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的得天下，大半由于秦王世民之力，而即位之后，却立建成做太子；于是有“玄武门之变”。高祖传位于世民，是为太宗。玄武门之变，可用《通鉴纪事本末》参考。然而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不传的。
唐太宗是一个贤主，历史上称他勤于听政，勇于纳谏，能用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直臣魏征。在位之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仅三十九人”。这种话，虽然不免有些过情，而且未必合于事实，譬如断死刑之所以少的，一定是由于官吏希旨，粉饰太平，这是可以推想而得的。然而“贞观之治”，总要算历史上所罕见的了。唐朝的治法，是集魏晋南北朝的大成，这个且待第三章里再讲。而唐朝一朝，和域外诸民族，关系尤大。现在且述个大略。
唐朝的对外，最重要的还是和北族的关系。突厥启民可汗死后，子始毕可汗立。部众渐强。这时候，又值中国丧乱，边民避乱的，都逃奔突厥。于是突厥大盛，控弦之士数十万。割据北边的人，都称臣于突厥。唐高祖初起，也卑辞厚礼，想得他的助力。然而却没得到他多少助力。天下已定之后，待突厥还是很优厚的。然而突厥反格外骄恣。大抵游牧民族，总是“浅虑”而“贪得无厌”的。而且这种人所处的境遇，足以养成他“勇敢”、“残忍”的性质。所以一种“好战斗”的“冲动”，极其剧烈。并不是一味卑辞厚礼，就可以和他“辑睦邦交”的。而且一时代人的思想，总给这个时代限住，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前朝的遗孽，想倚赖北族，北族也把他居为奇货。”这种事情，“齐周”、“周隋”之间，已经行过两次了，已经行之而无效的了。然而隋唐之际，还是如此。突厥内部，有个义成公主，煽惑他犯边。而外面却也有个齐王暕，可以给他利用。始毕死后，弟处罗可汗立。处罗死后，弟颉利可汗立。从启民到颉利四代，都妻隋义成公主。这是北族的习惯如此。到颉利，就迎齐王暕，置之定襄。在如今山西平鲁县的西北。没一年不入寇，甚至一年要入寇好几次，北边几千里，没一处不被其患。高祖几乎要迁都避他。而唐朝对待他的法子，也还是钞用隋朝的老文章，这个真可谓极天下之奇观了。处罗可汗的儿子，主治东方，仍称为突利可汗。太宗和他，本来是认得的，于是设法离间他。而颉利这时候，又失掉铁勒的心。北方的铁勒，一时叛他。推薛延陀回纥为主。而国内又遇着天灾，于是国势大衰。六二九年，颉利拥众漠南，想要入寇。太宗遣李靖等分道伐他。李靖袭破颉利于铁山，在阴山之北。颉利遁走。为唐行军总管张宝相所擒。于是突厥之众，一时奔溃。也有北降薛延陀的，也有西走西域的，而来降的还有十几万。太宗初时，想把他处之塞内，化做中国人。当时魏徵主张把他迁之塞外，温彦博主张把他置诸中国，化做齐民。辩论的话，具见《唐书·突厥传》。太宗是听温彦博的话的。著《唐书》的人，意思颇有点偏袒魏徵。然而温彦博的话，实在不错。唐朝到后来，突厥次第遣出塞外，而且不甚能管理他，仍不啻实行魏徵的政策。然而突厥接连反叛了好几次，到默啜，几乎恢复旧时的势力，边患又很紧急，这都是“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这件事情，颇有关系，可惜原文太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可自取《唐书》一参考。后来见他不甚妥帖，才用突厥降人萧思摩为可汗，叫他还居河北。这时候，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徙居突厥故地，真珠可汗，名夷男。突厥还没灭亡的时候，太宗就册封他做可汗，以“树突厥之敌”。突厥灭后，就徙居突厥故地。形势颇强。萧思摩不能抚驭，依旧逃归中国。六四四年，真珠可汗卒，子拔灼立。薛延陀内乱，太宗趁势又把他灭掉。于是回纥徙居薛延陀故地。铁勒的强部，本来只有薛延陀和回纥，薛延陀既亡，回纥还没强盛。对于中国，奉事惟谨。于是北方的强敌，又算暂时除掉。
至于西突厥，则到高宗手里，才给中国征服的，见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