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三十而立”。而她——原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曹慧英，到了“而立”之年时，已经结束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员生涯，从球坛引退了。
当她伫立在“三十岁”这个人生的台阶上，回首望着来路时，她感到欣慰。因为，她看见自己在这条坎坷曲折的路上留下的硕大而深凹的脚印里，不仅有少女时代的纯真和欢乐，而且有青春时期的理想和追求。如果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音符的话，那么，这数不清的脚印汇成了一支对母亲——祖国的深情的歌。
从阿庆嫂到运动员
一九七○的金色秋天，曹慧英正在她的故乡——河北滦南县南套沙沟子的庄稼地里，与乡亲们一起挖地瓜，一边劳动，一边哼唱着阿庆嫂的台词。
远处，一位生产队的干部大声呼叫她：曹慧英“上面来人找你”！
曹慧英一边答应着，一边搓着手上的泥，欢蹦乱跳地往村里跑。
“准是县剧团来人找我了！”她这么猜测着，便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当演员，这是她盼望已久的事，她模样俊俏，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副清亮甜润的嗓子。谁人见了，都说她是块当演员的好材料。她九岁那年，遇见了从唐山到村里来搞“四清”的评剧演员孙淑芬。一见面，孙淑芬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秀的乡村女孩，又教她唱戏，又教她练功。曹慧英就像影子一样跟着孙淑芬。两年后，孙淑芬回唐山去了，别的孩子也不练功了，可曹慧英却独自一个人坚持练。就连平时走路都不老实，走着走着就来一个劈叉，来一个倒立，惹得妈妈直数落她：“一个丫头家，成天疯疯癫癫的，像个什么样子？”
长到十五六岁，曹慧英真的上戏台了。村里排练京剧《沙家浜》，她饰沙奶奶。本来，她是想演阿庆嫂的，但她的个儿太高，别人不好配戏。演沙奶奶就演沙奶奶吧，反正能登台演出就行。她妈妈却不高兴了，老跟她叨唠：“你别演戏了，这么点小女孩演什么老太太呀！”不久，演阿庆嫂的演员病了，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最后还是推曹慧英来演。头一场是在村校的操场上演出的，村里村外的乡亲们都来观看。她妈妈、姐姐还一早就拿板凳去占了座。曹慧英唱得有腔有调，把阿庆嫂的味儿演得挺足。外村的一位大爷直夸赞：“谁家的闺女，长得这么俊，演得这么好？”她妈在一旁听到了，心里直乐，回到家还说个没完。
她的一位颇有见地的婶婶把她推荐给县剧团。听说，人家对曹慧英还挺感兴趣。
一想到当演员的梦想真的要变成现实，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脸上挂满了笑容。可是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到队部办公室门口时，她傻眼了。
坐在办公室长椅上的两位客人，都是大高个，一点也不像剧团里的人。他们见曹慧英进屋，急忙站立起来，微笑着伸过手去。曹慧英有生以来还没有跟人握过手，禁不住面红耳赤起来。她一边握手一边在想：“他们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这时，一位操广东口音的“大高个”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
啊，明白了！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前些日子给她来过信，说妈妈到北京串门时，姐姐问起了曹慧英的情况，妈妈发愁地说：“唉，别提了，长得那么高，不敢出门了，走路都恨不得把脚踩到坑里去……”姐姐一听，高兴地说：“北京体院正在招生，让小五去学体育好啦！”姐夫自告奋勇给体院写了一封推荐信。不久，体院写信告诉她姐姐，说是要到乡下看看曹慧英。真快，说来就来了。
两位客人一会儿让曹慧英跳起来摸高，一会儿量她的个儿，一会儿叫她伸胳膊，一会儿量她的手指。她老老实实，一一照做。两位北京客人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还问了她许多问题。她有些紧张，心跳得慌，人家问些什么，自己回答些什么，全忘干净了。她只记得那位广东口音很重的“高个儿”客人告诉她一句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客人一走，曹慧英的心绪就乱了。当演员，当运动员，两个志愿就像两只吊桶似的，在她的心里七上八下。她演阿庆嫂已轰动村里村外，县剧团对她兴趣很大，她真留恋乡间那简陋的戏台。可个儿又老往上长，同学们已经给她起了两个外号了，什么“细麻秆”“大骆驼”……江南哪有这么高的“阿庆嫂”呀？最讨厌的是那双脚，长得那么大，比男人的还大。妈妈愁容满面地问过她爸爸：“有什么法子使小五的大脚丫变小呢？”父亲闷坐了好半天，吧嗒吧嗒吸着烟，吐着雾，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中国最古老的办法：裹脚！在这个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民家庭里，他的话无异于皇上的圣旨。她几个姐姐的婚事，都是父亲一句话定终身的。他威严得使孩子和孩子的妈妈都怕他。吃饭时，只要谁说话声音大一点，他就用筷子往桌子上一拍，顿时，全家上下就鸦雀无声。不过，曹慧英有点例外，她是这个家里的“老丫头”，父亲有点偏爱。下地干活时，他曾经用他那粗重的嗓音一字一句地教她唱过《社会主义好》。她的姐姐、哥哥们可从未享受过这种父爱。也许正是父亲的这种偏爱鼓起了她的勇气。当父亲下令她裹脚时，她竟然敢笑嘻嘻地反抗说：“爸爸，你也不想想，眼下是什么朝代了，还兴裹脚？”父亲没有动气，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忧愁。其实，曹慧英自己也发愁，连赶集、到亲戚家串门都不敢去了。这么高的个儿，走到哪儿，人们都得多看她两眼。不用说阿庆嫂演不成，将来什么角色也演不成了。当运动员就当运动员吧，兴许还真有点出息。可是，那两位北京客人走了之后，却杳无音信。她给姐姐写过一封信，请她打电话到体院打听打听，又很久没有回音。时间真如流水，一晃就过去半年了。一九七一年的早春，天空纷纷扬扬飘起大雪花来。白雪几乎覆盖了大平原的一切：河流、田野、树木、房屋、道路……唉，即使姐姐真回信来了，邮递员也无法送到村里来呀！
