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阵会场上没有一点声音，坐在一队前边的陈长生心情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见杨永国正望着他，向他投来支持的目光，似乎在鼓励他说：你第一个上去诉苦吧！陈长生的心紧张了一下，便站起来向前移动着他那有些颤抖的身子。他立刻便吸引了会场上所有人的眼睛，大家呆呆地望着他走到桌子前面。
顷刻间，往事的痛苦和仇恨立刻便充满了他的心，代替了刚才的紧张情绪。他略微停了停，就诉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在旧社会，要说黄连苦，没有我们穷人的日子苦。要说北风寒，没有我们穷人心里凉。哪一个不是苦水坑里泡大的。我的老家在巴县，1948年才逃荒到这里。祖孙三代都是靠租种地主的几亩石板田和给人当长工过活。我爷爷是一个孤儿，靠要饭长大。十岁到地主老财严吃人家放牛，以后就一直在严家当长工。做到三十岁时，他才和我奶奶——严家的一个丫头成亲。奶奶有了我父亲后，不能再帮人了，回家租种严家几亩田来耕种。白天爷爷在地主家干活，晚上偷跑回来帮奶奶种地，一直拖到我父亲长大。不久奶奶病逝，爷爷在严家借点钱买个棺材埋了，从此就背上阎王债。爷爷每年在严家干活的工钱还不够还利息，做了七八年工也没还清这个债。后来爷爷年纪大了，父亲就顶替了他。爷爷则领着我还有我妹、我娘四人种田。每年交租后，剩下的粮只够全家吃上半年稀饭。爷爷年纪越来越大，病也多起来，家里的日子更难熬。我十二岁那年冬天，爷爷病了好久，我娘又刚生完我弟弟，父亲又不在家，只有我和妹妹。
家里断粮几天，我娘把我叫去，要我出去要点饭回来。我怕冷，不肯去。我娘含着泪对我说：’家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也该懂事了。你不去谁去，我和你爷爷又不能动，难道一家人就这样饿死！‘妹妹见我一个人不肯去，就说要陪我一起去。没办法，我就领着妹妹出门了。
”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外边下着大雪，风吹着树枝呼呼作响，冷得人实在受不了。家家的门都关着，要了一上午，就要了两块小红薯。后来妹妹实在冻得不行，两条光着的腿都变乌了。脚上冻裂的口子，血水直往外流。走着走着，她就倒了下去。我把妹妹扶起来，掰了半截红薯要她吃。妹妹摇摇头说要给娘和爷爷留着。我一摸她的额头，像个火炉似的热乎乎的。我知道她肯定是病了，便找个背风的地方，让她坐下守着篮子，我一个人再去要点。可等我回来，却不见了妹妹。我到处找，也没找着。回到家里已很晚了，娘和爷爷见我一个人回来，一家人急得直流泪。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去找妹妹，找了一天，最后只见妹妹死在一家有钱人侧门的石阶上。她提的那个篮子滚在一边，一个半红薯还盛在里面。
我娘看到这一情景立刻就呆了，本来就没有颜色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像个石头人一样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很久都不动一下。那年头，如果让人家知道死的是我们家的人，得给人家挂红放炮请客赔礼。因为穷，我们只能远远地站着看，还不敢哭出声来。看了好久，等到夜深人静才把妹妹的尸体偷偷背回去埋了。妹妹的死给我娘的打击很大。小弟弟生下不满七天，就饿死了。那以后我娘和我一起去要饭，再不让我一个人出去。
”这时爷爷的病也越来越重，父亲又被严家派去挑脚送货了。不久到了腊月三十，好不容易把爹给盼回来。可他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拿回来。过了半晌，爷爷要父亲到严家把一年工钱算算，看还有没有。若没有，借也要借点米回来，一家人好过个年。父亲到严家算账，旧账一还只剩下不多几个铜板。好说歹说才给量了三升米，父亲提起就走。到家我娘拿出来一看，哪是人吃的东西，又霉又黑，谷秕子占了一半，根本没法吃。半夜，爷爷把我爹叫到面前：’我也不拖累你们了。我们父子给严家扛了两辈子活，看到了他家由土墙变成了青砖瓦房，由便门换成了红漆大门。一年种他家的几亩田收的稻子全交了租，你娘死时借他的二十个大洋，你我给他扛了十三年活还没还清。我们的血汗喂肥了他一家老小。这个账，我到了阴间也要跟他算的。‘第二天，爷爷跑到严家大门上吊了。这下严家上下都不依，说大年初一的到家门上去上吊，是赖他。是穷急了往他名下泼污水，坏了他家的财运。他一家老小要有个生疮害病、三长两短的，得全由我家负责。他儿子严吃人还硬要拉我们去打官司。后来没办法，我爹就东托人西托人说情，请了七桌客，挂过红放完炮，这才罢休。可怜我爷爷的尸体还停在屋里没有安葬，又贷上了请客这笔账。我爹只好用块破席把爷爷裹好埋了，就到严家扛活还债。我和娘在家里种地，靠吃野菜维持生活。后来我娶了亲，不两年又添了两口人吃饭，生活之苦就没法说了。
“1946年严吃人又派我爹去重庆给他担东西，一走就杳无音信。第二年春天父亲的尸体被运回来，严家说是在路上病死的。抬到我家后，他们什么也不管就走了。我们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我娘更是哭晕过去。我爹的尸体一连好几天摆在家里没钱埋。我气愤不过，便去找严吃人，要他出钱安葬，给爹工钱。到了他那里，他把脸一板说：’这几天我没到你家来要账，就算好的，可你他妈不要脸，狗坐粪箕不识抬举，反而还来找我要账。要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