫，然而却是空让人垂涎。记得母亲做午饭的时候，给我一毛钱去打醋，八分钱一斤醋，剩回二分钱如数上缴。所以，天天上学经过大街，从来不进任何商店，即使在那种傍晚又冷又饿的时刻，绝对不敢真的产生吃油糕和喝丸子汤的奢望。
除了走西大街之外，还有一条上学的通道。参府街直向南去，那条街叫石桥南，西面有民房、有清真寺，东面只是陡高的土墙，土墙上有着一条被人爬出来的坡道，坡顶即是明代的皇城。站在土墙高处，可以俯瞰大半个长治，那时仍然明显地呈现着潞安府古城的轮廓。
现在作了烈士陵园的那座皇城，原是明代的藩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他的诸多皇子封为郡王。据史书记载，其二十一子封为沈简王，自永乐六年就藩潞州，遂称潞简王，递传九世。明朝灭亡，潞藩城也就成了一座废园。
我所记得的皇城，西北面的城墙已经残破。从残墙越入园内，树木葱郁，杂草遍地。穿行林间小路，出了皇城东门，紧邻着小学的校门。只要天气晴好，我上学时总爱攀登城墙、穿越皇城。斜插过那一片茂草丛林的时候，蝴蝶在眼帘前翩跹，蚂蚱在裤脚上蹦跳，鸟啭虫啼不绝于耳，这种情景，至今仍然时而浮现于在眼前。
我们一些同学，常到烈士陵园玩耍，亦爱看篮球比赛。那里的灯光球场，是当时长治唯一的一处。若是考试前到园子里复习，找一个幽静处背书，脑子记得又快又牢。梅辉坡小学有幸傍着这样一处绝佳风景，为我们的读书年华增添了许多的情趣。
校内的环境亦多情趣，操场尤其舒畅。老师们不仅注重教好主课，对于音乐、美术、体育都很尽心。校园里洋溢着做操的呼喊和歌唱声，显得生机勃然。那时特别流行小人书，班上同学有个小书箱，装满了古今故事的连环画书。学校的图书馆虽小，课外书却可以随时借阅。管图书的老师姓魏，对我关照有加，鼓励甚多，放假期间让我把一大摞书带回家去，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近卫军》，还有《彷徨》，即是鲁迅自己设计封面的那种民国版本。
学校有宿舍和食堂，我也曾住校上灶，但时间不长。母亲为了省钱的缘故，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包括参府街在内的下西街，属回族人民聚居，住在那里必须尊重民族习俗。租赁住房时，房东问我们家是否吃肉，本来我们在农村就极少吃肉，母亲便向房东作了承诺。只有每年春节时，母亲才打发我到英雄街割一点猪肉，就近在同学家里做熟后再带回来，家里就不会有那种炒肉的气味。我们全家七口人，靠父亲七八十元工资支撑，幸好那几年物价平稳，粮油供应情况良好，虽然蔬食简素，并无生活之忧。
石桥南的街西侧，有个横街叫铜锅巷，粮店在那巷中。因我的两个妹妹尚在婴幼，母亲不能脱身，父亲忙碌公务，买粮就成了我的事情。粮站人员帮我把五十市斤的整袋面粉放到肩上，我能坚持走一二百米，放下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扛。沿街民居的大门口有碾台或是石磨，我歇的时候正好把面袋靠在那石台上，这样歇两次就能扛到家了。虽很吃力，内心惬意，我完全明白肩上扛的是一袋标准八一粉，对于当年的居民来说，那无疑就是最为宝贵之物品啊！
过去都说长治有“三宽”：大马路宽、茅坑口宽、女人的裤脚宽。虽是玩笑，却都属实。我们住的参府街，中间是高于地面的宽敞的马路，两边有下水道，而从马路到宅院的大门还有好几米的距离。街道如此之宽，亦可见这里曾经驻有重要机关，地位非同小可。
所谓“参府”，即是古代的军事机关。清初设在潞安府的军事长官，为“副将”衔，级别为从二品，至今人们还习惯称为“将府”。到咸丰年间，改为“参将”衔，降格为正三品，“将府”改为“参府”。他们的官阶都高于潞安知府。
参府街北端的横街，叫西斜街，东接上党门。越过西斜街上行，坡上名为游岭上，那里有古老的清真寺。清代的武职官员，除“副将”、“参将”外，还有“游击”一职，游岭上或许因为住过“游击”武官而得名。但也俗称作“牛岭上”，抑或古时候的牛牧之野。
我家租房的那个院落，是一个两进的大院，前院的左侧还有一个偏院，房主和客户共住十多户人家。二进院坐西朝东的五间房带有阁楼，阁楼下的左侧过道通往后院，大约曾经是后花园，或是库房之类，仅有三间北房。我家租住了后院这三间房子中的两间，租金每月五元。女墙极矮，足以豁尔远望。院中并有槐树一株，夏天尚可纳凉。
房东和我母亲相处融洽，家务事每得相互关照。有年秋天，我跟着房东主人去收割庄稼，他们的田地在城外很远处，晚风吹过旷野时，秋熟的清芬扑面而来，那情景颇足回味。
我家租住的两间房子，除了睡觉的大炕和做饭的火灶，几乎没有多馀的空间。因此我常常上到房东的阁楼上，楼板上面铺了草席，就在那里看书和睡觉。从阁楼的窗户向远处探望，正对着上党门。我时而凝目眺看那高耸着的古老的钟鼓楼，想象着上党古城的种种典故和传说。诸如唐明皇月夜吹笛的缥缈，潞简王制琴好乐的雅逸，陆登殒命抗金的忠烈，单雄信与秦琼的千秋节义，这些情味都早已经感染到我那年少的心灵中。一天我忽来兴致，想画画钟鼓楼，伏在阁楼的窗口，一边遥望，一边描绘，画成一幅粗劣的写生，院里的大人们看了，还都啧啧称好。
这里说的，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今日之长治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巨变。城市规模拓展，高楼如云，经济繁昌，商旅辐辏，晖光日新，绝非昔比。然而，也不免让人稍有遗憾，上党古城的痕迹和那种古穆的韵味，总是愈来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