有一天，曹慧英正趴在窗口往外张望，生产队里的那位干部又急匆匆向她走来。离老远，他就嚷开了：“小五，北京来电报了！”
曹慧英喜出望外，冲出门去，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厚厚的积雪，迎着那位干部跑去。
“给我，电报！”曹慧英向那位干部伸过手去。
大队干部笑道：“邮递员送不过来，在电话里念了一下，北京体院叫你带着推荐信，马上去北京！”
曹慧英扑闪着水灵灵的明亮的大眼睛，有些不信地说：“真的？”
那位大队干部说：“看你高兴的，连我的话也不信了。”
曹慧英一下跳了起来，跌跌撞撞往家跑，未进门就叫道：“马上去北京！马上去北京！”
这给闷坐着的全家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喜悦。
说实在的，曹慧英的心情很矛盾。当运动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像在学校里那样踢踢毽子，跳跳绳吗？陌生的新事业，既让她向往，又使她害怕。而且，还要辞别父母和姐姐们，远走他乡呢。
父亲倒有主意，他果断地说：“人就要奔事业。要你去，你就去！”母亲当然是舍不得女儿离开的，不过，她也是个想得开的人。她没有阻拦，只是说：“到了外面，父母不在跟前，凡事都要自己照料了。干什么事，都要往前，不要落在人后。”
大雪挽留曹慧英在故乡多住了三天。第四天，她不顾积雪未化，就艰难上路了。从村子到镇里上汽车，得走十里雪地。为她送行的是三姐。一路上，姐妹俩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千里送行，总有一别，当汽车徐徐在铺着积雪的公路上开动时，三姐还站在车窗下，一边抹着泪，一边叮嘱小妹妹：“小五，你这次出去走的是一条新路，不会一帆风顺的，自己多当心！”
汽车沿着铺雪的道路，向火车站飞驰而去。啊，展现在这位十六岁农村少女面前的，的确是一条令人向往而又艰难的崭新之路！
人往高处走
列车在北京火车站缓缓停了下来。曹慧英随着人流来到车站广场。没有人来接她。姐姐住在宽街，该坐几路车呀？俗话说，路就生在嘴里。曹慧英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她嘴甜，不住地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姐家。
姐姐给北京体院的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老师马上来了。老师又给她检查了视力，测了听力，随即拿出一张印得很考究的表格，在上面写了“曹慧英”几个字。然后交给了她：“这是入学通知书，明天就可以去报到了！”
老师走了之后，曹慧英端详着这张珍贵的入学通知书发呆。人家都说入学很难，我怎么这么容易呢？她甚至怀疑这是一个梦。
车子驰过圆明园遗迹，来到了我国最高的体育学府——北京体育学院。校园真大，真气派。宿舍却很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放着四张双层床。同室的女伴，也刚从各地来。有一个女伴，扑闪着一双特大的眼睛，老打量曹慧英。曹慧英当时还留着两条又粗又长又黑的大辫子。拖着这么长的大辫子怎么当运动员呢？同伴们都叫她剪掉。那位大眼睛的女孩一边微笑着，一边抄起一把明亮的剪子。
曹慧英真舍不得剪掉这两条大辫子，但人家都留短发，剪就剪掉吧！那个拿剪刀的大眼睛姑娘走过来了，咔嚓、咔嚓……曹慧英一瞧镜子，剪得那么短，连小刷子都扎不起来了。她直可惜，真想哭。可大眼睛姑娘却高兴得直笑。
这位爱笑的大眼睛姑娘就是后来的著名女排运动员杨希。直到她们俩到了国家队，还老提起这次剪辫子的事。杨希总说：“我那一刀是剪得太狠了点，瞧你那个可惜劲儿，我心里直乐……”
这里的生活，对曹慧英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天还不亮，就催着出操。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乍暖还寒，晨风就像小刀似的刮着脸。曹慧英戴上了手套，捂上了口罩。列队时，老师不容商量地说：“记住，出操时不许戴手套，也不许戴口罩。”老师可管得真严，连这也管。没过几天，她在训练中把手给挫了，医生给她包了纱布，疼得她直想哭。可老师还来叫她出操。她感到莫大的委屈。这时，她想起了妈妈临别时对她说的那几句话，人往高处走，干什么事都要干好，不要落在人后。她终于跟着同学们往操场走去。老师看出这位乡村姑娘的心事了，关切地对她说：“当运动员苦吧？每个运动员都要经历这一关的。”
对曹慧英来说，需要她过的关口实在太多了。她被选进体院的这个青训队，全凭着她的先天条件。论技术基础，她可谓是一张白纸。打球、跳高、跑步……什么都不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分班时，老师说：“你学田径吧！”曹慧英老实憨厚，反正一样都不会，叫学什么就学什么好了。这样，她就跟田径打上交道了，整天跑呀跳呀，一练就是八个月。
有一天，排球队的一位教练发现了这块打排球的好材料，竭力向院领导推荐要她到排球队去。领导找曹慧英说：“小曹，你到女排去吧！”
曹慧英一听，着急了，说：“人家都练了八个月了，我不去。我去了，什么都不会，落人后面，该让人笑话了。”领导却对她说：“你去吧，只要自己努力，一定能跟上去的。”
既然没有商量的余地了，那就去吧。小曹是个痛快的年轻人。
去了不几天，排球队的黑板报上就登出文章表扬她了。她带着一颗燃烧的心到了排球队，玩命地练。只用了一天时间，她就把滚翻救球学会了。又用了三天时间，学会了一般人需要学三个月的排球三大技术（发球、传球、垫球）。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扣球、拦网的技术要领也掌握了。虽然她比别人晚打八个月排球，但她练了八个月的田径，身体基础打得比别人好。别人上身体训练课时，她仍然练排球技术。别的队员下课了，她还赖在球场不走，一个人挥臂扣球。男排队员刘晓红看见这个练球不要命的女孩子，很赞赏，就帮她订了一个业余训练计划。每次下课后，他就留下来帮她练球。他站在场子的一边，给她扔球，她不停地跳起扣杀，往往一扔就是好几筐。曹慧英扣球时出手快，就是这个时候练就的本领。她没日没夜地往前追赶，入队不到五个月，就成了打副攻的主力队员了。
她妈妈不放心，在一个冬天赶来北京看望过女儿。按理说，妈妈最好是不到现场看训练，练得那么苦，慈祥的心哪里承受得住呀！可曹慧英的妈妈偏要去看，别人也不太好阻拦。去训练场时，曹慧英还披着棉大衣，到场后，大衣脱去了，练着练着，身上的衣服一件件都脱掉了，最后只穿一件运动衫和一条短裤，就这样，汗水还像雨水似的往下淌呢！在场上，她又摔，又滚，汗水和着泥水……老人有生以来也没有见过这种场景呀，她没有看完就离去了，等女儿回到宿舍时，她小声地问：“这么苦，受得了吗？”曹慧英却笑着回答：“妈，人不吃苦，怎么往高处走啊！”可母亲还是叮嘱女托：“以后摔得轻一点，别摔坏了身子。”女儿笑道：“妈，叫你别瞧别瞧，你非瞧！瞧了又这么不放心……”果然，从此以后，这位母亲就再也不敢到训练场看女儿打球了。
放暑假时，曹慧英回到了她久别的故乡。曹慧英的母亲和姐姐们都想，这一个月的假期什么活也不让她干，让她在家好好歇着。谁知，曹慧英到家凳子还未坐热，就说：“住几天我就走！”她三姐一听就哭了：“小五，你怎么一到家就说走呢？”母亲虽然没有掉泪，但看得出来，她是想留女儿多住些日子的。曹慧英对家里人说：“我比人家少练了八个月，我得赶上去。”她只住了九天，第十天就辞别亲人，回北京去了。同屋的同学们都没有回来，她一个人每天起早贪黑玩命地练、练、练。汗水是不会白流的。她很快就撵上和超过了同伴们，成了全国引人注目的排坛新秀。
做梦也没想到，从青训队毕业时，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工大队看中了。一九七三年夏天，又一条崭新的路伸展在这位十九岁的女青年面前。
红星在头顶闪亮
她跟她的同窗好友杨希、陈招娣等一起，到红山口“八一”体工大队报到。
一走进大门，看到的尽是身穿军装的青年人。他们头顶的军帽上都有一颗鲜红鲜红的五角星，在阳光映照下，一闪一闪，发出迷人的亮光。
在孩提时代，这闪亮的红五角星，就强烈地吸引着她。想不到这幸运突然间就降临了。可是，部队没有她们这般大高个姑娘合身的军衣，得定做。曹慧英等不得了，礼拜天，她向人借来一套军服穿上，又戴上了军帽，请同伴给她照了张相，然后急急忙忙将这张穿军衣的照片寄给了妈妈。
战士自有战士的要求。她练得比过去更加刻苦了。在部队的球场上磨炼了两年，一九七五年，她们作为中国青年女子排球队参加了亚洲青年女子排球锦标赛。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机翼下是祖国壮丽的山河，浩瀚的海洋……飞机把这群年轻姑娘送到了澳大利亚。
锦标赛的争夺是紧张激烈的。曹慧英当时是队里的主力，打三号位，在国内以重榔头著称。她上场时，给人一种锐不可当的感觉。她说：“我在场上时，心里想，我们就是比你们强。”祖国的荣誉感，好胜心，在这位青年女子心中激荡。狠狠地扣！重重地打！可惜她的进攻老是受阻。比赛结果，日本队第一，南朝鲜夺得了第二，中国队只落个第三。国内排球界人士认为，对一支初出茅庐的球队来说，能取得这个战绩就说得过去了。但曹慧英心里难受极了。这位爱说爱唱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她看到了自己与世界强手的差距，场上打得那么死，总也变化不过来，要是在家里多练几手该多好呀！
初进部队时的那种喜悦消失了，替代这种喜悦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她请求教练韩云波更加严格地要求她，锤炼她。她要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具有威胁力……
“铁姑娘”的来历
一九七六年冬训时，在水仙花的故乡——福建漳州，袁伟民看中了她。这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她和招娣、杨希等十二位姑娘，站立在北京体育馆的训练场地上。新上任的国家队教练袁伟民，身穿一套鲜红的运动服，正在给她们上第一堂训练课。
年轻的教练，年轻的队员，一支朝气蓬勃的年轻队伍。这是她永生难忘的一场比赛。地点——青岛的一个篮球场。对手——陕西女排。观众人山人海。曹慧英跳起扣杀，却把球打到老远老远的界外。观众发出了笑声。她看见，连袁伟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可她不在乎，仍然大声呼喊：“给我！”结果，又开了一炮。她还叫：“给我！”接连打了三个界外球。陈招娣挺幽默地对她说：“真有你的，连开三个高射炮，你都脸不变色心不跳呀！”结果，这场球国家队输了。散场时，观众们议论纷纷：“连省队都打不过，还代表国家呢！”这下，曹慧英的脸通红通红，心也狂跳起来了。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她和她的队友们把这种来自观众的压力，变成了奋发向上的动力。这年冬训，袁伟民向她们提出了奋斗目标：“三年打败南朝鲜，五年打败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们开始了严格的近乎残酷的大运动量训练。曹慧英是球队的队长，年轻，身体素质又好，练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一样。一天不知流多少汗，光运动衣裤就得换洗三次。有时，袁伟民带她们到海边的沙子地上练习滚翻，两边胯部磨出了血，沙子嵌进肉里。医生一颗一颗用钳子往外夹，一边夹一边掉泪。这时的曹慧英，似乎已变成一个铁打的人，在苦和累面前没有掉过一次泪。吃饭时，她跟教练坐一桌。眼看菜不多了，教练存心不吃，给她们留着。这时，她心里感动得不得了。她知道，教练并不比队员轻松，中午她们休息了，教练不休息，还得带伤病号去补课……
在队里，数曹慧英年岁最大，小队员叫她曹大姐，其他姑娘称她“老大”。在这次艰苦的冬训中，她又多了一个绰号“铁姑娘”。这个绰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叫开，就收不回去了，一直到她离队，队友们还这么叫她。
一九七七年深秋，曹慧英随球队来到日本大阪，参加第二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她初露头角，就成了轰动日本和世界排坛的风云人物。
与南朝鲜队打比赛时，双方比分咬得很紧。打到第二局下半局，曹慧英发球，对方垫起球之后，轻轻一抹，一个出其不意的险球飞向中国队的空当。曹慧英眼尖，飞身过去，将球救起，自己却摔了出去。她想站起来，但大腿肌肉拉伤了，一时爬不起来。裁判急忙吹哨，叫曹慧英退下场去。但曹慧英偏不下。她忍着钻心的疼痛慢慢地站立起来，一直坚持打到终局。虽然每局都以二分之差失利了，但曹慧英的顽强性格，给日本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她带领众姑娘退场时，观众们为这位失利球队的队长鼓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刚走出几步，曹慧英就再也抬不起腿了。第二天中国队要迎战强队古巴。记者们把中国教练包围起来，纷纷打听：“曹慧英明天还能出场吗？”袁伟民只回答说：“我很希望她打，但我还不知道她的伤势究竟怎么样。”回到旅馆，袁伟民来到曹慧英的房间，曹慧英望着他焦虑的眼神干脆地回答了一个字：“行！”第二天作准备动作时，这位队长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一边呼喊着“加油！加油！”的口号，一边带领大家跑步了。她把带队的任务交给了孙晋芳，自己找个角落，慢慢地在拉腿。真疼呀，每拉一下，都疼得她倒吸一口冷气。但她不顾一切地硬把腿拉开。当比赛的哨声吹响时，这位“铁姑娘”队长，又奇迹般地出现在球场上了。不仅记者们惊讶地议论着，就连古巴队的队员们都吃惊地交换着眼色。她依然跳得那么高，扣杀得那么猛烈，跳动得那么灵巧，扑救得那么顽强。在全队的拼搏下，世界强队古巴，终于以二比三败在中国姑娘的手下。
在大阪府立体育馆发奖时，这位中国女排的队长，一个人就抱回三座金光耀眼、造型奇特的大奖杯，她得了拦网奖、敢斗奖、优秀运动员奖。
应该说，这是曹慧英运动生命中的“黄金时代”。她应该欢笑，她应该受到祝贺。但说来也奇怪，在领奖时，她却迟迟不肯迈步。刚刚结束的一、二、三名的发奖仪式，给她的刺激太强烈了！中国队第四名，只能站在地板上，当人家一、二、三名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抱奖杯的时候，她和她的队友们，向获胜者挥动手中的黄手绢。眼望着人家的国旗徐徐升起，中华儿女何地自容！曹慧英心里想：“我一个人即使得一百个奖，也不如为祖国人民抱回去一个冠军杯呀！”
发奖仪式时间很短，曹慧英却感到它太长了。回到休息室，她和队友们唱起了“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歌。失败，使人痛苦，也可以使人发奋。她决心和她的姐妹们一道卧薪尝胆，摔打磨炼，一定要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高高升起。为了这一天，要她付出任何代价，都心甘情愿。
突然消失的“黄金时代”
真应了“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这句俗话了。一九七八年三月，日本女排来我国访问，中国女排在首都工人体育馆迎战。日本女排在六十年代，一直称雄于世界排坛，被人们称为“东洋魔女”。中国女排在头年世界杯赛和预赛中，曾胜了日本队。虽然后来在决赛时又以一比三败北，但她们毕竟看到了一个真理：日本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努力，将来就可以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对手。这次访问比赛，是中日两队的一次新交锋，谁都希望自己能赢对方。当时，曹慧英脚伤未痊愈，但她戴着两个护膝出场了。观众一见这位名将出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年轻人一听到掌声，劲头就上来了。她忘却了身上的伤痛，顽强拼搏。第一局未打完，蓦地，她听到腿部响了一声，紧接着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又跳动了几下，疼得受不住了，向袁伟民请求：“换人吧！”袁伟民知道，轻伤，曹慧英是不会下火线的。她自己请求下场，伤情肯定够呛。山东姑娘韩晓华上场替她下来。到了休息室，大夫把曹慧英腿上的绑带解开，立即露出一大块血肿。再一摸，腿上有一条很深很大的裂缝。大夫把她的腿搬到凳子上，然后突然把凳子抽掉。她的腿随即掉落了下来，膝盖上只有一层皮连着了。曹慧英望着这只抬不起来的腿，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撕下了贴在胸前的队长标志，请人交给袁指导，她再也上不了场了。比赛结束时，她已经站立不起来，不得不靠教练把她背上汽车。
到体育科研所一检查，结论是髌骨断裂。起先大夫还瞒着她，但她听到队友们在门外悄声议论了。她抓住大夫的手问道：“真的断了吗？”大夫沉重地点了点头。她再也控制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是多么悔恨啊！运动生命的“黄金时代”刚刚来临，就这么突然消失了！腿呀腿，你实在断得太早了！她躺在担架上，被队友们抬回了宿舍。
第二天一早，队伍乘火车去太原打比赛，五楼宿舍里只留下了她一个女排队员了。同屋的江苏队员张德云和陕西队员王爱香，临走时，给她抱来一大沓小人书，关切地对她说：“我们过几天就回来，你安心养伤吧！”她本想强装笑容送队友们走的，但笑不出来，她有的只是愁闷和泪水。每当回忆起此时此景，她就说：“我们就像一群南飞的大雁。雁群飞走了，我变成了一只孤雁。我感到一个人离开集体的孤独和苦闷。”队伍刚走，正在北京的妈妈闻讯赶来看望女儿。上五层楼，老人一歇未歇。见了面，她就问女儿：“伤得怎么样？”曹慧英哭着说：“断了，真的，髌骨断了……”妈妈满面愁容地惊叹：“那不成瘸子了吗？”曹慧英强压着内心的悲痛，安慰妈妈说：“那不至于。不过，我可能这辈子打不了球了。”一想到自己的运动生命就这么断送了，她又禁不住伤心地哭泣起来。
第五天，她住进了北医三院做手术。这年八月，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队里报了曹慧英的名。动完手术，只有五个月的时间，她能出征吗？曹慧英心里火急火燎的。她一个劲盯着大夫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大约一个月之后，大夫脸上露出笑容。他对曹慧英说：“养得好，你出院后还能打球！”大夫这句简短的话，等于宣布她的运动生命的新生。虽然腿上还打着石膏，膝关节里固定着钢丝，手里还拄着拐杖，但她常常瞒着大夫，偷偷躲到医院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开始锻炼身体了。每当队友们去看她，她都高兴地告诉她们：“我快出院了！我快回队里打球了！”袁伟民教练一直惦记着她。队伍要去日本访问，为了解除她的孤独，给她报了名，准备接她出院随队出访。曹慧英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袁伟民要接她出院的头一天晚上，曹慧英突然开始发烧，而且一烧体温就达到三十九度八，一连十多天不退烧。后来检查出来了，是肺结核病发作。不但日本未去成，而且她又不得不转到通县，住进北京肺结核病防治所。那个时候，她还真天真，心想，住个三五天也许就可以出院了。有一次，她问大夫：“我住几天出院？”大夫说：“先住一两个月吧！”她一听，闷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又伤心地哭开了。这么住下去，世界锦标赛恐怕也赶不上了。其实，她的身子虚弱得连站都站不住，一站起来就发晕，有几次还虚脱了过去。同房的病友，有的过去看过她打球，印象里她是身强力壮的，想不到她竟然会虚弱到如此地步。大夫对她说：“八月的比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有什么办法呢？她只得捺下性子养病。当时，她最担心的是出院后能不能重返球场。对一个排球运动员来说，球就是她的生命呀！八月，当世界锦标赛拉开战幕时，她真的还躺在医院的洁白病床上。广播，她是天天听的。有一天，听着听着，她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日本小姑娘送给她的一条花手绢，被咬撕成三四条。病友们看到她的这副悲痛神情，担忧地问：“小曹，你怎么啦？”她哭得像泪人儿似的说：“输了，我们女排在苏联输了！”
作为球队的队长，眼看自己的球队在莫斯科名落孙山，却无能为力，有多痛苦呀！
“大夫，我要出院，我要练球！”她再也忍受不了住院养病的寂静生活了。
出人意料，大夫竟然笑着告诉她：“别急，小曹！你再养上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她的运动生命，又一次得到了拯救。
她请来看望她的队友捎来球鞋。当大夫不在的时候，她悄悄地穿上球鞋，到院子里练习走路。多日不见的球鞋呀，穿起来多么柔软舒适！不过，她只走了一千米，就汗湿衣衫，气喘吁吁了。好心的病友把她告发了。她们对查房的大夫说：“小曹老偷偷到院子里锻炼！”大夫向她发出警告。她不敢随便下楼了，但没有停止锻炼。一有空，她就练静蹲，双膝微微弯曲，上身挺直，一站就是五分钟、十分钟。到了深秋，院子里的绿叶变黄、变红的时候，她开始练习倒立，开始在铺着落叶的小径上慢跑。
她一次次捎信给队里，恳求袁指导接她出院。她度日如年地等待着队友们来接她。十一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来接她出院的小轿车的喇叭终于在医院门口鸣叫了……
究竟图什么
曹慧英这年二十四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又是很有声望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当时，“见好就收”，是一种颇为时髦的思想。像曹慧英这样的著名运动员，名誉、地位，该有的都有了，身体又有伤病，正好是从“火线”上撤退的好时机。而且，在养病期间，她结识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朋友。什么都有了，她还图什么？可曹慧英却不想离开队伍，她苦苦地求袁伟民收下她这个“老兵”。
当然，中国女排是需要自己的队长的。不过，重新归队之后，她练习起来已经跟往日不同。过去可以负重蹲杠铃一百三十公斤，如今蹲二十公斤就吃不消。出早操时，别的队员跑五圈，袁指导却限制她只能跑一圈。可是，她一到球场，就控制不住自己，跟着别的队员一道，一个劲地练。每当这个时候，袁伟民就过来制止她：“差不多了，别练了！”
从心眼里，她非常感谢这位严厉而又亲切的指导。从医院出来后，也有的医生认为，她不能归队了，她的肺病如因劳累复发，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人甚至劝袁伟民：“不要用她了，万一练坏了，可不得了。”袁伟民却默默地担起了这个风险。
在曹慧英自己、袁伟民和医生的配合下，她终于闯过了这道险关。不过，她毕竟已经不是过去的“铁姑娘”了，每一个训练日，都是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度过的。在湖南郴州冬训时，当地老乡看她练完球下来那副模样，很同情地对她说：“哎呀，曹慧英，你真像祥林嫂呀！”曹慧英一听，慌忙对这些老乡说：“同志，你们不能这么说，祥林嫂是旧社会逼的，我呀，是自己愿意这么练的。”她只说到这里，更多的心里话没有说出来。到一九八一年春天，她已经二十七岁了，眼看世界杯比赛就要在日本举行。她是憋着一股劲，想亲手去夺取那个金光耀眼的世界冠军的奖杯的。把最美好青春年华献给了排球运动，付出了这么多汗水和心血，连个世界冠军的影子都见不着，那实在太冤了！每天，她都拖着疲倦的身躯在熬。她要熬到中国人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的那一天。
当然，她知道自己“老”了，体力也不济了，主力得靠孙晋芳、郎平、周晓兰、陈招娣、杨希、陈亚琼众姐妹去顶了。但她也将竭尽自己的能量，为这个胜利出最后一把力。她不知多少次坦诚真挚地对队友们说：“我给你们当替补，谁累了，我就上去顶，哪怕顶几个球，半局也好呀！”在私下，她又找袁伟民表了这么个态：“指导，我当替补，可要派我大用场呀！”
袁伟民很理解她，说：“全场不用你上了，关键时刻派你上去顶一顶就行了。”
“王牌”替补
她终于等到为国出力的这一天了。一九八一年深秋，第三届世界杯赛在大阪拉开战幕。
一到大阪，曹慧英就想起了四年前挥动黄手绢的那一幕令人难堪的情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歌声，已经在她的心头回响了四个春秋。这次，她和她的队友们将唱着一支什么样的歌回国呢？
头一场硬仗，就碰上了苏联女排。从两队过去交锋的记录来看，中国队还没有赢过苏联队一次。年轻的中国队在实力上虽然已经可以打赢苏联队，但心里仍然有一道怕输的阴影。这次，临出征前，曹慧英和队友们聚集到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又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她们站到墙根前，教练站在离她们只有三四米远的高凳上。教练吼叫着，狠狠地将球扣杀到队员身上。球，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袭过来，又像重磅炸弹似的在队员身上炸开。曹慧英真是尝够了这种球的苦味。退，后面是高墙；往前，球的来势那么猛烈，就是躲闪，也往往来不及。球一打到身上、腿上，立即青紫一片。队员们把这青紫一片戏称为“开花”。曹慧英知道，这是针对苏联队大力扣杀而采取的应急训练措施。她从不躲闪，沉重而快速的大圆球一次次打在她的身上。她的身上，究竟开放过多少朵这种青紫色的花儿，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
与苏联队的比赛一打响，昔日的训练见成效了。第一局，我们就轻松地把苏联队击败了。运动场上的心理学，真值得写一部书。明明轻松赢了对方，场上的中国姑娘们心里的那道怕输的阴影却开始作怪了。她们想，是不是苏联队还没有发挥出水平？这么一想，第二局打得就拘谨起来。相反，苏联队丢掉了包袱，放开手脚打了。中国队以○比五、○比六落后。曹慧英脱去了外套，在场边做着准备活动。她一边活动，一边用眼睛紧紧地盯着坐在场边指挥这场战斗的袁伟民。
○比七，○比八……
曹慧英心里急得不行了，她简直像一匹急于上战场的烈马，在场外奔跑着。她真想跑到袁伟民跟前，对他说：“指导，换我上场吧！”
袁伟民仍然安安稳稳地坐在那儿。从表面看，他并不着急。其实，他心里早就在琢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是那道阴影在作怪。需要上去一个人，把苏联队的气焰给压下去。”当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老队长曹慧英。一九七八年在莫斯科以○比三输给苏联时，她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心里没有那道讨厌的阴影。
○比九……
袁伟民站起来，向裁判示意换人。
袁伟民刚回头，他的目光就与曹慧英急切求战的目光相遇。
曹慧英急忙奔跑过去。
袁伟民用平静的口吻向她交代任务：“你上去，把大家的情绪给带起来，把苏联的气焰给压下去。”
她上场了。她向大家击掌，大家也向她击掌。中国姑娘重振队威，一分分往上撵，撵得苏联队焦虑不安起来了。每得一分，曹慧英都与队友击掌相庆，都发出自信的喜悦的欢呼。中国姑娘的士气，终于把苏联队的气焰压了下去。经过激烈的相持、争夺，最后，中国队反败为胜，赢下了第二局。第三局，苏联队以○比十五败北。对像苏联这样一支强队来说，一分不得就告失败，确实是罕见的。
中国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赢了苏联女排，而且比分是三比○。当然，这个胜利是全队上下努力的结果，但在危急关头，曹慧英确实给场上带去了一股神奇的精神力量。这个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外国记者们大肆宣扬了这场球，大字标题称赞曹慧英是中国教练手里的一个“王牌”替补。
以后的几场重要比赛，她都上场了。与美国队一战的第五局，她上去拼搏了，与日本队争夺世界冠军时，在战斗白热化的第五局，她又上去拼搏了。应该说，她付出的体力已经超过她的负荷。比赛间隙，曹慧英喝水时，队友周鹿敏看见曹慧英端水杯的手战抖得很厉害。小周关切地问她：“老大，你怎么啦？”曹慧英告诉她：“我的力气都使完了。”可是，关键的战斗一打响，她又跟队友们上场拼搏。当最后一个球落地，中国队以三比二击败日本女排时，周鹿敏第一个冲上去，紧紧拥抱曹慧英，流着欢乐、感动的泪水说：“老大，你说力气使完了，可你还打得这么好……”
曹慧英忘记了疲劳，忘记了伤情，与队友们拥抱呀、欢笑呀、痛哭呀。她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不，熬到了这一天。她怎能不激动呢！她仰望着在大阪府立体育馆空中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耳听着旋律庄严的国歌，她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像溪流似的往外流淌。她想到，以往付出的一切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她所付出的这一切换来了祖国人民的荣誉。
胜利之夜，是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起了出征前一位领导向她许的愿：“小曹，这次如果拿下了世界冠军，你就可以离队结婚了。如果拿不回来，你还得打球。”如今，奖杯捧回来了，她可以“解甲”了。她已相识多年的那位男朋友，仿佛就站在她的眼前，微笑着望着她。她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劳你久等了，回国之后咱们就完婚。”想到这里，她偷偷地笑了。同屋的队友朱玲问她笑什么，她掩饰说：“晓兰不是最喜欢我这双爆发力很强的腿吗，我说过，等我退伍时，把这双腿送给她。”一边说，一边扔掉渗透了汗水的白色长袜，感慨万千地说，“永别了！”刚说完，自己又将袜子捡起来，走到盥洗间，打开水龙头，洗净这双袜子。她心想：“我穿着它拿冠军的，得留个纪念。”一想到自己将退出球场，又哭了，哭得声音很响。在屋里的朱玲听见了，问：“老大，你怎么啦？”她停住了哭，但没有回答。几句话哪里回答得清楚呀！
在第二天夜晚我国驻日使馆举行的庆功宴会上，她端着一杯散发着清香的红葡萄酒，走到袁伟民跟前说：“袁指导，谢谢你了！”说完，自己一饮而尽。在她，这既是一怀谢师酒，又是一杯离别酒。
“老大不能走”
从首都机场回到国家集训队的驻地，已经夜色深沉。但她的姐姐和男朋友殷勤还在房间里等着她。他们代表亲人们向她表示热烈的祝贺。
曹慧英急切地告诉殷勤：“我跟球鞋、球袜永别了！”
殷勤一听这话，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他告诉她：“你们打赢日本队时，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与妈妈拥抱了。我为中国队的胜利高兴，为你高兴。”当然，他如此高兴，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他知道，领导许过愿，拿了冠军，曹慧英就引退了。如今小曹又亲口对他这么说，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一年来，小伙子利用业余时间，把一套精心设计的家具都打好了。一遍遍用砂纸打磨，磨得光滑洁净，就等油漆了。不过，小伙子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还有点不放心地问：“队里能放你吗？”
曹慧英那么自信，说：“能！肯定能放！”
说实话，就是不结婚，她也不想打球了。如今只要见到圆圆的排球，见到宽大的运动场，她就感到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又发现肺出现了毛病。医生叮嘱她全休。她歇下来了，但她的心也突然空了下来。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留恋那只大圆球，那么留恋那些患难与共的姐妹，那么留恋球队的集体……她休息了四个来月之后，袁伟民来找她了，对她说：“还有半年，我们又要去秘鲁打世界锦标赛了，你有什么想法？”很显然，教练还想起用她这个“王牌”替补。球队的姐妹们也在呼喊她：“老大，你不能走！”
老队长动心了。但他的男朋友殷勤却闷闷不乐起来。他嘀咕道：“你自己说得好好的，打完世界杯就下来，就结婚。我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消息也透出去了，可你又要归队，又要去打球。”
曹慧英笑道：“教练希望我再顶半年，队友们希望我再跟她们共一次患难，我能推却吗？再说，我的运动生命已到了尾声，让我再为祖国荣誉去拼搏一次吧，以后再想拼搏、再想出力，也没有机会了。”她说得那么实在，又那么动情。
她终于用她真挚之情把他说动了，最后他只是不放心地说了一句：“我担心你的身体顶不下来！”
的确，这次归队，与一九七八年那次归队又不同了。尽管，袁伟民完全让她自己掌握，能练多少就练多少，但她还是身子发虚。有时站着发几个球，就一身虚汗。她得每天吃中药，殷勤下了班，就骑车把熬好的药送来。出征秘鲁前，球队到沈阳训练。她就从北京带了成药吃。每次吃饭前，她都得吞服一把西药、一杯中药。队友们半开玩笑地说：“老大，你光吃药就吃饱了。”曹慧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感叹说：“我吃药。不是数粒，而是论把、论斤呀！”
有几次，她心情沉重地对周晓兰说：“晓兰，我可能坚持不到出赛那天了。”
周晓兰安慰她：“再坚持一下。你能坚持到那一天的。”
她们扳着指头数，还有一个月了。还有半个月了。还有三天了……
俗话说：“夺取冠军不易，保持冠军更难。”在秘鲁，曹慧英和她的队友们，经受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终于又捧回了一只世界冠军杯。
领完奖，坐在驶往下榻旅馆的汽车上，曹慧英望望周围的队友，动情地哭了。周晓兰看见老大哭了，也抹起眼泪来。陈亚琼、陈招娣，也过来一道哭。谁也没有说话，但她们心里都明白，她们为什么这么控制不住感情。到了盥洗室，她们一边洗去泪痕，一边又流出了新的泪水。到后来，她们也不洗了，干脆让泪水尽情地流淌。袁伟民看了这样的情景，不安地问：“你们这是怎么啦？”曹慧英终于忍不住，告诉了他：“指导，回去我们就真的要走了。”袁伟民没有像往常那样跟她们逗乐，默默地走开了。他走出老远了，又回头说了一句：“好啦，都不走了！”但他这句打趣的话并没有把姑娘们逗乐，相反，引出了更多依依惜别的泪水。
曹慧英和她的队友们，没有到真正离别的时候，依依惜别的泪水就已不知流了多少！
有情人终成眷属
刚回北京，未洗去世界锦标赛的征尘，曹慧英和她的队友们，又乘坐巨型747客机，飞往印度，在新德里参加了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为我国在亚运会上金牌总数超过日本而贡献了最后一分力量。
一九八三年初，曹慧英和她的队友杨希、孙晋芳、陈招娣、陈亚琼一起，终于引退了。送别会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开的。大家默默地坐着，没有人说话。袁伟民说：“过些天，我站在队伍面前，再也看不见你们这几张熟悉的面孔了……”话未说完，哭声蓦地响起来了，曹慧英把脸深深地埋进队友的怀里，唏唏嘘嘘地哭泣着。队友又将脸埋在曹慧英胸前哭泣着。屋里哭成了一团。曹慧英真有一肚子离情别绪想说，但此刻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队友们也一样，光哭泣不说话。送别会就在这一片唏唏嘘嘘的哭泣声中结束了。会后，袁指导代表球队送给这位屡建功勋的老队长一只洁白的排球。球上用黑油笔写着几行粗大的字，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战友们的深情。
她捧着这只有历史意义的大圆球，回到了家——刚刚布置就绪的新房。深棕色的组合柜，红色的油漆地板，造型新颖的深色沙发……她与殷勤已经领来结婚证，第二天就要启程旅行结婚。
殷勤把这只洁白的圆球，陈列在组合柜里。这个组合柜，是殷勤自己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的，专门有一格是陈列曹慧英的奖杯、奖章和留作纪念的排球的。他对曹慧英说：“这不是为了炫耀你的荣誉，不是的。这些奖品，都是你用汗水、心血、青春换来的，紧紧地联系着你的生命。看到它们，你就会想起过去的一切，想起你的事业，想起你这些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曹慧英很感激丈夫的良苦用心，他是一位多么实在，多么能体贴人的亲人呀！
她第一次与他相识，是一九七八年秋天。那时，她刚刚从医院疗养出来。在肺结核病防治所里，女护士长曾经关切地问过她：“小曹，你有男朋友了吗？”她直摇头。这位身高一米八○的二十四岁姑娘，连想都没有往爱情上想过呢！女护士长笑笑，说，“暂时没有，也好。你的身体，经不起强烈的刺激。”曹慧英明白女护士长说这话的意思。在她的女病友中，就有几个因为得了此种疾病，男朋友跟她们吹了。可是她的姐姐不是这么想的。她想，领导上、队里、亲属都很关心妹妹，可妹妹还是缺乏一种别人代替不了的男朋友的爱的温暖。曹慧英刚出院，她就为妹妹领来了一个身高一米九几的青年工人。
姐姐把妹妹和客人支到阜成门立体交叉桥，让他们去自由交谈。
曹慧英心里想：“殷勤，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真逗。”虽然她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姑娘，但此刻却有点羞怯地伫立着，等待对方先开口。
殷勤总算开口了：“你就是国家女排的那个曹慧英吗？”
曹慧英心里直想笑，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这不是明明没话找话说吗。但她还是冲他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不去苏联打比赛呀？”殷勤又问。
曹慧英没有马上回答。她打量了一下站在身边的殷勤。他穿着朴素，头上戴一顶棕色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挡住了一半眼睛。他被曹慧英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头更低了。
曹慧英心想，这是一个老实人，我不能瞒着他，什么都得告诉他。她一股脑儿地往下说：“我的腿断过，刚做完手术。膝关节还固定着钢丝。我的肺也有病，刚从医院出来……”
殷勤被姑娘惊人的坦率感动了，他说：“你的病，好治的，心情要愉快一些。往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尽管说。”
此后，殷勤老派他妹妹去看望曹慧英。被子脏了，衣服脏了，他都叫妹妹给拿去拆洗。他们来往渐渐多起来了。在一次闲聊中，他告诉她，他小时候很爱学习，学习成绩也不错，可“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给耽误了，说着说着，他难过得掉下了眼泪。曹慧英猜到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安慰他说：“行行出状元。只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好好干，就对国家有贡献，就有出息。”殷勤听了这番话，心里很感动。她虽然名噪中外，但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他喜欢她的这种性格。
不过，也有人劝过曹慧英，说像她那样的模样、名气，什么样的人找不着。那意思是，她应该不失时机地找一个门第高一些的人家。曹慧英有自己的爱情观。她认为，情人之间，不能讲金钱地位，而应讲情投意合。她不为旁人的议论所动，执着地追求着真正的爱。
那是从日本世界杯赛回来后的一天，医生告诉她，她的肺又出了毛病。回到宿舍，她拿起电话：“殷勤，我有件要紧的事，晚上跟你说。”
夜幕降临时，曹慧英和殷勤相见了。她心情沉重然而又很果决地对殷勤说：“我担心我的身体会拖累你……我看咱们的事就算了，你另选一个吧！”
没想到，殷勤不但不感激她，反而火冒三丈，气呼呼地说：“你以为，你说出这种话就有多高尚吗？”一气之下，他不辞而别了。
她后悔伤了他的心。自从认识他以后，他苦苦地等待她，日夜为她操心，而她却往往忙得、累得顾不上他。她记得，一九八一年初春，她在湖南的一个小城——郴州集训，他出差路过，给她捎了点东西来。可队里有规定，集训期间谢绝会客，尤其是谢绝男朋友的来访。她给他去过信，告诉他队里的规定，可他还是来电报，说要在郴州下车给她送一点东西。她拿着电报，胆战心惊地找袁伟民：“我叫他别来别来，可还是来了……”袁伟民谅解这位二十七岁的老队长，欣然说：“你去接他一下吧！”在车站，他将带来的东西交给她，怀着歉意说：“我不愿下车，妈非要我送来。东西给你，我不进去了，在街上转悠转悠，下午就走。”后来，他虽然到队里去了，却在场上帮着捡了整整半天球。
相见难，殷勤就寻找寄托感情的办法。夜里，他拿着绣花针，一针一线绣了一个枕头。有一次，他悄声对她说：“慧英，送你一个绣花枕头。”她笑问：“谁绣的？”小伙子说：“我！”她咯咯地朗声笑了起来，说，“真逗，男孩子还会绣花！”弄得殷勤的脸红了好半天……
第二天，殷勤自己找上门来了。他没有提头天晚上的事，只是给她送些吃的东西，安慰她说：“多注意身体。”
她和他，是一对真正的有情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新房里，不知谁给挂上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三个字：“长相知。”字是用墨写在洁白的宣纸上的，墨色很浓很浓。曹慧英最喜欢这件礼品。她觉得，这位送礼人真是太了解自己了。
客人散尽，新房里一片静谧，新郎新娘沉浸在幸福中。
他们结婚一年来，始终相亲相爱，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和和睦睦。曹慧英感到自己生活得幸福，她常常感触万千地对来访记者说：“看来，在爱情上，我也走对了路。”
每当曹慧英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总是说：“在这条路上洒满了党的阳光和雨露。我的幸福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土壤中的。”
她那令人羡慕和赞叹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生涯虽然已经结束，但人生之路继续在她眼前伸展着。不久前，她被任命为“八一”体工大队科研处的副处长。她还想在一个写女排的电视连续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她又开始举足迈步了。但愿她在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回顾起自己走过的路时，仍然能像今天回顾运动生涯之路一样，感到充实，感到自豪，感到欣慰。
1984年初于北京